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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生:在自由的重负下

来源:十月杂志(微信公众号) | 国生  2018年04月08日15:12

大概一个月前,我结束了一个持续一个月左右的工作,再次陷入磨人的睡眠紊乱。症状较为多变,总结下来,大概都是疲惫却无法入睡、睡眠时间充足的却感到头晕无力。我咨询过做医生的朋友,甚至去中山医院查了血液、拍了心电图(都显示正常),发现这是个无解的问题。这是二〇一六年二月开始自由职业时,我没有想到的副作用:在(一定程度的)彻底自由之后,自由将成为你的牢笼。

几天前的一个傍晚,我抱着小猫睡觉(不知道算午觉还是晚觉),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有人问我,小说写不出的感觉是怎样的。我想了想,告诉他,就像你抱着一只猫睡觉,你知道你快要压死它了,但你醒不过来,身体也没办法动弹。其实我忘了,我到底有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我可能说了,也可能只是在我的脑海中飞快地打了个转。

我说的是清明梦,也叫梦魇。事实上,我非常熟悉它,却无法确定它正式的名字。我从高中时开始频发这种情况,午睡时常常陷入梦魇。有时只是单调的寝室景象——我在睡眠中所以为的,与真实的寝室没有差别。有时会有一些额外的特效,比如洪水将从那扇窄小的窗户中涌进来,像是一艘将要沉没的游船。当你终于从无法动弹中挣扎出来,请务必立刻坐起来,让自己清醒。如果你由着那种用尽力气的疲惫占领你,再次陷入睡眠,你将很快迎来第二次。

一个中午四次梦魇,是我的最高纪录。

现在,我有一面巨大的落地窗。这是我从前幻想过要住的房子。白天采光很好。要是早晨七点起床,阳光会被对面的高楼遮住,但一到八点钟,光线能一直照到客厅和房间中的过道。傍晚,坐在窗边,从楼与楼的夹缝中能看得足够远,以至于那种黄昏时的长条形云彩不会被割断。你会觉得那是种馈赠。然后天空慢慢黑下来,逐渐有灯光亮起来。要是说与想象有什么不同的话——我发现其实上海的晚上没那么亮。这是一种普通的、无所事事的生活——就在那儿放着,等待我去发现它的普通,等待我厌倦,然后成为某种日常与习惯。

我花了三个月时间来适应这个新住处。这是我七年以来搬的第十二个住处,每次都需要花很多的钱和时间去重新适应。我不相信算命。有一个算命的说我是漂泊命。他不知道的是:漂泊者对漂泊的态度暧昧,有着同等程度的向往与抗拒。他更不会知道的是:其实这事儿不重要,至少没那么重要。

再早些时候,我和两位朋友坐在宜家商场开发票的区域,朋友A在办事,朋友B突然说,你好像老了一点。她比我大几岁,曾在写作方面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算是一半朋友一半老师。在都有足够精神空闲的那几年,我们漫无边际地聊过不少次。她聊政治,为一些“与自己无关的事情”而感到愤怒。我觉得可疑,但在人们不再关心世界的时代中,那种质疑显得无力。

我说,你也是啊。

她说,倒不是说长相什么的,你没有以前尖锐了。

我问,没有以前脆生生吗?

她说,没有变得世故,但也很难说还天真。

我们没有继续这个话题,我们被别的事情打断了。

事后,我回想起那几句对话,我想告诉她:因为我在一种自我消耗的状态中。有时我会说,日常是一种煎熬。但我的日常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过去的写作中,我试图找到人物面对的具体困境,家庭、金钱或岌岌可危的外部世界……但有一天,我发现真正的困境并不是这些,而是某种人们内在的认识与态度。

就像,即使人们不面临黑夜,却面临对黑夜的恐惧。

你对黑夜的态度可以非常具体,喜欢或厌恶,进入或远离。但在黑夜来临前,在某种平顺的日常中,那些隐隐约约的潜伏着的恐惧,却又是模糊的。你没办法去剔除它,或转化它。你只能面对,或者(假装)不面对。

在你面对的时候,就是某种自我消耗。仅从个人的经验出发,在无从选择的状态中,自我消耗中蕴含着某种诚实。

我变得钝了,因为我在自我消耗。

如果要为过去的一年、三年、七年作出一个总结的话,就是:我变得钝了一些。

而这种变钝的过程,可能有一半要归功于朋友A。她第一次提出这个词时,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陷入了一种难以适应的抑郁情绪。你会想到你正在穿过的马路,路边将要落叶的梧桐以及水杉,你想到马里亚纳海沟,而这一切都让你觉得触目惊心——那不是我所熟悉的煎熬感,不是情绪低落,而是一种完全难以控制、让理智失去作用的走神。

她说,不要把它当成敌人,这会让你变得更钝一些。

我从来不是一个钝的人,事实上,我是钝的反面:迅捷、灵敏。我有一种非常现代的优点,能极快地在复杂的局面中厘清线索,找到利益最大的目标。过去的很多年,我一直这么做。不仅仅是在糊口的工作方面,甚至在写作上,我也是这样。当然,这与功利也有区别。因此它在我的写作上造成了某种局面:想要迅速的突破。

年初写完几篇部分关于个人(不是指叙述的事实)的小说之中,立刻想要去写别人,完全与我无关的人。那是一种对技术的迷思、当时没有意识到的狂妄。它导致了一个后果:我终于能写出看上去像模像样的小说,可以被印刷,被阅读,但毫无灵魂。我可以为自己辩解:无论成功与否,这是无可厚非的尝试。

但我不可辩解的是:我僭越了自己的灵魂。

我们有无数次关于真诚的漫长的讨论。她不明白我为什么对这个词如此执迷。我也不明白。也许是到我抑郁的那段时间,我才理解了这个问题。真诚,是一个不真诚者的呼救。她也在呼救,只是在另外一个场域里,另外一种意义上。

真诚是某种自我鞭笞——对我赖以为生的幻想与虚妄。

这是难以厘清与表述的部分,它与我之后所写作的《小插曲》、《他没去过北京》无关,却又是某种基础。一种不得不持有的对待写作的态度。这是唯一可以讨论的关于创作的事情,而具体的怎么写、写了什么、想要表达的内容则无从提起。

要是追问起来,我想寻找的是一条日常生活中缝隙——在你不面对战争、迫害、死亡的日常生活中,你如何生活。我们无法自由,因为它是过于真实的虚空,而对意义的追问,太难抵达终点。所有的抵达,将只是一种妥协。因此我们需要一些负担,无需太重,本人也不能知道,它就像某种微妙的动态平衡,保证生活能进行下去。

而当那些负担被拆穿的时候,“自由”的虚无之重便压了下来。但你不能尖叫——那会让你看上去做作与多余。

你只能屏气凝神,与自我对峙。

这是我的感觉。这当然是我后来的感觉。

那种抑郁的感觉没有持续太久。一位朋友自杀了。

我忘了我从哪儿知道了这个消息,但记得是深夜。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震撼。这位朋友,我只见过一面,朋友A见过不止一次,她比我更喜欢他的小说。于是我告诉了她。我们没有讨论过多。

相对缓慢的,他的死被传播,被讨论与放大。不少纪念文章。我们像被噤声般,度过了几天。但我知道,那种感觉消失了。他,作为一个较为陌生的朋友,带走了那一部分。

好几天以后,我才向A承认了这种感觉。我说:我知道这有一些自私,甚至于无耻的成分,但就是这样。

我不再期待某种本质性的变化发生。不再期待一些过于绝对的事物——比如舒适的自由、比如愤怒;比如更为复杂与困难的处境(我曾认为它有利于写作);比如世纪之初的年轻人的活力与生命力。我们总说,世界不会变得更好。可是我发现,每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说。我们总是错过——因为错过能提供某种幻想——曾有更好的时代。

但如果每个时代都差不多呢?毕竟人都一样得坚韧,又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