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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莱尔斯:最好的奴役伎俩就是不断限制他的语言

来源:上河卓远文化(微信公众号) |   2018年04月17日09:38

本文选自菲利普·索莱尔斯即将出版的思想文化评论集《无限颂:谈思想文化》,原文标题《永远的尼采》。本书是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菲利普•索莱尔斯百科全书式的文化思想汇编。

 

永远的尼采

文 | 菲利普·索莱尔斯

译 | 刘成富 房美

 

如同所有伟大的思想家一样,尼采并没有过时,也没有被战胜;没有因时间的残酷而被抛弃,也没有因历史的激变或因其精神的崩溃而被遗忘掉。尼采超越了那些七嘴八舌的追随者以及人云亦云的反对者,正缓缓地向我们走来。当代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虽然我们现在很少提及他的名字)说得好:“(尼采的)基本思想穿越了拥护者和反对者的人潮,却一尘不染。”有关当今世界的解体,尼采是赞成还是否定呢? 我们或许能够从他始终如一的哲学思想中找到答案。

在《快乐的科学》中,尼采借用疯子的话直言不讳地说:“上帝死了,我们把上帝给杀死了!是你和我一起杀的!咱们大伙都是凶手!我们是怎么杀的?我们怎么才能把海水喝光呢?要擦掉整个世界,谁给我们海绵呢?我们把地球从太阳的锁链下解救出来之后,该怎么办呢?地球运行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运行到哪里去呢?会离开太阳吗?我们会一直往下坠落吗?向后,向前,向旁侧?还是全方位地坠落呢?有没有上下之分?我们穿越了无穷的幻景,是否会迷路呢?”尼采狂放的文风跃然纸上。

上帝死了吗。二十世纪末对于这一命题,抗议之声似乎此起彼伏:怎么,上帝死了?上帝,上帝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上帝及其衍生物披着原教旨主义、宗教狂热主义、新教权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外衣,又回到了我们中间,就连言辞犀利的哲学先驱伏尔泰(虽然我们已把他忘记)也承认上帝的存在。上帝没有死,他一直会存在下去。

退一步说,假如上帝死了,战争、暴政和屠杀等灾难就很容易爆发。究竟会不会爆发?有可能,但这个证明不了什么。

再者,上帝,是哪个上帝呢?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有形的上帝。在理性的影响下,持久而牢靠的经验,即为上帝。因此,宣扬无神论也就成了我们的毕生工作。人成了上帝,代替了上帝。上帝在彼世不存在,而且来世也不能给我们所谓的救赎。天堂里空无一人,人会不会在通往来世的路上踽踽独行呢?庆幸的是,仍然有一部分人相信上帝的存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耐心地向他们证明,有形的上帝并不存在。简言之,假如上帝不存在,我们至少就得杜撰出一个来加以驳斥。因此,“上帝死了”是荒谬的。

但是,尼采大胆地宣称上帝死了,而人就是其凶手。地平线消失了,地球远离了太阳。人通过否定、遗忘和虚无的意志,或者说,消灭任何思想来做出反应,因为这种思想对于信的人和不信的人都是无法容忍的。不要再想了,不要再思考了。所以,我们必须更加谦虚、诚朴、细心、守纪律:“卑微、热忱、有善心且谦虚,这就是你想要‘好人’吧?我认为那只是个理想的奴隶,一个未来的奴隶罢了。”为了向“未来的(也就是说今天的)奴隶”掩盖奴役的真相,只要每天向他反复强调他拥有的权利,使他陷入权利观之中,一直到他同意不再对目的地发问,也不再对其本质质疑。最好的奴役伎俩就是不断限制他的语言。谁敢说我们没有这么做呢?

对于尼采而言,形而上的解体意味着最高价值体系和传统哲学体系的解体。随着最高价值的丧失,进步、幸福、科学、文化连同文明本身的价值信仰也随之遁入虚无。很多人对尼采的这一观点不以为然:虚无主义难道不是异端邪说吗?在理论上,难道没有给很多野蛮性行径(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大开方便之门吗?难道尼采不该对非人道主义事件的空前爆发负有责任吗(就像伏尔泰和卢梭要对法国大革命负有责任一样)?“究竟要多少个世纪,人们才能理解一个智者的话呢?”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是,我们真的理解伏尔泰吗?尼采是灾难的先知,他渴望毁灭。他精神错乱,但从来没有描绘过世界末日。尼采认为,即使面对比文明中的“不满”严重得多的问题,我们也不会走向末日。恰恰相反,本来就没有一个结局。没有开头,哪来的结束?即使人们控制了整个地球及其资源,成了再生产的主人(新的种族主义狂热的出现,就是受其影响),但还是不能控制对自我的控制。

因此,需要有个“超人”,但“超人”是不易出现的,而且会带来劣等民族论蔓延的风险。上帝要死了,上帝死了,说到底,上帝沦落为一个很可怜的人。因此,随处可见这样的情形:怨声载道、勉强承认的绝望、极度的虚情假意(用欺诈来掩盖怒气)、信教者强烈的优越感,玄学变成了心理学,为了生存下去,对上帝的轻信也变成了对历史的信仰。虚无主义已发展到这个地步,无处不在,深度的行动没有一点“人性的”东西。不管是通过理想的道德思想,还是通过反虚无主义的夸张言论,人们都无法挽救。确实,虚无主义越走越远,越走越低俗。但是,虚无主义者们并不这么想。

“为价值理念而奋斗”笑话因此而产生,人们可以将之当成耳旁风。假如,在彻底的虚无主义(尼采所说)中“最崇高的价值观贬了值”,那么价值观的概念本身也就陷入了危机,这是任何意志也无法阻挡的。我们会听到对积极的理性或抽象的人道的辩护,听到对良知和对他者尊重的呼唤,各种权力也越来越向这一方向发展。所有这些都是“善”,我们赞同这种“善”。遗憾的是,用一句名言来说,这种“善”的手伸不长。或更确切地说,“恶”并没有因此感觉不好,而是感觉越来越好,这太令人意外了。

思想变化了的教士对上帝进行低调处理(而且怀疑),但是,忠实的信徒却杜撰出更加严厉的教士,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上帝继续活下去。一方面,人们期盼更多的宁静、理解和善举;另一方面,人们一边挥舞神圣经文一边叫喊,无端的暴力越来越多。

两个过程合而为一。人们越谈论文化,就越容易证实非文化不断抬头;越说上帝存在,就越能听到唯一的证明方法就是杀掉其同类;我说过我反对任何排挤行为、尊重他者吗?毫无疑问。但是,我每天的实际行为都在驳斥我。我坚信理性吗?不对。我不停地主张无梦之眠,一种深层的睡眠状态,类似感应性的佛教,这种宗教的发展伴随着普遍的文盲。我要完善信息、交际和尖端技术吗?我得到了自相矛盾的东西,被轻信和宗派淹没了。我鼓吹爱情吗?到处是怨恨。鼓吹性解放吗?流行病到处蔓延。鼓吹妇女解放吗?保守主义倾向越来越激进。

因此,是否该陷入绝望呢?不应该。虚无主义有自己的逻辑,跟历史的波折或是“堕落”无关,而是跟形而上的历史有关。尼采没有回避这一点,而是认为只要将之推翻(永恒的回归、权力意志、价值观的改变)。尼采是最后一位伟大的形而上的思想家,使我们一否定(就是说常常)形而上就变成了人。

海德格尔写道,“在尼采所进行的反叛之后,形而上哲学只得自身变得邪恶。”吸引我们的恰恰是这种变质的行为,也就是越来越明显的冷漠和荒谬的主宰。怨恨和复仇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也是任何时代的病根。为了不被淹没,我们与生命和时间就必须建立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

道德呢?“对道德的评判和谴责,是精神匮乏之人针对精神丰富之人最喜欢采用的报复方式”;“奴隶的爱与他的恨一样,并没有什么区别,刻骨铭心,直至痛苦,直至病态。长期掩饰的痛苦反抗着那个似乎在否定痛苦的好感。”

再者,“奴隶愿意相信,即使他人的幸福也不是真的。”

我列举了三段话,目的是为了让人听到尼采“箴言”,实际是些本质的东西:风格。这关系到三个很好的问题,人们可以自问,也可以问当代人。

1889年1月6日在都灵,在一封被情绪化所渲染的信中,如同荷尔德林的思想一样,尼采激动地写道:“我每时每刻都在为这个古老的世界感谢上苍,人类表现得不够简单,不够沉默。”

试着听进耳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