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春节期间，我没有做其他事，除去正常的会客应酬贺年，只读贾平凹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山本》。厚厚的四大册手稿，不分章节，不设标题，绵绵密密，一气贯通，由作者风格鲜明的文字连缀组成。作者为小说题记道：

“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这就是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山本的故事，正是我的一本秦岭志。”

在后记里，作者又写道：

“秦岭里就有了那么多的飞禽奔兽，那么多的魍魉魑魅，一尽着中国人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当这一切成为历史，灿烂早已萧瑟，躁动归于沉寂，回头看去，真是倪云林所说：生死穷达之境，利衰毁誉之场，自其拘者观之，盖有不胜悲者，自其达者观之，殆不直一笑也。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莽莽……”

再者就是小说结尾的最后一段，涡镇毁灭于炮火之中，女主人公陆菊人说，这是有多少炮弹啊，全都要打到涡镇，涡镇成一堆尘土了？另一个主要人物陈先生回答：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么。于是，陆菊人看着陈先生，陈先生的身后，屋院之后，城墙之后，远处的山峰峦叠嶂，一尽着黛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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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着这些文字，恍惚觉得，作者化身为秦岭山脉博物风情的说书人，一个从历史烟尘中慢慢走出来的老者，他引导读者举头远眺——看得远，看得更远，直到你看懂了苍茫间一片黛青山色，若有所悟。前文所引倪云林语录，在“殆不直一笑也”后面，还是被略去了一句重要的话：“何则？此身亦非吾之所有，况身外事哉！”这句话才传递出作者此时此刻的苦涩心情。人在苍茫历史面前，就如同飞入秦岭的一只小小的鸟，微不足道犹如芥子之渺，复何言哉？然而作者终究是“言”了，那就是《山本》。大山的山，本来的本。山是指秦岭，但根据前面所引题记叙说，秦岭又不是秦岭本身，它熔铸了一部家国痛史；本即真相，也是根本之本，本来应该是隐藏在世间万象演化之中，并没有真相，作者既然想说出他所感悟的历史真相，那也只能是依靠世间万象演化本身，在贾雨村言中透露甄士隐去的某些故事。

故事当然是中国故事。如果中国就是CHINA（瓷器），那么，作者要讲的故事也是一地破碎的瓷片，既有飞禽奔兽，也有魍魉魑魅，前者是自然，后者是人事，都依托了秦岭这个大背景，絮絮叨叨地显现本相。这个言说结构，《老生》的叙事已经演绎过一次。不过在那里自然部分是通过典籍《山海经》来呈现，偏重的还是在人事。而在《山本》里，演示自然的部分被融化到了人物口中，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如麻县长在秦岭任上无所作为，只留意草木虫鸟，辛苦采集标本，编撰了两本大书，一本是秦岭的植物志，一本是秦岭的动物志。尽管这两本书到了小说最后也没有完成，写成的部分也将毁于炮火。但是不管有没有秦岭博物志，秦岭依旧巍然存在。炮火可能销毁了麻县长的著作，但秦岭的黛青山色苍茫依旧。麻县长的故事也是作者胸中块垒，《山本》里大量描写秦岭博物风情的段落，可以看作是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初心所在。《山本》作为秦岭志的存在，其寿命要比山本各路贤愚的性命要长得多，但是《山本》在秦岭的存在面前，同样也是微不足道。这就是来自秦岭的自然、人事和言说的关系。

然而《山本》是小说，秦岭博物风情只能通过人物故事传递出来方才有趣，所以，在小说言说中，人事又转化为秦岭的主人，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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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他要写一本秦岭志，“志”也包括了秦岭的民国史，从历史故事中呈现博物与风情。但是如何来叙述历史？这要比描绘博物风情复杂多多。作者在后记里坦陈《山本》开始构思于2015年，“那是极其纠结的一年，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纠结在于言说立场的选择。

回顾文学史传统，历史题材叙事从来就分两类：

一类是官史，是胜利者帝王将相文治武功的历史，那是被钦定正史作为维系统治者意识形态的教材，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属此类；

还有一类是失败者流传到民间乡野的口传史、歌谣史、戏文史，野调无腔，却构成正史所不载的野史。

文艺创作起源于民间，在被士大夫文化改造之前，它是走在后一脉野史的源流之中。这已经被文学史无数作品所证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最为绚烂的成果，就是作家重归民间的自觉，贾平凹与莫言为佼佼者。当代民间说史滥觞于八十年代的《红高粱》，中经九十年代刘震云的“故乡黄花”系列，到了新世纪贾平凹的《老生》《山本》，已经日臻成熟，俨然形成创作流派。民间说史的特点在于：它自觉分离庙堂话语编构的正史，另筑一套民间话语体系，这一点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旗谱》《林海雪原》等将民间因素寄寓于正史话语体系的革命历史小说有所不同；同时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知识分子说史的话语体系也有所不同，它更多偏重民间小道的传播，街头巷尾的流言，青山渔樵的讲古，荒诞不经，藏污纳垢，为官家御用所扼腕，为知识良心所不齿，但是它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低端形态赢得民间草莽所倾心欢迎，故而禁毁不得，与世长流。

古代文学的民间说史传统里犹有庙堂的权力话语渗透，如《三国》《水浒》之正统思想，依然不脱旧文人腐酸窠臼，但当代民间说史，可贵的也就是摆脱了这一大阴影，形成新世纪文坛上活泼健康的审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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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本》为例，我们不妨探讨民间说史的一些叙事特点。

首先就是历史时间的含混处理。一般正史叙事里，时间是最重要的线索，也是叙述统治者走向权力顶端的重要节点。可以说没有时间就没有历史，没有准确时间的历史就是靠不住的历史；但是在民间说史的传统里，时间永远是模糊的，就是要避免清理历史故事的精准性（所谓甄士隐）。民间故事的开端总是：从前啊……，或者：古人说……，民间说史的历史往往是虚拟的，就如《红楼梦》讲述的是清朝故事，叙事时间竟追溯到女娲补天，一下子就变得含混了。但是没有谁会去认真纠正这些故事细节的真实性，只是在更广泛的审美领域，人们可能宁愿相信小说所提供的真实，那当然是艺术的真实。读《山本》第一个感觉就是故事的时间不确定。我粗粗查阅了上世纪二三十年的陕西民国史，冯玉祥部队入陕是在二十年代初，而陕北红军早期组建是在1927、1928年间，应该算是二十年代末。小说里有一段写到时间背景：“形势已经大变，冯玉祥的部队十万人在中原向共产党的红军发动进攻，红军仅两万人，分三路突围，一路就进了秦岭。秦岭特委就指示游击队一方面与冯部十二军周旋，牵制他们对进入秦岭的红军的堵截，一方面还要护送一位重病的中原部队首长尽快通过秦岭去陕北延安。”在这段背景的描写中，夹杂了多种时间节点，冯玉祥与蒋介石联合反共，应该是在1927年以后不久，但那时反共主要是清党，还不是大规模作战。1927年是红军草创时期，小说写到阮天保与井宗秀分裂，从保安队倒戈为红军，可能是影射1927年10月共产党人唐东源、李象九、谢子长等利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十一旅第三营发动清涧起义，分裂了井岳秀部队，创建陕北红军的历史事件。红军与冯玉祥的军事交锋应该是在1928年6月，冯玉祥以三个师的兵力围剿唐东源、刘志丹等人创建的工农革命军，革命军失败后，有一路军队进入商洛山区，与当地零星的游击武装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小说里蔡一风、井宗丞领导的游击队。而冯玉祥在中原发动战争，主要是与奉系军阀以及河南当地军阀作战，不存在与红军的中原部队作战。再进而写到游击队护送首长去延安，在二十年代末红军既不可能有中原部队也不可能有延安根据地，护送事件只能发生在抗战以后。但是在民间传说里，因为没有准确的时间坐标，才可能把不同时间的历史事件混合在一起加以编纂传说。贾平凹巧妙运用这样一个看似明显有误的叙事时间，透露了民间说史无时间感的叙事特点。

其次，民间说史脱胎于民间说书。话本小说擅长表现市井故事，反映了古代农耕社会向都市商业社会转化过程中的人性向往。而民间说史传统形成较晚。中国是史传大国，正史向来是皇家重臣、儒家圣人的禁脔，老百姓无缘染指。民间说史起源渔樵讲古、戏文传授以及民间歌谣的流传，以后才慢慢形成文字读本。老百姓对于历史真相并不感兴趣，替古人担忧只是一种审美功能，并无功利实效。但是它从民意的角度补充了正史之不足，《说岳》《杨家将》《包公案》等都是属于这类作品。在现实历史上遭遇了不公冤案的人，在演义里总是得以张扬。所以民间说史传统的道德基础是民间正义，它虽然被掺入传统道德说教的成分，但更多的还是民间的想象力和正义感，这也是读《山本》的一条途径。《山本》里写到的历史人物有两个，冯玉祥是实写，指名道姓，但只是提到而已，一笔带过；另一个是井岳秀，则是以虚拟手法，塑造了井氏兄弟井宗丞、井宗秀两个人物，似也可以说，是为井氏兄弟树碑立传。但是真名真事皆都隐去，留下的全是贾雨村言。井岳秀被称为“榆林王”，在治理榆林地区经济建设，维护汉蒙领土统一等方面，政绩显著。与冯玉祥杨虎城是一流人物。但是在国共争斗中井岳秀倾向反共，这与冯、杨后期亲共不同，所以他们在民国史的地位也明显不同。《山本》对冯玉祥的介绍凸显了与红军作战的经历，而对以井岳秀为原型的虚构人物井宗秀则给予了很深的同情。这可能也是作者在创作这部小说初期的纠结原因。但是从民间说史的角度看，井岳秀其人对榆林地区的治理和保护，还是有功绩不应被抹杀的。这在榆林地区流传的井岳秀传奇中可见一斑，并非故作翻案文章。

陕北军阀井岳秀本人就是一部传奇。他哥哥井勿幕为陕西辛亥革命先驱，曾被孙中山誉为“西北革命巨柱”，仅三十一岁被人暗杀。井岳秀为兄长报仇，曾将仇人李栋才活捉回来，用砍头、挖心、抽筋等酷刑祭兄灵前，还剥了人皮做成马鞍，整天骑于胯下解恨。有了这段历史做垫底，小说写到井宗秀派人剥了奸细三猫的皮做鼓，为兄报仇肢解邢瞎子的身体，也都落到了实处。井岳秀擅长骑马，治理榆林二十余年，每天晚上都骑马巡查，这一点在小说里刻画井宗秀时也被描写出来。井岳秀之死也充满传奇性，据说是在看家眷打牌时，自己身上的手枪坠地走火，命中要害而死。但也有传说是被共产党指使刺客暗中枪击而亡。小说现取后说，暗示被阮天保行刺。从小说文本结构来分析，井宗秀作为一个民间英雄这样的死亡甚为尴尬，但是从民间野史的传统中寻找，同样的例子仍然存在，《三国演义》猛将张翼德一世英雄，最后死于两个裁缝的行刺，何况阮天保在书中作为井宗秀生死宿敌，身怀绝技，也算是旗鼓相当死得其所。这样的构思安排也可以体尝作者当初纠结之情，既从民间正义出发为井岳秀讨个公道，也为国共军事争斗的钢丝绳索上把握了平衡。

由此可见，民间说史的第三个叙事特点，就是历史与传奇的结合。这也是民间说史最凸显的娱乐功能。正史不录的怪力乱神现象，在民间说史里却是不可少些的成分。贾平凹的小说叙事里不缺因果因缘的细节，但传奇都在无关紧要处聊添趣味，真正涉及历史真相的地方毫不含糊。读《山本》，其中最重要的传奇是通过三个人物来传达，第一人是女主人公陆菊人，小说开始就说，因为她的陪嫁三分胭脂地是暗通龙脉，带到涡镇造就了“官人”井氏兄弟，但同时也给涡镇带来了毁灭。小说里以铜镜为鉴作为线索，构成了陆菊人与井宗秀的对应关系。第二个是瞎子医生陈先生，能洞察世事，逢凶化吉，此人提供的神秘信息都是正能量，与另一个以邪术蛊惑人心的周一山形成对应关系。第三个人是地藏王菩萨庙里的哑巴尼姑宽展师父，不言不语，却以尺八音乐来普度众生。她是出世的、无声的、精神的，与小说描写的涡镇内外的现实的、混乱的、欲望的世界构成对应关系。以铜镜立戒指向过去，以救世行医指向当下，以宗教慈悲指向未来，三界均有指点。但是铜镜无声，聋哑寂静，对于这个杀人如麻的无道世界，充满无奈与慈悲。

小说结尾处，涡镇已经毁灭，各路英雄都已化为灰烬，惟独陆菊人、陈先生和宽展师父还在人世间的苦难中继续生存，这又让人的思考回到小说最初要表达的秦岭意象，这些传奇人物本身就是秦岭的一部分。阅尽人间苦难，痛苦而无奈，挣扎而徒劳，忧患而无言，这都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深思索与细细玩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