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阅读史的“内在传统”?

吴亮的长篇小说《朝霞》发表后风生水起, 评论不断。小说讲述“文革”时期上海的一群青少年的故事, 被笼罩在普鲁斯特式的回忆流程中, 而错置倒插穿越时空、碎片拼贴的叙事手法具有“反小说”的先锋文学的特征, 一致认为难读, 因此被称为“批评家中的批评家写给作家中的作家的书”, 或是“批评家中的作家写给作家中的批评家的书”。评论者力图透过由复杂的叙事装置所造成的层层迷雾读出小说的内容, 首先出场的“邦斯舅舅”令人想起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 他是主人公阿诺眼中的“情圣”, 在他的引导下阿诺完成“情感教育”。小说描写邦斯舅舅对朱莉的数十年痴爱、阿诺对宋老师的暗恋、与殷老师的突发恋情以及与邻家女孩纤纤之间的拍拖, 赋予小说以一种浪漫情调。使读者更富遐想的是阿诺对欧洲爱情小说着迷, 尤其对巴尔扎克情有独钟, 在他眼中十九世纪的巴黎“反向地变成上海, 一座革命、混乱、停滞、匮乏的城市”。城市无所不在, 南京路上的翼风航模商店、花鸟商店、中央商场等勾起久已消逝的记忆, 而《朝霞》刻意重现宏大历史中的芸芸众生, 从弄堂“后窗”窥见他们的欲望世界, 甚至把男欢女爱与街巷流窜的猫鼠扣联在一起, 以致有人赞叹“辉煌的思想, 在辉煌的老鼠和辉煌的城市中不断地流淌”。

《朝霞》具个人回忆性质, 却以扑朔迷离的艺术手段创造出阿诺等十数个栩栩如生的青年形象。程德培指出:“阿诺及其伙伴孙继中、艾菲、江楚天、李致行、沈灏、纤纤、林林、东东、马立克他们的成长故事是我们进入《朝霞》的主干道。”通过详细分析, 他认为这一“成长故事”属于一种反高潮写法, 阿诺这些人像一群“寄生虫、社会闲杂人员、多余的人、卑微者、罪犯与贱民、资产阶级的遗老遗少, 他们像废品一样被遗弃”。他们生活在不安与惊恐之中, 好似“革命之后的残余之物”。因此作者扮演了本雅明所说的“一个黎明时分的拾荒者”的诗人角色。的确, 虽是一部描写青年一代的成长小说, 与发轫于十九世纪的欧洲受资本主义机制成功锻造自我的成长小说大异其趣, 就书写“文革”而言, 既不属阳光灿烂的童年回忆, 也不落知青文学的伤痕或怀旧的窠臼, 若是写上海也非追求霓虹魔都或油米酱醋弄堂市井, 一切都处于阿甘本式模糊混沌的“例外状态”, 虽然上述种种镜像的蛛丝马迹在小说里随处可见。再说得确切些, 如一部以“文革”上海为背景的介乎纪实与虚构的回忆性影片, 众多小伙伴及其家族成员在扮演日常生活, 但镜头剪接与时空穿插的复杂迷离较维尔托夫《携着摄影机的人》或较格里耶《去年在马里昂巴》更有过之, 似有意在二十世纪以来“图像转向”的潮流中激活强化戈达尔式的文字功能。

有些评论更关注《朝霞》的思想性, 黄德海对小说中阿诺这一“旁观者”的提示加以阐述, 指出小说含有“双重的反思”特征:“既有当事人彼时彼地的反思, 也有叙述者对此时此地的反思——人物各自行动, 却非有意地不时停下来, 思考自己置身的社会和生活;在此之外, 则是叙述者在写作当下非常自觉的反思。”这种反思很大程度上与小说里大量议论有关, 确实, 议论随处可见, 约占全书百分之十五。这对于一般把小说等同于讲故事来说是犯忌的, 然而吴亮却有意为之, 也造就了《朝霞》的独特之处。不过细看这些议论并非正襟危坐的道德训诫或枯燥说理, 有的给情节和人物做点评, 有的反思历史, 有的天马行空般表达哲理, 正如张屏瑾说:“我们所读到的这些生机勃勃的思辨内容, 完全是针对时代的精神状况的一种正面出击。在我看来, 《朝霞》从精神角度恢复了城市小说的这一种重要的活力。”她还指出:“逆反的狂想、激越的诡辩、咬牙切齿地解构, 构成了《朝霞》大段大段的议论, 与之呼应的是小说中男孩子们不断积累的读书札记。”多半由于“议论”与“读书札记”的链接, 她认为这部小说是“六七十年代敏感与自觉心灵的精神史”, 阿诺一代是“先锋者与叛逆者”, “他们自我熏陶、自我教导、自我塑造, 一种特殊的自我启蒙的方式, 决定了他们将要进入历史的方式”。《朝霞》中大量描写涉及阿诺等人如何千方百计找书阅读的情况, 有的一边阅读一边做“读书札记”。与此相关, 正如许多批评者提到吴亮在2011年出版了《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一书, 是他在七十年代的回忆录, 其中很大部分是他的阅读史, 王春林郑重指出:“《我的罗陀斯》与《朝霞》之间内在关联, 绝对不容轻易忽视。”前者是后者的“前文本”, 两者的区别是前者属于“非虚构”, 后者是“虚构”的。《朝霞》怎样描写阿诺们的阅读史?与《我的罗陀斯》是什么关系?这些对于理解小说的内容与精神特质至关重要, 迄今尚未得到批评的充分关注, 事实上小说在开卷伊始就谈到“阅读史”:

写作欲望被一种难以忘怀的童年经验唤起, 不断强化它, 终于成为一个意念, 挥之不去, 阅读通过文字把各种各样故事传递给我们, 经年累月, 我们忘记了大部分故事却记住了语言文字, 我们每个人的阅读史, 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在传统, 独一无二的传统, 不可替代的传统, 写作就是把自己的传统想办法传递出来, 让它成为一个物质存在。 (第3页)

《朝霞》在2016年《收获》春夏卷刊出, 全文编为0号至99号共100节, 同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单行本, 在小说开头增加了一节, 编为-1号, 这是吴亮新增的, 意在为初版做某些补充说明, 实际上反映了他对整个小说的某种反思, 这一节8段“议论”性质上相当于序言, 对于读者来说当然有导读作用, 而上引这段话是最后一段, 重点落到“我们每个人的阅读史”, 由是引出更多问题:“每个人内在传统”由“阅读史”构成, 所谓“内在传统”也可说是一种“自我”的文化建构。如果《我的罗陀斯》是吴亮一己的阅读史, 那么《朝霞》要建构阿诺这一代的阅读史, 且要体现每个人的阅读史, 这对于小说创作不仅是一种新的大胆尝试, 而且怎样用文学手段来达到这一点, 都具挑战性。作者抱定宗旨要把它写出来, “让它成为一个物质存在”, 实际上这一“物质存在”由历史记忆所构成, 其“存在”价值取决于它的精神及其对于将来的意义。作者这么说听似低调, 却含有一种自信。

二、从《我的罗陀斯》到《朝霞》

阿诺似吴亮, 只要把《朝霞》和《我的罗陀斯》稍加比照就可看出, 甚至有人指出两人的年龄都一样, 但阿诺是阿诺, 吴亮是吴亮。的确, 两部作品同具回忆性质, 但回忆录与小说的思维方式不同, 《朝霞》近三十万字, 在五个月里一气呵成, 如吴亮自言, 创作过程好像“与空气做爱” (第3页) , 似处于一种欲仙欲死的迷狂想象状态中, 其实很大程度上这部小说的灵感及表现手法与“当代艺术”相关, 这方面笔者另有述评, 所以回忆录为小说提供了什么而小说又如何将真实转化为虚构, 是个富于兴味的课题。《我的罗陀斯》中不少笔墨写到他的父亲, 一个托洛茨基分子, 政治上不免一番坎坷, 如书中一张照片, 墙上挂着一幅列宁像, 他父亲站在下面, 那是吴亮在1971年拍摄的, 成为珍贵的家族记忆。他父亲喜欢看书藏书, 因此吴亮深受影响, 小说里没有写到这些, 阿诺的父亲谨小慎微, 戏份很少。吴亮有个四舅, 在回忆录中提到他被打成“右派”被遣送到青海劳改, 又回上海找他的从前做过舞女的女朋友, 他在《朝霞》中是阿诺的四舅, 从前的舞女变作朱莉, 却不像回忆录中两人情事一笔带过而敷衍成几乎贯穿始终的悲喜交集的罗曼史, 且与阿诺的成长紧密联系在一起, 成为家族传奇的主要部分。

为回忆录所无, 《朝霞》中阿诺称四舅为“邦斯舅舅”, 借用了巴尔扎克小说的主人公来昵称其舅舅, 却值得咀嚼。在《我的罗陀斯》中《巴尔扎克之眼》这一章里吴亮细述他如何情迷巴尔扎克而阅读其小说的种种体验, 似乎顺理成章在《朝霞》中把这“巴尔扎克之眼”安置在阿诺头上。像少年吴亮一样, 阿诺把上海与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做比较, “上海就是另一个住满了革命党和乡下人的东方巴黎” (第219页) 或者“巴黎到处留下帝政时代的痕迹。但是上海有相同又不相同, 因为上海虽然也有过一个民国的旧上海, 可是它的痕迹都被铲除了, 覆盖了, 封存了, 破坏了, 消灭了……” (第144页) 。但是阿诺的“巴尔扎克之眼”弥漫于整个小说的想象空间, 从苏州河、黄浦江码头、中央商场、花鸟商店到猫鼠流窜的弄堂, 到男女幽处密室的旖旎风光, 以褪色底片的画面、电影倒片的回忆、隐喻与复调等修辞、诗性的语言, 仿佛在巨大灰色布幕上展示了激进而颓败的上海。当然不仅是城市, 如阿诺青春骚动的眼中与“邦斯舅舅”的称呼相似, 他周围的女人朱莉、纤纤、沈灏妈妈、翁史曼丽、殷老师等与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羊脂球、司汤达的德瑞那夫人、普希金的塔吉亚娜等艺术形象重屏叠影。阿诺崇拜巴尔扎克, 还读了许多外国爱情小说, 小说似有意强化这个虚构人物的广阔视野。从这一点来看《朝霞》, 如叙事者声言, “这是一种说服自己的写作, 一次反普鲁斯特和法郎士的特殊使命, 为此不惜退回到巴尔扎克甚至司汤达, 它向过去开放” (第355页) , 显出这部小说更向十九世纪写实主义致敬的意味。

《朝霞》的叙事本来就有时空错乱、碎片拼贴的先锋文学特征, 而阿诺不只是“巴尔扎克之眼”, 小说中十九世纪的巴黎与上海, 男男女女与西方文学中的人物互相观照、错置或重叠, 使小说带有“套中套”“戏中戏”的叙事装置, 由是标志着作者摆脱自传的羁绊而飞翔在想象的小说世界里。另外, 《我的罗陀斯》中所谓“不断修改我的记忆” (第2页) 、“私人回忆, 似乎就是一种有利于安抚我们的错觉” (第121页) 等, 吴亮不时质询自己记忆的真实性, 而在《朝霞》中有关记忆的文本大为增加, 吴亮似仍在场, 然其所面对的与其说是回忆, 毋宁说是创作:“每一次回忆都是新想象”, “写作欲望被一种难以忘怀的童年经验唤起, 不断强化它, 终于成为一个意念, 挥之不去” (第3页) 。这种“写作欲望”必然充满“影响的焦虑”, 也不得不臣服于创作的铁则, 所谓“时间偏离了它的轨道, 说故事的人也会偏离他的初衷” (第251页) 。或“历史根本无法重新被照亮, 问一个问题, 最后得到的回答经常是离题万里” (第288页) 。

阿诺被赋予多情内向的性格, 就不免酖于回忆, 当然作者因此获得更大的自由而展开其恣肆探索虚构叙事的极限。如写到阿诺回忆与殷老师初试云雨的一夜情, 似“流奶与蜜”般缠绵悱恻荡气回肠。阿诺对自己逝水流年的追忆必然是图像化梦幻化的:“在那个时期成长, 命定会在将来回忆它, 而它已消亡, 以梦的形式, 图片的形式, 以文字的形式” (第83页) , 也好似在向文青传授写作心得, “你所有的回忆, 包括被遗忘的, 残缺不全, 仿佛是别人的经历, 电影教会你讲话, 构思第一次约会如何开口, 想象你和她怎样对话, 你那时候就对舞台对白有了心得, 无师自通……” (第102页) 。这里所透露的正是创作过程的千姿百态, 同样如阿诺回忆起五岁时的一个梦:“回忆恍若电影中断的插映广告, 闯入另外一部电影花絮, 见异思迁, 一边尚未结束, 一边在布下诱饵, 仿佛不断从睡梦里醒来却仍在睡梦里 (第123页) 。”有趣的是《朝霞》中大量有关记忆的描写与议论把作者与小说人物、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呓语般反思似真似幻地交织在一起, 构成小说自身创作过程的十分繁复的“元批评”话语, 对于《朝霞》的先锋性来说发挥了强化的功能。

从《我的罗陀斯》到《朝霞》是一次足具野心的飞跃, 与其说后者从前者汲取素材, 毋宁说源自一个“挥之不去”的“意念”, 驱使吴亮自坠于迷狂之渊而完成这一“当代艺术”之旅。同样作为小说主干部分的“阅读史”也脱胎于回忆录, 却完全按照艺术想象的手法被重新建构, 并蕴含历史反思的重要主题。

三、“另一个世界”的阅读之旅

《朝霞》里最初出场的阿诺们是一群活泼调皮的孩子。“文革”中大人们在搞运动, 他们也成立组织闹革命, 却好似一种“实践游戏”, 从模仿中得到“快感”, 就像平时下棋、打牌、捉蟋蟀、养金鱼、做航模、拉单杠撑双杆举杠铃一样都具“游戏”性质。某个夜里阿诺、孙继中、江楚天和李致行进入培文公寓爬上八层楼的大露台, 列队站在星光之下, 在“游戏式的舞台”上宣告成立“反到底战斗队”, 获得了一种拟似的革命主体意识。不同弄堂的“游戏”有不同的地理文化, 在大人们眼里阿诺、艾菲和沈灏这“三个男孩子都文静, 不像渔阳里那帮野蛮小鬼, 在狭长的弄堂里踢足球, 踢碎玻璃窗, 踢猫咪, 踢垃圾箱, 斗蟋蟀, 斗鸡, 橡皮筋弹皮弓打路灯电灯泡比赛, 一群闯祸坯, 阿妈说他们是没爷娘教训的小流氓” (第224页) , 阿诺们住在隆康坊, 家境和文化背景要比渔阳里的孩子们较为优越, 玩耍有“文雅”“野蛮”之分。阿诺们除了打扑克牌下象棋陆军棋之外还做航空模型, 另有一种共同爱好是编制怎么去老城隍庙或和平公园的地图, 这些当然是更为高级的。

阿诺们也喜欢看书, 1972年前后他们纷纷毕业踏上社会, 与游戏时代告别, 使阅读产生一种自觉。东东在“隆康坊东面地盘白相的弄堂模子当中有点小名气, 样样要摆魁”, 然而1972年之后“他躲在家里除了做航模养金鱼, 据说开始发奋读书了” (第73页) 。阿诺被分配在一家工厂里, “每每混到病假条, 如果是一天, 有时候只有半天, 他一定用来看书的, 当然不是看家里还遗留下的那些书, 而是抓紧时间看明天或者后天就要还的书, 这些书通常就是厚厚的外国翻译小说, 偶尔也有中国章回小说, 借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 很可能昨天熬夜看了半部《说唐》, 今天就赶快读《约翰·克利斯朵夫》, 接下来就有一本《亚森·罗宾探案》等着你了, 这些书都不是白借的, 那个年头大家传来传去借书看书的年轻人都懂其中规矩”。 (第162页) 对于“文革”中年轻人借书看书的情况这一段描写十分到位。学校停课闹革命, 阿诺他们大多成了“逍遥派”或“旁观者”, 无所事事, 读书为了打发无聊, 为了消遣, 然而由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驱使, 贪婪流传阅读那些属于“文革”开始时作为“破四旧”对象的“封资修”书籍, 则带有偷食禁果的意味。围绕着阿诺这一中心人物, 由他的伙伴们以及各自家庭成员编织成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 除了他们之间发生的不乏出轨、性虐之类的感情纠葛, 他们的阅读史构成小说的另一主题。阿诺借书主要通过两个来源, 一个是邻居林林和东东兄弟, 另一个是江楚天以及江楚天的邻居牛皮筋, 认识马立克之后又多了一个渠道。当然林家兄弟、江楚天等又有自己的借书圈子, 涟漪般波荡开去又互相交错吸纳。

清晰交代众多人物的家庭出身与阶级成分, 在巨大社会运动中发生不同的遭遇, 与历年各项国家政策与政治运动密切相关, 同中有异的生活习性阅读兴趣和性格类型, 这些叙事不由得令人想起那个红彤彤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或现实主义典型人物, 由是给阿诺们的描写更增一重机制性的历史真实感, 也是作者对记忆做知识考古挖掘的结果。他们所读过的书单看似林林总总却各有分工, 这方面有一段对蹉跎十年中年青一代的知识状况做总体估计的叙事, 如马立克和林跃华 (林林) 比老三届还早些, 原先学理工科, “文革”开始后一切政治挂帅, 专业就荒废了, “他们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剩余思考力与求知欲转向了政治哲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甚至神学”。 (第353页) 然而在小说里这两人读书笔记的内容十分不同, 林林钻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政治理论, 也涉及唐太宗和臣下讨论治国方略等。马立克则对世界史、古希腊和启蒙时期的经典和神学有兴趣。另一方面阿诺这一代比老三届小些, 在“文革”之前“连起码的科学启蒙和科学常识教育都没有在课堂里听老师好好讲过”。但“所谓少年, 他们随身拥有的只有三样东西:饱满的精力、天真的理想及奇奇怪怪的想象力, 这是多么珍贵、又是多么容易惹出无限麻烦的三种力量啊”! (第353页)

怎么通过阅读史写出这青春躁动的一代?这不容易。小说叙事展现了惊人的活力, 它把各人脾性、知识兴趣和各人之间相互关系表现得有条不紊, 且通过交谈、书信、笔记、日记等显示各人思想动态。所谓性之所近, 他们各有专攻, 阿诺读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茶花女》《高龙巴》《初恋》《欧根·奥涅金》等许多欧洲爱情小说, 这份书单足使他“情窦初开”而浸入异域爱情狂想之河, 觉得“似乎只有欧洲人对男人女人的解释最符合他心愿” (第45页) , 由是他的爱情观似乎带有世界主义的色彩。此外他还读了罗兰·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卢梭的《忏悔录》、普希金、托尔斯泰和马克思, 文化视野开阔了起来。阿诺和江楚天喜欢谈论爱情小说, 后来认识比他大七岁绰号“牛皮筋”的翁柏寒。有一回阿诺对江楚天说:“牛皮筋讲你江楚天盯牢他借爱情小说, 还指定啥个作家写的, 开始嘛笼统要看俄罗斯小说, 现在指名道姓要司汤达小仲马和莫泊桑, 还说你为了谈恋爱, 活学活用 (第173页) 。”翁柏寒“最喜欢男女爱情小说”, “藏的书床底下塞了好几箱”。年轻人从小说学习谈恋爱是感情需要, 而欧洲爱情小说也会起到文明规范的功能, “盯牢”很能传达饥渴程度, 要像学习“最高指示”般“活学活用”也是一种聪明挪用。小说没写江楚天是否活学活用, 然而阿诺就像“保尔·柯察金对朱赫来, 纤纤是他的冬妮娅” (第113页) , 阅读刺激了想象的荷尔蒙, 和小说爱情生活在一起。

阅读形塑了他们的性格和阅历, 也成为测验和角逐智力的场域。沈灏和东东朝军事科技、科幻文学方面发展。东东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 沈灏要低几届, 连初中物理化学都没有机会接触, 在东东做成超过翼风航模商店橱窗样品的一架米格-7歼灭机面前佩服得五体投地, 也从东东那里听到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但是沈灏受了父亲的影响, 听了许多军事技术方面的故事, 也能接触到一些非保密级的军事技术方面的资料, 又自己研究科技史和阅读科幻小说, 几年后倒过来东东成了沈灏的学生, 忘乎所以听他讲火箭发展的故事, 后来成为军事迷想要当军人 (第248页) 。另一例子是阿诺在上海图书馆认识了比他大十四岁的马立克, 五十年代末马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大学读书, 酷爱哲学懂得数种外文, 是个知识精英。阿诺起先还与他争论哲学问题, 有一天偶尔翻阅了他的笔记本, 即刻被一些艰深的名词和理论所晕眩, 才明白“两人在智性与博识之间的巨大差距” (第109页) 。此后阿诺以马立克为榜样, 白天工作晚上熬夜读书。

回到前面引述的作者告白:“我们每个人的阅读史, 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在传统。” (第3页) 为了体现“每个人的内在传统”, 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传统, 不可替代的传统”, 小说对各人的差异性详加描绘, 从而表现了细节的力量!的确, 这种“细节”意识渗透在字里行间造句遣词之中:

回述一个情节就是重塑一个情节, 它子虚乌有, 是语言, 将一切心里想的、幻觉的、错置的、被刻意修饰的、自我伪装的、精心回避的内在经验、意识、渴望、疯癫以完整或分散的形式进入一种个人化的字里行间, 换一个词或挪动一个词都会改变你想召回的世界、别人的世界, 这个世界之中有无数的小世界, 如同邦斯舅舅所讲的植物分类, 目、属、科直至个体:最后的单元, 所有的戏剧性, 都浓缩在每一个瞬间即逝的有形无常的情节中, 啪啪啪! (第76页)

在大千世界宏观观照之中摹写芸芸众生的一个个“小世界”, 不光如邦斯舅舅所讲的“植物分类”以及他在给阿诺母亲信中不厌其详地开列大白菜和卷心菜的维生素元素等, 另如马馘伦教授翻译的拉伯雷食单, 孙继中爸爸收集的各种邮票, 从翼风航模商店买回的舰身主体、炮塔、舰舱、甲板等, 似乎显示出作者的博物学癖好。确实, 作者沉溺于记忆的打捞工作, 显示出在世态人心的精确把握与讲故事的巨大潜能, 而对于日常生活的细节描绘与无厘头碎片理性呓语之间形成一种充满张力的吊诡叙事。然而这么刻意表现每一个人的阅读史, 怎么来理解这一代的精神成长史?与“小世界”相应的, 细心的读者可读到小说中另一段与“阅读”及“另一个世界”有关的议论:

旁观者态度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 他许多经验都先由观察得来, 还有良莠不齐的阅读, 饥不择食阅读, 沉溺在形形色色书里, 世界消失了, 世界在书本中, 世界在世界里, 缩影关于世界的概念与描绘, 用来掩盖世界的另一面, 被这个世界封锁的另一个世界…… (第10页)

“旁观者”是阿诺们的集体人格, 阅读中他们在对人类知识、历史文明的探索与对话中、以逆袭反智时代的方式建构了各人的“内在传统”, 成为他们的集合主体, 生活在“被这个世界封锁的另一个世界”里并完成了自我启蒙。因此为学者们所论及的阿诺一代的“精神史”, 在具体的历史空间里是“文革”中年青一代心灵中的“另一个世界”, 由此可以说《朝霞》是一部以人类文明断裂与接续为主题的小说。他们所阅读的基本上是共和国时期出版的所谓“封资修”书籍, 内容涵盖人类文明人文的知识与精神领域, 这一点如北美“莫扎特式”天才史学家列文森在《革命与世界主义》一书中所表示的, “文革”之前中国对西方文学译介的丰富性使他大为赞叹, 然而当大破“四旧”之后不久, 列文森即敏感意识到中国在文化上由“世界主义”转向一种保守的“区域主义”。与此比照来看《朝霞》中的“另一个世界”意味着“世界主义”并未死亡, 而流淌在年青生命之中, 也意味着“区域主义”的自我否定。这实属一种历史卓见, 而小说是对列文森观点的某种修正, 较之当代有关“文革”题材的作品更具深刻的思想意义。

事实上《朝霞》中“世界”是个关键词, 通过互文钩稽可见小说里多重“世界”的镜像, 如阿诺读了许多欧洲爱情小说, “这些陈腐发霉的旧书为他打开一个令人心跳的世界, 这个世界既在他身体外部, 又在他身体之内, 在他体内的最深处” (第45页) 。作者把小说中加入“议论”看作“能接近万千生活之流”的“叙事”的必要部分, 意在挑战“阅读”习惯, 即打破“你们的意义世界”而揭示“全部世界”及“内心世界” (第156页) 。确实《朝霞》旨在揭示“并非你们观察到的‘那一个’。“世界”, 而且“议论”在其中扮演了不可缺的角色, 虽然对于阿诺们“另一个世界”的描写并非远离现实世界的乌托邦, 其实他们每日生活在中央文件、报纸社论和样板戏的红色海洋里, 如伟大领袖所推荐的《红楼梦》《水浒传》及其“最高指示”当然都进入他们的日常阅读。

四、恢宏的阅读世界天际线

《朝霞》不像《活着》等作品撕裂疮疤直面革命时代的悲剧。阿诺及伙伴们的家庭大多带点问题的中层干部或知识分子, 不管是红是黑, 妻离子散有之却不至家破人亡, “他们中罕见自杀者, 也罕见发疯者” (第159页) , 没有洒狗血窝里斗, 多少活在灰色地带, 一边感受着周遭发生的日常的可怕、恐惧与伤痛, 一边在小世界中分享亲友间的关爱与温馨, 甚至扭曲的激情。小说间接描写的害怕、沉默和禁忌充斥在人们日常交流方式中, 譬如阿诺捏造化名或使用种种代号来书写日记, 或和朋友们言及政治敏感话题而自我惊恐, 字里行间无不为死亡的阴影所笼罩, “每间房间都留下了悲伤, 邻居的死, 失踪, 不想打听下落” (第381页) 。当人们以各种方式自我了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 像阿诺父亲拿到“敌性内处”的结论, “反而会有一种荒诞不经的梦幻感” (第159页) 。

阅读世界也无所不在, 荒漠甘泉般与弥漫恐惧的氛围形成对照, 也可视作一种消解或抵抗恐惧的方式。举个阿诺借书看书的细节, 穿插的文字分别出现在第45、56、77、88节, 叙事手法尽穿插藏闪之能事, 其时间顺序却清晰可辨。先是沈灏找阿诺, 见到东东:“快点开门, 我带来几本书, 要看吗, 只听一阵脚步声, 铁门插销叽叽嘎嘎刺耳地拉开, 东东露出大半个肩膀, 笑眯眯说, 快点进来快点进来。” (第192页) 此后阿诺听说了就一直记挂着, 与纤纤一起逛老城隍庙时提起这袋书, 惹她不高兴:“哟, 约我出去白相, 还惦记沈灏的书。” (第240页) 后来纤纤回上海跟阿诺说:“沈灏有好几本史蒂文森写的小说藏在东东床底下, 阿诺你可以一面坐了吃香烟一面看书, 夜里你陪我, 不许走, 给我讲故事。” (第332页) 在读这些穿插叙事时读者也在追踪这一袋书, 一个微型阅读世界, 其中凝聚着他们对未知世界的渴念, 与恋爱心力微妙错综在一起。最后东东问沈灏要不要把这袋书拿回去, 沈灏说当初是他妈妈要他把书还掉, 但书的主人已经被抓了 (第388页) , 这里把看书藏书与罪犯联系在一起, 对于当时的氛围不啻为点睛一笔。

沈灏受父亲影响相当于一种家庭教育, 使阅读带有一种知识启蒙和传承的意义, 而在马立克那里则转动着一种高知型家庭阅读世界。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新疆工作, “文革”初以养病为由待在上海, 在咖啡店、图书馆里冥想哲理, 俨然如精神贵族。他与阿诺因借书而认识, 被奉为天才。其父马馘伦早年留学德国, 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71年“前前后后抄了三次家, 毁灭性抄家” (第298页) , 后来因为精通数种外文而被调到中央编译局, 历史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仍胆战心惊。一日受到一封不具名的信, 躲到厕所里打开, 读了后撕碎扔进坑里, 其惊恐之状可见一斑。他十分关心儿子的学习, 对妻子张曼雨说“立克喜欢学习, 将来总归有用” (第105页) , 在信中给立克讲解荷马《伊利亚特》。照父亲的指示, 马立克去拜访何乃谦老先生, 遂见识了一位学界耆宿。何借给他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和洛克的《论宗教宽容》, 把自己的读书笔记借给他, 跟他说“不要盯牢这些政治小册子, 我好书很多的” (第211页) , 意谓不要局限在政治方面。从何老先生那里马立克还借到英文《失乐园》及德文《浮士德》, 当然开拓了他的文学与人文视界。像马馘论一样何乃谦也是刚被解放起用的高知, 称病在家却红光满面大声吆喝:“给立克沏茶, 刚到的东山碧螺春!”中年娘姨“端了托盘进来茶壶茶杯茶叶罐一应齐全”, 寥寥数笔不啻是一张上海滩藏龙卧虎的缩影。

书籍的指符流转、跳跃, 阅读圈子不断扩散而构成某种共同体, 当然不限于阿诺及其同伴们。阿诺代邦斯舅舅去找朱莉, 他妈问为什么, 他说:“我有几本书四娘舅借去看, 是江楚天跟沈灏的, 他们也是借来的, 现在四娘舅那面叫他回去救灾, 说走就走, 我要去把几本书从朱莉那里拿回来”。 (第306页) 邦斯舅舅托阿诺带一本纳兰性德的词集给宋老师, 宋如获至宝, 随口说:“家里所有摆在外面的书你都可以拿下来看, 记住, 看完放回原处。” (第317页) 她与马立克短暂恋爱时一起背诵普希金。阅读风景也随着人物移动延展到上海之外, 在北京的张曼雨读舍勒姆的《假期》, 或者孙继中去安徽插队, 认识了钻研国画的何显扬, 何在笔记里谈论石涛的绘画理论。

与如此展示阅读史的浩瀚画卷相匹配, 更具雄心的是《朝霞》有意把“另一个世界”具体化, 给人类文明进程作一部编年史, 与小说中的阅读史相参照, 遂蕴含广大芸芸众生负载着文明前行的命题。犹如一幅巨大的拼贴画, 无数大小碎片含有具体时空中的历史信息, 各种文本形式大致可分两大类。一类属于发生在小说集中叙述的“文革”期间的历史性事件, 如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拉开“文革”大幕、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1970年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林彪事件、尼克松访华、唐山大地震到周总理、毛主席相继逝世, 还有诸如西哈努克亲王与莫妮卡公主访问北京等事件。影响到每一个人的不光是这些大事件, 如随处可见的还有左右人们文艺生活的“革命样板戏”、钢琴曲《黄河》、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毛主席诗词, 还包括影片《列宁在1918》《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在这样背景中的这些事件被置于全球性历史脉络之中, 包括政治、外交、科技的历史性事件, 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东南亚局势及各国关系、1967年纽约签署了《外太空公约》、苏美之间的火箭竞争等。除外还包括文化上的国际性事件, 如发生在六十年代法国的“革命万岁”的激进组织, 或“同样的六十年代彼岸, 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 工会运动, 和平与社区组织, 新公民运动崛起……” (第51-52页) , 此即美国嬉皮士运动包括鲍勃·迪伦的历史。

另一类属于世界文明史的标志性事件与经典性著作, 镶嵌在小说人物的故事、对话、读书笔记、书信、日记中。若把阿诺他们的阅读书目或关注点开个清单, 那么从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启蒙时代到十九世纪的西方人文领域的成就可说是涵盖殆尽,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儿到康德、黑格尔已是一部西方哲学史。就马立克而言, 他父亲教他读《伊利亚特》, 他自己则推崇叔本华的《意志自由论》, 更被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灵魂附体, 其读书笔记则有关中世纪东罗马帝国灭亡、印刷术普及、文字奇迹等方面的历史, 或与洪稼犁牧师讨论《圣经》, 游弋在古代世界之中。另如阿诺所看的爱情小说, 不仅如上面提到的, 还有苏联小说《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经典方面还包括希腊悲剧、但丁《神曲》、米尔顿《失乐园》、莎士比亚、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等。

五、迎向朝霞

阿诺他们的读书主要出自好奇和兴趣, 如对于马立克“读书不是学以致用, 他只是对各种知识感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好奇罢了” (第279页) 。然而不论有意无意, 这种阅读行为本身就具有逆袭主流意识形态的性质, 事实上阅读使他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 自觉不自觉浸润于“封资修”的人文价值并养成某种思考习惯或问题意识, 因此从抽象跨入现实也十分正常。好奇的马立克却有“天生的怀疑, 对反题的逆向思考习惯” (第27页) 。他对商鞅发生兴趣, 乃有感于1974年开展的“评法批儒”运动, 说“《商君书》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 人民万岁是口号, 为人民服务, 让人民害怕” (第79页) , 矛头似乎指向了“四人帮”, 简直“反动透顶”!其父马馘伦在阅读笔记中写下关于他对于伟大领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学习体会, 说“反苏联修正主义, 是为了反美帝国主义, 请美国总统来, 又是为了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没有永远的联盟”, 这里针对尼克松访华而议论外交政策, 接着说“‘实践’就是实用, ‘矛盾’就是变来变去, 深不见底啊” (第72页) , 所谓“深不见底”含有畏惧与讥讽, 把“实践”解释为“实用”, 显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更不用说杜威“实用主义”早已被批得臭不可闻。

阿诺这班小兄弟常常谈论政治, 对于他们“这种不再读书阳光灿烂的日子, 在他们看来简直糟透了, 他们疏离政治, 他们议论政治不是为了好奇, 而是政治影响他们的命运和未来, 倒不是对这个国家有多少关心” (第161页) 。但是由于好奇心驱使, 他们在谈论中“其实是想听到更多他们此时根本没听别人说过的消息, 这个欲望是如此强烈, 他们窃窃私语” (第52页) 。尽管被动, 阅读却给他们带来对现实的思考和怀疑。林林和阿诺讨论实践问题, 谈到游泳一定要下水时, 林林说:“可能伟大导师没有看到过黑格尔这句话, 但是人家黑格尔已经讲过了。” (第187页) 另一次谈话时提到斯大林杀了多少人, 阿诺心怀恐惧, 林林说:“不怕你一个人心里想, 怀疑, 保持警惕。” (第165页) 林林比阿诺年长, 这些知识从他的阅读得来, 他的读书笔记都是有关哲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方面的心得, 跟主流意识形态常常是背道而驰的。

喜看爱情小说的江楚天对李致行说“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是对的”, 并把“文革”看作错误“冒进”;另一回透露了一个“重大秘密, 说中国现在只分成两个阶级, 一个是支配阶级, 支配一切, 另一个是被支配阶级”! (第143页) 所谓“重大”含个人思考的重要发现。当他们走上社会发生了林彪事件, 这似乎影响到他们对现实的思索。小说描写了这两人和阿诺在1975和1976年做的梦, 不期而遇的噩梦象征性暗示了这数年间弥漫的怀疑和不安的空气, 像年底马馘伦给何乃谦的信中说:“时局诡异, 此间亦流言纷起, 莫辨真伪” (第259页) , 传达出京中消息。李致行这个人物也值得注意, 几个段落勾画出一个带点侠气的有志青年的形象。开初在上海图书馆读书对马克思主义大感兴趣, 自学俄语, 后来在江西插队。林彪事件之后为寻找“真相”他背个书包寻访山沟沟里的布尔什维克, 认真看了普列汉诺夫、别林斯基的书。也是在1975年他与孙继中、江楚天、何显扬一起闲聊谈到各人前途问题, 李致行说:“等一两年再看, 我等得起。”孙继中问:“你指啥?”李致行甩了一句:“等天下大变!” (第156页)

其实“等天下大变”并非李致行的独得之秘, 已是人们希望早日结束非正常社会形态的普遍期盼。对于认定“无聊就是生活本质”的阿诺 (第120页) , 谈论政治不外是打发无聊的一种方式, 他们都是些“逍遥派”“局外人”“边缘人”, 即使在阅读过程中思考、怀疑甚至踩踏思想的禁区, 却无意挑战或反抗。对于这样的精神形态或许可借用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的说法, 阿诺等人既非熊掌与鱼式的舍生求仁, 亦非独善其身, 在阅读中呼吸在“另一个世界”的空间里, 在形塑一种新的自我, 以相信美好和追求幸福的普遍人性作为思考的基准, 其意义必定寄托于未来, 即所谓“等天下大变”。从这个视角来看书名, 正指阿诺一代迎向“朝霞”的精神形态, 事实上这也为历史所印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做出贡献的就有阿诺他们, 正与那一段阅读史是分不开的。

通过阅读史《朝霞》写出了体现一代青年“饱满的精力、天真的理想及奇奇怪怪的想象力”的历史过程, 其千姿百态的“每个人内在传统”远较戴思杰的《小裁缝》来得波澜壮阔, 其生动具体使得文化研究奉为圣经的德塞多的阅读理论相形失色。正如吴亮声称, “不管这个时代曾经如何黑暗, 或正相反, 它如何伟大与光荣” (第355页) , 《朝霞》为我们重现了这一段“伟大与光荣”的历史, 显示了作者对于社会与历史的洞察, 从中看到比暴力和专制更富青春的精神潜流, 从中听到文明进程的坚实步履与芸芸众生的人性与思想的凯旋之声, 而这一切则是以一种反思与诗性、优雅而精致的艺术手段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