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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约堡秘史》创作谈:黄牛不入画

2018年03月19日13:54 来源:文艺报 张炜

1988年春天我遇到了一位老板。他是我十几岁时遇到的一个文艺青年,那时我们曾彻夜交谈文学。他当时只有二十五六岁,已经写了许多作品,一个字都没有发表。我现在仍能想起几十年前的初遇,那时的兴奋和惊讶。他是我从过去到现在所看到的最能写的一个人,是所谓藏在民间的“大写家”,一位不知疲倦的写作者。我当年确信他就是未来的大作家,整个人身上有一股不可遏止的生命力量。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到了他家,他从柜子里、炕头上搬出了一沓沓稿子,它们都是写在粗糙的纸张上的,几乎没有一页方格稿纸。那个年代纸张缺少,他为了节省,所有的字都写得很小,密密麻麻。这是我们的初次相识:整夜谈文学,读稿子,主要是听他读。我记得他的作品中有很多方言,这构成了阅读障碍,可他对此引以为傲。

20多年后的再次相逢,他竟然成了一位大老板,时代为我们变出了一个大戏法。可我总觉得他还是文学中人,就问他以前写过的那些作品以后还写不写?他回答得豪气:“当然要写。我还要把所有写下的东西用小牛皮烫金的装帧,印成一大排。”他伸长两臂比画道,那种壮志和心气令人难忘。这是个有才华有魅力的人,深深地吸引了我。这个人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老板”,值得探究。

我写下了当年游荡中与之相遇的一些场景,留下了笔记片段。但这离一部长篇的完成还差得远,只算是一个萌芽。

今天的暴富阶层写起来很难。要写一位“巨富”,就要做多方面的准备,比如阅读他们的传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生活及爱情等等。这是很复杂的工作,仅有阅读还不够,要有实际的接触交流,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其实“巨富”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某一类人,他们身上迷人的魅力和人性的隐秘。

回头看我写过的较长篇幅的作品,好像没有一部少于15年的酝酿期。它们需要在心田里培植,不停地生发。这样的文字完成之后,当有更多积淀的厚度,具备与自身篇幅相对应的诠释空间。用一两年、两三年甚至四五年的时间积累它们,可能还是单薄了一些。如果要处理离得很近的现实生活内容,即平常说的“写当下”,那将是十分困难的。打开一本现实题材的作品,很容易暴露出刺眼的瑕疵,令人遗憾。因为我们把大家正在经历的眼前生活变成很高级的艺术品,还往往缺少足够的技艺,那需要非同一般的职业技能,而非仅仅具备良好的用心和雄心。

在当下有几个表述是很危险的,其中之一是“企业家”。一说到这一类,大家心里都会出现影视和小说中的形象,那些气息和情节我们太熟悉了,已经形成了相当固定的概念。他们不能写,爱情似乎也不能写:现在各门类的艺术表达中,爱多得不得了,真是泛滥成灾。可见围绕“企业家”和“爱情”有现成的一套模式,要冲破这个模式很难,最好的办法就是绕开。如果再冒险一点,将“爱情”和“企业家”放在一块儿,对不起,那简直太傻了,差不多是一种自戕行为。对于一部分作家来说,真的是如此。

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画家朋友在画牛,问他:“你是北方画家,怎么不画黄牛,总是画水牛?咱这儿没有水牛。”他没有停下画笔,随口答道:“黄牛不入画。”我想了很久。我记得古人有一幅“五牛图”,那可算是经典。但想了想,现代文人画都是画水牛的。水牛大肚子大角,易于写意发挥夸张出形。北方的黄牛就像作家眼里的现实生活一样,切近,却很难入画。让黄牛入画,也许需要更高的技艺。目前“企业家”与“爱情”,对我们写作者来说就是两头北方的黄牛。

谁能进入真正的个人表述,将概念化的词语全部粉碎,谁就能让黄牛入画。我带着这样的恐惧,谨慎地寻找自己的语言,依赖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和自己——这个任务太沉重了。首先要回到个人的语汇,从字词开始。这种表达效果是如履薄冰的放松。从1988年开始,我一直在寻觅。现在终于交了一个答卷。

就一个阶段来讲,写作者需要在一个封闭的文学世界里进出。多次往返、进出,这叫写作。封闭日久之后,出来会眩晕。每一部长长的作品写完,可以长时间离开那个封闭的世界,这时将感到极度的疲惫。每次写作之后都会有这样的感觉,需要慢慢地缓解,犹如苏醒,让自己慢慢地进入下一个生命流程,重新变得生气勃勃。

《艾约堡秘史》当然是诞生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那里是阴郁的,尽可能地隔离了世俗的强光。在世界外边展读,人们从中能读到自己:每一个人物身上都能找到作者或读者本人。那个世界里活动着非同一般的人物,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不过是碰巧做了实业的某种顶级人物。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一般的巨富,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而是在看高级人物的精神历险,是关于精神的叙事,而不是物质的叙事。

前年在一个学校讨论陶渊明,我曾讲了几个感受:一是大家都在讲“魏晋风度”,何为“风度”?二是都在讲“尊严”,何为“尊严”?正是这两个词汇将陶渊明纠缠了一辈子。岂止是他,每个人要活得好,就要有一点尊严,然后才多多少少谈得上一点“风度”。这方面我们在现实中真的很难做到。书中的主人公最多地在为这两个词汇痛苦地呻吟,那才是真正的苦。生活中,凡是最高级的人物,都会被这两个词汇缠上一生。所以说只有写了精神方面的敏感的东西,才是最有意义的。

人有了钱有了权有了地位以后,有些东西就再也不相信了。这真是悲哀之极。什么办法能把人心底的敏感撩拨、激活,让他重新相信爱情、相信道德,让其觉得正义是可以有的,尊严是可以讲的,这在有些人那里,在物质主义时代,真的是最难最难的一件事。这部书想做的,就是这样的难事。

这样一部书在市场层面当然会很冒险,但最大的风险对写作者来说却是语言,是技术层面。不从这里开始,一切都不能抵达,都谈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