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阅读契诃夫的作品是一种旅行，游历与契诃夫相关的地方也是一种阅读。我读过契诃夫的许多作品，也游历过许多“契诃夫名胜”，一直在阅读和游历中追寻契诃夫的足迹。

一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夏日，我从乌克兰的基辅乘火车返回莫斯科，列车在天蒙蒙亮时停靠一个车站，事先有所准备的我下到站台，见站牌上果然写着“塔甘罗格”的字样——这里是契诃夫的故乡。列车停靠十分钟，车站位于高高的山坡，时辰和地势都为我提供了观察这座城市的良好条件。站台上没有人，朦胧的晨雾笼罩四周，但透过薄雾可以看到山坡下低矮凌乱的城市建筑，以及更远处的亚速海，无论大海和房屋，还是山坡和车站，似乎全都是一种色调，即灰色，隐隐地有一股鱼腥味飘过来，这有些黯淡甚至肃杀的氛围几乎顿时让人心生几缕“契诃夫式的忧郁”。

1860年1月29日，未来的作家安东·契诃夫就出生在此城警察街69号的平房里。他的父亲是食品小铺老板，全家共有六个孩子，安东·契诃夫排行老三，有哥哥、弟弟各两个，还有一个妹妹。除了上学，几个孩子还有两项任务：一是帮父亲看守店铺，据说四五岁的安东就开始站在凳子上为顾客服务，当然，光顾小店的各色人等无疑也会成为幼小安东的阅读对象；二是在教堂唱诗班唱歌，每天清晨和傍晚，契诃夫家的几兄弟便在父亲的强迫下去教堂唱歌，雷打不动，契诃夫后来将此称为“苦役”，并感慨：“我在童年时没有童年。”

1876年，安东的父亲无法偿还因进货和建房而欠下的债务，带领全家自塔甘罗格逃往莫斯科，把安东独自留在塔甘罗格，名为继续学业，实为留给债主的“变相人质”。16岁的安东寄人篱下，忍辱负重，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计。后来，已成为著名作家的契诃夫在给朋友苏沃林的信中这样写道：“贵族作家们天生免费得到的东西，平民知识分子们却要以青春为代价去购买。您写一个短篇小说吧，讲一个青年，农奴的后代，他当过小店员和唱诗班歌手，上过中学和大学，受的教育是要尊重长官，要亲吻神父的手，要崇拜他人的思想，为每一片面包道谢，他经常挨打，外出做家教时连一双套鞋也没有……您写吧，写这个青年怎样从自己身上一点一滴地挤走奴性，怎样在一个美妙的早晨一觉醒来时感到，在他血管里流淌的已不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正的人的血。”契诃夫建议苏沃林描写的这个“青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契诃夫自己；契诃夫建议苏沃林写作的这一主题，后来却成了他自己创作中贯穿始终的红线。

契诃夫在塔甘罗格生活了近二十年，约占其一生的一半时光。塔甘罗格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在契诃夫之后的小说中留下深刻痕迹：契诃夫一家曾租住在叶夫图申科夫斯基家，契诃夫后在《冷血》、《市民》等小说中写到这位房主；站柜台的经历和感受，无疑在《万卡》、《困》、《三年》等小说中得到体现；他学生时代的体验和见闻被写进《套中人》，在《贪图钱财的婚姻》、《乌鸦》、《姚内奇》等小说中我们也不难分辨出塔甘罗格的街景和习俗。更为重要的是，早在塔甘罗格，契诃夫已经开始了真正的文学创作。独自待在塔甘罗格的契诃夫享有较多自由，他是当地剧院的常客，耳濡目染之余，他自己也写起剧本来，除了几个篇幅很短的轻松喜剧外，他还创作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戏”。1878—1879年间，在七八年级就读的契诃夫写下剧本《没有父亲的人》，此戏主角是30岁左右的乡村教师普拉东诺夫，在与一群爱他的女人的纠葛中，在与身为将军的父亲的冲突中，这个人物展现出了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生活哲学，契诃夫戏剧人物的诸多特质似乎都可以在他身上寻到源头。这部剧本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发现，许多契诃夫学家在仔细研究后断定这部作品确系中学生契诃夫所作。20世纪50年代，此戏开始登上世界各地戏剧舞台，但多更名为《普拉东诺夫》。看过这部戏的观众，甚至排演此戏的导演和演员，往往都会疑惑：这样一部人物关系如此复杂、戏剧元素如此饱满的剧作，这样一部充满现代感、甚或存在主义意识的剧作，怎么会出自一位十八九岁的中学生之手呢？这种怀疑，恰恰论证了契诃夫过于早熟的戏剧才华，反而是对契诃夫过人文学天赋的一种肯定。

如今，塔甘罗格已成为一座真正的“契诃夫之城”，契诃夫的痕迹在这里俯拾皆是：契诃夫出生的那座平房被辟为“契诃夫故居博物馆”；契诃夫故居所在的街道被命名为“契诃夫街”；契诃夫家当年开的小铺也依原样恢复，成为“契诃夫家小铺博物馆”（亚历山大街100号），小铺门头的巨大招牌上写有“茶叶红糖咖啡暨其他殖民地产品”的字样；安东·契诃夫读过书的学校如今是“契诃夫文学博物馆”（十月大街9号）；他当年经常去看戏的那家剧院如今是“契诃夫剧院”（彼得罗夫街90号）；塔甘罗格的图书馆称为“契诃夫图书馆”，因为契诃夫去世时捐款捐书创建了这家图书馆；还有契诃夫博物馆，契诃夫花园；1960年，为纪念契诃夫诞辰100周年，契诃夫的纪念碑被竖立在塔甘罗格市中心。

1879年，孤身一人在塔甘罗格度过三年的安东·契诃夫考上莫斯科大学医学系，这年8月6日，踌躇满志的19岁中学生契诃夫乘火车离开故乡城塔甘罗格，从这里走向莫斯科，走向了世界。站台上响起铃声，我乘坐的列车也即将出发，沿着契诃夫当年走过的铁路北上。

二

来到莫斯科的安东·契诃夫与家人团聚，但一家人居无定所，据契诃夫研究者统计，在19世纪80年代，他们一家在莫斯科租住过的地方有近十处，其中居住时间最长、与契诃夫的创作关联最多的，是位于花园道库德林街6号的一座两层小楼。1886—1890年间，契诃夫一家租住此地，这幢小楼如今被辟为契诃夫故居博物馆，是国家文学博物馆的分馆之一。这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我说，博物馆的内部陈设与契诃夫在世时一模一样，因为契诃夫的兄弟和妹妹留有相关的图画和文字资料，屋内的展品中也有许多珍贵实物，系契诃夫家人所赠。

2017年8月17日，借赴俄参加俄国文学大会之机，我走进莫斯科的这座契诃夫故居博物馆。漆成朱红色的小楼上悬挂着一块大理石牌匾，上面写着：“伟大的俄国作家安东·帕夫洛维奇·契诃夫1886—1890年间生活于此。”这幢砖石结构的楼房建于1874年，当年的主人是莫斯科的名医科尔涅耶夫，主人一家住在相邻的主楼，这幢二层小楼是所谓“侧房”，或译“附属建筑”，共有五六个房间。来契诃夫家做客的朋友开玩笑地称此楼为“准城堡”，契诃夫自己则称其为“五斗橱”，并将外墙的红色称为“自由派的色彩”。

进门后的第一间展室原为契诃夫家的厨房和餐厅，这里的展览以“契诃夫和莫斯科”为主题，一些老照片展示了19世纪80年代的莫斯科建筑和街景。这里有大学生契诃夫穿过的“校服”，还有哥哥尼古拉为他画的两张肖像画，一张是他1880年入学时的模样，一张是他1884年毕业时的形象，后一幅画没有画完，但契诃夫自己却认为这是他最好的肖像画之一。这里自然也摆有契诃夫的许多手稿、最早刊发契诃夫作品的几份杂志以及契诃夫最早的几部短篇小说集。1880年来到莫斯科后，契诃夫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上学，一家人都没有稳定收入，日子过得相当拮据，契诃夫的二哥尼古拉擅长画画，常给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幽默杂志画一些插图以赚点稿费，契诃夫受他影响，也试着给幽默杂志投稿。1880年3月9日，彼得堡的幽默杂志《蜻蜓》第10期刊出契诃夫的两个短篇，即《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和《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等作品里最常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的处女作。自此以后，契诃夫的幽默小品写作一发不可收，每年都有百余篇面世，多家幽默杂志向他约稿，除《蜻蜓》外还有《闹钟》、《观众》、《娱乐》、《蟋蟀》、《花絮》等，看着这些五花八门的杂志以及契诃夫作品的复印件，真不知当时的医学系大学生契诃夫怎么能有如此旺盛的创作精力。1884年，契诃夫的第一部短篇集《梅尔波梅尼的故事》面世；1886年，第二部集子《形形色色的故事》也得以出版。这两部短篇集都摆放在展柜里，但与它们并列，展柜里还有一部已由契诃夫亲自编好的小说集，题为《谐谑集》，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面世。这一时期的契诃夫在发表小说时使用了数十个笔名，但最常用的是“安东·契洪特”，这是他上中学时一位老师给他起的外号，用俄语发音时重音位于最后一个音节，能产生某种喜剧效果。契诃夫这一时期的创作，因此也被称为“契洪特时期”。一般认为，契诃夫这一时期的创作是搞笑的，为稿费写作的，但正是在这一时期，契诃夫创作的简洁、幽默、冷峻等标识性特征亦已显现，这一时期写出的《一个文官的死》、《胖子和瘦子》、《猎人》、《变色龙》、《假面》、《苦恼》等，后来均成为俄国文学中的珍品。

一楼的另一个房间是契诃夫的书房，临街的一面又隔出两个小房间，分别是作家和他弟弟米哈伊尔的卧室。书房里最醒目的摆设就是契诃夫的书桌，书桌上铺着绿色呢绒布，摆有两个烛台和一个墨水瓶，还有契诃夫两位好友的照片，分别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和画家列维坦。书桌旁的墙壁上还悬挂多张照片，我认出其中一位是契诃夫的“恩师”格里戈罗维奇。德米特里·格里戈罗维奇是当时俄国文坛的一位大家，1886年3月，他读到契诃夫发表在报纸上的作品后修书契诃夫，在盛赞后者文学天赋的同时，也建议后者不要荒废自己的文学才华：“请丢开那种赶时间的写作吧。”契诃夫读信后既激动又惶恐，便转而开始以更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写作。在此之后，他逐渐疏远那些幽默杂志，开始与《新时代报》等主流文学报刊合作。从1886年起，也就是从住进这幢房子起，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发表数量逐渐减少，从每年百余篇下降到每年十余篇，但几乎每一篇都是上乘之作，如《万卡》、《灯火》、《草原》、《没意思的故事》、《命名日》等。1888年，契诃夫因短篇集《黄昏》获普希金奖，由此奠定了他在俄国文学中的稳固地位。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剧作家的契诃夫也形成于这幢房子，他在这里写出《熊》、《求婚》、《天鹅之歌》、《伊万诺夫》、《林妖》等剧作。就是在这间书房里，就是在这张书桌旁，契诃夫完成了他的创作转折，从一位幽默小品作家成长为一位俄国文学大家。

契诃夫的书房里有一座壁炉，壁炉旁摆放着两把椅子，上了年纪的女讲解员指着椅子耳语般地对我说，这就是契诃夫接待病人的地方。每天上午，契诃夫大夫在这里给人看病，直到有一天，一个生命垂危的孩子被家人送来，契诃夫最终未能挽救他的生命，这件事对契诃夫打击很大，他从此放弃了行医。不知讲解员的这段“野史”来自何处，契诃夫当时可能的确不再担任“职业医生”，但学医出身的契诃夫之后仍一直没有停止为人看病，在梅里霍沃，在雅尔塔，他都曾义务为周围的民众看病。契诃夫的这间“诊所”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关门歇业倒是有可能的，因为此时，文学写作已经能给契诃夫带来比行医更多的收入和更大的影响。

契诃夫故居博物馆的二层是契诃夫的母亲和妹妹的卧室，另有一间客厅。二楼经过扩建，还辟出一间小剧场，这里经常上演契诃夫的剧目，或举办与契诃夫相关的研讨会。

走出契诃夫故居博物馆，我来到出口处的一个小花园，这花园契诃夫般地简朴自然，但几棵绣球花却开得很灿烂。坐在花园的长椅里，我突然想起契诃夫与家人的一张合影，其拍摄位置可能就在这座小花园旁，因为照片上依稀可见葡萄架的影子。这张照片往往附有这样的说明文字：“契诃夫远行萨哈林岛之前与家人合影。”1890年4月，契诃夫就是从这幢小楼出发，踏上了他艰辛的萨哈林之旅。

三

萨哈林岛位于黑龙江入海口，自隋唐起便为中国领土，清代时称库页岛。1858—1860年间，俄国通过《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迫使清朝政府割让库页岛，并改岛名为“萨哈林”，这一名称其实也源自满语，意为“黑”，是满语“黑龙江”一词的首个音节。俄国占领萨哈林岛后不久，便将该岛辟为关押犯人的流放地，到契诃夫决定造访萨哈林的1890年，该岛的流放犯已逾万人。

契诃夫为何起意前往万里之外的萨哈林呢？契诃夫自己一直没有明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开玩笑地说，他只是想从他自己的生平传记中“抹去一年或者一年半”。实际上，促成契诃夫踏上萨哈林之旅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哥哥尼古拉于1889年的去世对契诃夫打击很大，使他心烦意乱，情绪消沉，他想寻求一种摆脱这一心境的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去旅行，是为了在半年时间里换一种方式生活。”其次，他此时正处于他创作中的又一转折时期，如何更上一层楼，是他作为一位严肃作家需要面对的问题，去往陌生疆域的遥远旅行，自然可以开阔眼界，积累创作素材，在破万卷书的同时行万里路；第三，契诃夫选中萨哈林作为旅行目的地，无疑主要是冲着那儿的特殊“居民”去的，在当时的俄国，与苦役犯、流放犯的待遇和命运密切相关的公正、公平、人道等问题已成为社会舆论的热点，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契诃夫，自然也会把真实地揭示萨哈林囚犯的生活实况视为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最后，契诃夫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应该到萨哈林这样的地方去朝圣，一如土耳其人前往麦加。”这句话道出了契诃夫的一个心机，即他前往萨哈林是去朝觐苦难，同时也是检阅自己，检阅自己对苦难的承受能力，检阅自己的意志和良心。

1890年4月21日，契诃夫离开莫斯科，他先火车后轮船，从秋明开始乘坐马车穿越西伯利亚，历经千辛万苦，然后在6月乘上轮船，沿黑龙江北上，终于在7月9日抵达萨哈林，这次长途旅行历时近三个月。契诃夫在岛上又逗留了三个月，他挨家挨户访问当地住户，探访犯人，留下近万张田野考察卡片。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走遍了所有居民点，走访了所有住户，每天5点起床，整天都在一刻不停地想着，还有很多事情要做。”10月13日，契诃夫踏上返程，他乘海船绕过亚洲东海岸，经苏伊士运河到达敖德萨，然后乘火车于12月8日回到莫斯科。

契诃夫萨哈林之旅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他留下的两本书，即《寄自西伯利亚》和《萨哈林岛旅行记》。《寄自西伯利亚》是他应苏沃林之约为《新时代报》撰写的系列旅行随笔，契诃夫在这些随笔中记叙西伯利亚的风土人情，旅途中的趣闻逸事，他既抱怨“西伯利亚大道是世界上最漫长、似乎也最糟糕的道路”，也感慨“对被关押在流放地、在这里备受折磨的人如此冷漠，这在一个基督教国度里是不可理喻的”。当然，契诃夫此行最主要的文字收获还是《萨哈林岛游记》，在旅途结束后，契诃夫花费近五年时间才最终完成此书。全书共分二十三章，前十三章以时间为序，描写作者在岛上的行踪和见闻；后十章是就专门问题展开的思考和论述，如岛上的其他民族、被强制移民的生活、妇女问题、流放犯的劳动和生活、犯人的道德面貌和逃跑问题、岛上的医疗问题等等。此书的写作和出版表明，契诃夫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还是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和民俗学家，一位热情饱满的社会活动家。《萨哈林岛游记》的出版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各界人士就此展开相关讨论，最终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俄国的多项司法改革，如1893年禁止对妇女进行体罚，修订与流放犯婚姻相关的法律，1899年取缔终身流放和终身苦役，1903年禁止体罚和给犯人剃阴阳头等。最近，契诃夫当时留下的近万张卡片也被结集出版，让人们对契诃夫当年工作的细致和深入有了更多的见识和赞叹。契诃夫的萨哈林之行以及他留下的这三部著作，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壮举。

契诃夫萨哈林之行的足迹永久地留在了这座俄国面积最大的岛屿上，如今，岛上有多处契诃夫名胜，如契诃夫故居博物馆、契诃夫纪念碑、契诃夫剧院、契诃夫大街、契诃夫与萨哈林历史文学博物馆、契诃夫《萨哈林岛游记》博物馆等。契诃夫《萨哈林岛游记》博物馆建于1995年，专门展览与契诃夫此书相关的内容，如此书的写作经过，书中写到的人物和地点的照片、图画和其他实物，此书在世界各地的翻译和传播等，这家博物馆还定期举办国际性的“契诃夫研讨会”。专门为一本书建立一座博物馆，这在世界上还不多见。

契诃夫的萨哈林之行最令我们感兴趣的，还是他在这次旅行中与中国产生的关联。在契诃夫发自伊尔库茨克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我看到了中国人。这些人善良而又聪明。”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他又在给苏沃林的信中称中国人“是最善良的民族”。在逗留布拉格维申斯克的两天间，契诃夫曾渡过黑龙江游览了瑷珲城。在乘船沿黑龙江继续北上时，契诃夫与一位中国人同住一间一等舱室，契诃夫在给家人的信中详细描写了这个中国人的言谈举止，还请那位中国人在他给家人的信中写了一行汉字。值得一提的是，契诃夫的萨哈林之行时在沙皇俄国疯狂侵占中国土地、残酷迫害中国人之后不久，但在契诃夫的文字中却看不到他对中国人的居高临下和盛气凌人，相反，善良的他还感觉到了中国人的善良。契诃夫原打算自萨哈林乘海船回国途中访问上海和汉口，但因故改变计划，只在香港做短暂停留。尽管如此，契诃夫的足迹仍两度印在中国的国土上，这在19世纪的俄国大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我曾在黑河乘过江轮渡前往对面的俄国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船至江心，突然想到两岸的风光就是契诃夫当年看到过的景色，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在阿穆尔江（即黑龙江）上航行了一千多公里，欣赏的美景如此之多，获得的享受如此之多，即使现在死去我也毫无恐惧。”如今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有一尊契诃夫的纪念浮雕，上面写有一行字：“1890年6月27日安·帕·契诃夫曾在此停留。”而在黑龙江此岸的瑷珲古城，也立有一尊契诃夫雕像。

四

2015年9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走进梅里霍沃，走进了梅里霍沃的秋天。

1892年3月，三十刚刚出头、却已在俄国文坛赢得极高地位的契诃夫带领全家由莫斯科迁居梅里霍沃。契诃夫一家此前的生活一直不甚宽裕，契诃夫成为大作家后，终于有可能为全家购置一座庄园。1892年，契诃夫在报上看到梅里霍沃庄园主人索罗赫金的出售广告，便花费一万三千卢布购得此处房地产。之后，契诃夫全家齐上阵，下大力气整修和新建房屋，耕种土地，终于将梅里霍沃打造成一座像样的庄园。契诃夫常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及自己的庄园。初到庄园时他写道：“我一连三天待在我购买的庄园里。印象不错。从车站到庄园的路始终掩映在森林里……庄园自身也很漂亮。”多年后他又写道：“如您所知，我现居乡间，在自己的庄园……我像从前一样没有成家，也不富裕……父母住在我这里，他们见老，但身体还行。妹妹夏季住在这里，操持庄园，冬季在莫斯科教书。几位兄弟各有工作。我的庄园不大，也不漂亮，房子很小，就像女地主科罗勃奇卡（果戈理《死魂灵》中的人物。——引者按）的房子，可是生活很安静，也很便宜，夏季十分舒适。”

梅里霍沃庄园的核心建筑是一幢共有八个房间的平房，其中除契诃夫的书房和卧室外，如今还保留着契诃夫的父亲、母亲、妹妹和弟弟的卧室。契诃夫的父母常住梅里霍沃，兄弟妹妹以及侄子们也是梅里霍沃的居民，他们构成一个庞大的家庭。成为大作家后的契诃夫仍与自己的大家庭合住，这在俄国作家中十分罕见，其中原因，除了契诃夫家抱团合群的小商人家庭的固有传统外，无疑也与契诃夫本人随和宽容的性格相关。

在如今辟为国家文学博物馆的这座庄园里，随时随地都能感觉到契诃夫不无幽默的温情。主屋背后有个小池塘，是契诃夫一家入住后开挖的，据说契诃夫喜欢坐在塘边钓鱼，他称这池塘为“水族箱”（也可译为“鱼缸”）；契诃夫的书房正对一片菜地，据说契诃夫的妹妹玛丽娅善于种菜，每到秋天，这片菜园总是硕果累累，契诃夫因而称之为“法国南方”；花园里有一棵老榆树，契诃夫称之为“幔利橡树”（《圣经》里写到，耶和华在幔利橡树旁对亚伯拉罕显身），他还亲手在树上装了一个“三居室”鸟笼，起名为“椋鸟兄弟酒家”；契诃夫爱狗，入住梅里霍沃后，他从友人处要来两只矮脚猎犬幼崽，取名希娜和勃罗姆，几年过后，狗已长大，他认为应该像俄国人对待成年人那样对它们采用以名字加父称的尊称，即“希娜·马尔科夫娜”和“勃罗姆·以撒耶维奇”……

契诃夫不仅将他的家人安置在梅里霍沃，他更将梅里霍沃及其周边地区视为自己的大家庭。“梅里霍沃时期”（1892—1899）是契诃夫一生的壮年时期，也是他社会活动最为积极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契诃夫于1894、1897年两次当选谢尔普霍夫乡村自治会任期三年的议员；契诃夫在这里先后为农民子弟建起三所学校（这些学校的旧址如今分别辟为乡村教师博物馆、乡村学校博物馆和契诃夫作品主人公博物馆，均为契诃夫梅里霍沃文学博物馆的分馆）；根据他的建议，在梅里霍沃所在的洛帕斯尼亚镇设立邮电局（该邮局旧址现为契诃夫书信博物馆）；更为人们所记忆的是，在契诃夫入住梅里霍沃后不久，该地区霍乱流行，契诃夫作为一名医生勇敢地站出来，应地方政府之邀创办诊所，免费为病人看病，他负责的巡诊区包括25个村庄、四座工厂和一个修道院，他没有助手，没有补贴，所有花费均靠他自掏腰包或四处化缘，他甚至在自家园子里种植草药，自制所需药品。契诃夫在梅里霍沃的行医经历，曾让契诃夫本人说出一句名言：“医学是我的合法妻子，文学是我的情人。”也让他的研究者后来有过这样的归纳：“作为作家的契诃夫从不为人开具药方，作为医生的契诃夫则始终在治病救人。”

契诃夫当年以梅里霍沃为家，而梅里霍沃所在的广阔区域如今也成了契诃夫永远的家。为纪念契诃夫，梅里霍沃所在的洛帕斯尼亚区如今被命名为契诃夫区，作为区中心所在地的洛帕斯尼亚城也更名为契诃夫市。

契诃夫一生写作的三百余部作品（不包括他早期的大量幽默小品）中有42部作品写于梅里霍沃。自1886年接受格里戈罗维奇的建议开始“严肃创作”，到他去世的1904年，契诃夫的创作持续不到二十年，其中在梅里霍沃的七年写作可以说是他创作上的金色收获期。前往萨哈林的长途旅行之后，契诃夫在宁静的梅里霍沃歇息下来，静心思考，写完《萨哈林岛旅行记》。契诃夫这一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常以“县城C”及其附近乡间为情节发生地，这个C就是指梅里霍沃附近的谢尔普霍夫县。契诃夫的许多小说名篇，如《决斗》、《六号病室》、《黑修士》、《文学教师》、《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带阁楼的房子》、《我的一生》、《套中人》、《农民》等，均写于这一时期。

在契诃夫的书房，讲解员让我们留意房间的色调，从写字台上铺的呢绒到沙发和扶手椅均为绿色，讲解员说，契诃夫患有严重的眼疾，又要长时间伏案写作，绿色能减轻他的视觉疲劳。书房里并列的三个长方形窗户正对着妹妹玛丽娅经营过的那片菜地，虽在秋天，那里仍是一片葱翠。契诃夫著名的夹鼻眼镜也摆在书桌上的玻璃罩里，眼镜旁边还有一张打着粗横线的透格板，契诃夫常把这纸板垫在稿纸下，按照透过来的横格写作。桌上的几份契诃夫手稿上，字迹也很粗大。看着夹鼻眼镜旁的透格板和手稿，我觉得契诃夫这副著名的、标识性的夹鼻眼镜所衍射出的不再是绅士般知识分子的优雅，而是一位无比勤奋的写作者的艰辛。

契诃夫家人丁兴旺，何况还有大量来客造访，这对一位作家而言毕竟有所妨碍，于是，契诃夫便在1894年为自己建起一座专供写作的小屋。这间小巧玲珑的木屋藏身花园深处，只有一间书房和一间小卧室，小屋被漆成浅色，楼梯和门漆成深红。正是在这间像是舞台道具的小屋里，契诃夫写出了《海鸥》。小屋入口出的外墙上如今挂着一块白色大理石板，其上镌刻着几个字：“我写成《海鸥》的屋子。契诃夫。”在这座所谓的“《海鸥》小屋”里，契诃夫后又写成《万尼亚舅舅》等其他剧作。契诃夫于1899年离开梅里霍沃，将庄园出让给一位名叫斯图亚特的俄国贵族，这位贵族在十月革命后被枪毙，庄园充公，先后用作孤儿院、集体农庄的仓库和牲口棚，庄园里的建筑几乎全部被毁，仅有这幢小屋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庄园里如今的建筑均是在1940年设立博物馆时根据契诃夫妹妹和侄子保存的设计图和照片依原样复建的，展品也大多是契诃夫家人捐出的实物），这或许是因为它位置较偏，不引人注目；或许因为它体积太小，不便挪作他用。在梅里霍沃庄园，也只有这间小屋不对访客开放，我们只能透过门缝，窥视一下这俄国现代戏剧的摇篮。

梅里霍沃的秋天就像列维坦的画（列维坦作为契诃夫的好友，作为契诃夫妹妹的绘画老师，是梅里霍沃的常客），色彩斑斓，宁静之中却又蕴含着躁动。我们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后走进庄园，只见绿色的草地上散落着黄色的、红色的或红黄绿交织的树叶，留在枝头的叶片则依然鲜绿。成熟的苹果或挂在枝头，或落在地上，不知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是游客，好心地把落在地上的红苹果拾起来放在路边的长椅上，供他人食用。

在梅里霍沃，“像从前一样没有成家的”契诃夫还收获了他的两份爱情。契诃夫一家住进梅里霍沃后不久，契诃夫的妹妹玛丽娅常领她在莫斯科中学的女同事丽季娅·米奇诺娃来家里做客，玛丽娅后在回忆录中写道：“夏季，丽卡（米奇诺娃名字的昵称。——引者按）来我们梅里霍沃长住。她和我们一起举办了许多出色的音乐晚会。丽卡唱歌唱得不错……在丽卡和安东·帕夫洛维奇（即契诃夫。——引者按）之间产生了相当复杂的关系。他俩走得很近，似乎彼此依恋。”关于两人的罗曼史，有人写过专著，童道明先生在《爱恋·契诃夫》一剧中做过细腻的揣摩和诗意的再现，契诃夫与米奇诺娃1897年摄于梅里霍沃的那张照片，也曾被用作该剧在中国国家话剧院上演时的海报。根据这张照片上两人的衣着和身边的植物来判断，时间像是夏末初秋。这段历时三年的恋情，以丽卡与人私奔至巴黎而告结束，但它却在契诃夫的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人们在《海鸥》中的尼娜等契诃夫笔下的许多人物身上都能发现丽卡的身影。1898年9月，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排演《海鸥》的现场，契诃夫与该剧院女演员克尼碧尔一见钟情。次年5月初，他带克尼碧尔回到梅里霍沃，在这里度过刻骨铭心的三天，大约正是在梅里霍沃，他们做出了结婚的决定。契诃夫与米奇诺娃，契诃夫与克尼碧尔，两段相隔七年的恋情均始于秋季，两段结局不同的爱情构成了契诃夫梅里霍沃时期情感生活的开端和终结。

走在梅里霍沃长长的椴树林荫道上，秋风拂面，我仿佛觉得身着风衣、头戴礼帽的契诃夫转眼之间就会出现在道路的尽头。他与这座庄园秋天的氛围太协调了，不知是这座庄园给了他的个性以很多添加，还是他用他的风格塑造了这座庄园。契诃夫在梅里霍沃住了七年。契诃夫有过七个梅里霍沃的秋天。人们总喜欢用秋天来形容契诃夫的创作个性，的确，契诃夫的生活和创作与梅里霍沃的秋天构成了某种高度的契合和呼应。梅里霍沃的秋天是优美的，却也散发着莫名的无奈；梅里霍沃的秋天是忧伤的，却又洋溢着收获的喜悦；梅里霍沃的秋天是明媚的，却也充满着神秘和疏离。

在我们即将走出梅里霍沃庄园时，突然听到契诃夫纪念碑后面的草坪上传来一阵喧闹，原来这里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全俄契诃夫矮脚猎犬节”。讲解员颇为自豪地告诉我们，梅里霍沃每年要举办两大具有世界影响的盛事：一是“梅里霍沃之春国际戏剧节”，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剧院来此演出契诃夫的剧作，花园里、大树下和池塘边都会成为演员们的舞台；另一盛事即“猎犬节”，全俄的矮脚猎犬爱好者会带上他们的爱犬来此参加竞赛。我们来到赛场，但见几十只与契诃夫的爱犬希娜和勃罗姆十分相像的矮脚猎狗在场上轮流亮相，一位来自德国的主裁根据狗儿们的相貌和步态打出分数，并颁发等级不一的证书。梅里霍沃无疑是全俄、乃至全世界举办戏剧节的最理想舞台之一，可此类爱犬狂欢节却未必能讨得契诃夫欢心，我发现，纪念碑上的契诃夫始终梗着青铜的脖子，不愿回首一望身后的游戏。

五

1898年，契诃夫写了一个题为《新别墅》的短篇，小说写工程师库切罗夫在一个村子边造了一座漂亮的桥，请妻子来看，妻子来后喜欢上村子，“就开口要求她的丈夫买上一小块土地，在这儿修建一座别墅”，“她的丈夫依了她。他们就买下20俄亩的土地，在陡岸上原先奥勃鲁恰诺沃村民放牛的林边空地上盖起一座漂亮的两层楼房，有凉台，有阳台，有塔楼，房顶上竖着旗杆，每到星期日，旗杆上就飘扬着一面旗子。这座房子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盖成，后来他们整个冬天栽种大树，等到春天来临，四下里一片苍翠，新庄园上已经有了树林，花匠和两个系着白色围裙的工人在正房附近挖掘土地，一个小喷水池在喷水，一个镜面的圆球光芒四射，望过去刺得眼睛痛。这个庄园已经起了名字，叫做‘新别墅’”。这里关于“新别墅”的描写，几乎就是契诃夫自己为当时计划在雅尔塔兴建的别墅所作的“设计”。

这一年，契诃夫的肺结核病越来越重，医生建议他迁居气候温暖、空气清新的俄国南方。此时，契诃夫的父亲去世，梅里霍沃庄园显得空旷起来，契诃夫于是决定离开梅里霍沃。他与出版商阿多尔夫·马尔克斯签订合同，将全集的版权以七万五千卢布的价格售出，用这笔“预支”的稿费收入在雅尔塔郊外阿乌特卡村购置一块面积为37公亩的土地，开始建造房屋。建筑过程持续十个月，1899年9月，契诃夫便和母亲、妹妹一起住进了新家。这是一座三层楼房，共有九个房间，被称为“白色别墅”。当年曾做客契诃夫家的俄国作家库普林对这幢别墅有过这样的描述：“整幢别墅都漆成白色，很整洁，很轻盈，有一种非对称的美，用一种很难确定的建筑风格建成，有一座高塔似的阁楼，有几处意外的突出部位，下层有个带玻璃窗的阳台，上层有个敞开式露台，敞向四方的窗户有宽有窄，这座别墅有点近似现代派，但是其设计中无疑有着某人很有用心、别出心裁的创意，有着某人独特的趣味。”契诃夫请来设计此房的设计师沙波瓦洛夫当时还是一位中学教师，他在设计过程中自然会听取契诃夫本人的意见，这座别墅设计中“很有用心、别出心裁的创意”和“独特的趣味”无疑来自契诃夫本人。库普林在同一篇回忆录中还写道，有人对契诃夫说，这幢楼房建在陡坡上，屋旁的公路常有灰尘飘进房间，花园坐落在斜坡上，也很难保持水土，契诃夫听了却不以为然：“在我之前，这里是荒地和不成体统的沟壑，遍地石头和野草。我来了，把这片野地变成了漂亮的文明之地……您知道吗，再过三四百年，这块土地就将变成一座鲜花盛开的花园。那时，生活就会变得特别轻松舒适了。”他还开玩笑地说：“如果我现在放弃文学，做一位园丁，这倒不错，能让我多活十来年。”契诃夫在这片斜坡上栽种了一百多种树木，其中有柏树、杨树、雪松、柳树、木兰、丁香、棕榈、桑树和山楂等，如今，这里草木兴旺，早已成为一座真正的大花园。

从1899年9月到1904年5月，契诃夫在雅尔塔的白色别墅居住了四年多，这是契诃夫一生中的最后四年，也是他创作上的总结期。他在这里写下十个短篇，即《宝贝儿》、《新别墅》、《公差》、《带小狗的女人》、《在圣诞节节期》、《在峡谷里》、《主教》、《补偿的障碍》、《一封信》和《新娘》，还有两部剧作，即《三姐妹》和《樱桃园》，这都是他最为成熟的作品，他还在这里编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全集。

居住在雅尔塔的契诃夫已是俄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白色别墅因此也成为当时俄国文化生活的中心之一，这里宾客盈门，高朋满座。在雅尔塔，契诃夫分别留下了与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合影，托尔斯泰是文坛的泰斗，高尔基是文坛的新秀，而契诃夫就像是俄国文学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们共同组成了俄国文学的“三驾马车”。当时的其他重要作家，如安德列耶夫、柯罗连科等，以及刚刚崭露头角的布宁、库普林等都曾造访这里。契诃夫的艺术家朋友们也纷纷来此探望契诃夫，列维坦描绘过这里的风景，夏里亚宾曾在这里歌唱，拉赫玛尼诺夫弹奏过契诃夫家客厅里的钢琴。最让契诃夫开心的，是1900年4月莫斯科艺术剧院全体人员的造访，当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琴科率团巡回演出，在雅尔塔演出契诃夫的《海鸥》，演出前后，演员们在白色别墅聚会，大家谈笑风生，此时的契诃夫正处在与艺术剧院女主角克尼碧尔的热恋之中。

白色别墅在契诃夫离开之后一直以原样保存至今，这要归功于契诃夫的妹妹玛丽娅·契诃娃，她是这座别墅真正的守护神。玛丽娅比哥哥小三岁，自三哥正式开始文学创作后，她便全副身心地帮助哥哥，照料哥哥的生活，负责处理哥哥的版权事宜，她也是梅里霍沃和白色别墅真正的女主人，她甚至因此而终身未嫁。哥哥死后，她更为保护和传播契诃夫的文学遗产而殚精竭虑，操劳一生。哥哥去世后不久，她就让契诃夫的崇拜者走进白色别墅参观作家的卧室和书房，尽管她和母亲一直住在白色别墅的二楼和三楼。十月革命后，白色别墅被收归国有，但玛丽娅被任命为终身看护人，她得以继续居住于此，直到她在1957年以94岁高龄去世。在她的守护下，契诃夫的这座故居始终如故。据统计，目前世界各国有十几家契诃夫博物馆，其中俄罗斯有六家，乌克兰有两家，德国和斯里兰卡各一家，而藏品最为丰富的契诃夫博物馆就是雅尔塔的这家契诃夫故居博物馆，该馆有藏品一万三千件，其中包括契诃夫的手稿、各种版本的出版物、契诃夫的生前用品、书信和图片等。

像每一座契诃夫留下深刻痕迹的城市一样，雅尔塔也深切地怀念着契诃夫，这里除“白色别墅”契诃夫故居博物馆外，同样也有契诃夫纪念碑和契诃夫大街。在前面提及的小说《新别墅》中，新别墅的主人由于与村民们合不来，最终只得卖掉别墅，离开此地，契诃夫以这个故事来表现俄国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隔阂，更广义地说，是富人和穷人之间、本地人和外来人之间的隔膜，甚至人与人之间无处不在的难以沟通。但在雅尔塔的现实生活中，契诃夫却深深地融入了当地社会。契诃夫最值得一提的善举，就是他提议创建了此地的结核病疗养院。在契诃夫定居雅尔塔前后，成千上万身患肺结核病的病人也来到这里，希望这里的阳光和空气能帮助他们战胜疾病，这些病人中不乏身无分文的大学生和其他穷人，他们中的有些人曾向契诃夫求助。了解到这一情况，契诃夫倡议在雅尔塔兴建一所慈善性质的疗养院，他在报上刊出呼吁书，题目是《请帮助奄奄一息的人们！》，契诃夫的募捐引起热烈反响，在短时间内便募捐到四万卢布，契诃夫自己又拿出五千卢布，用这笔钱在雅尔塔郊外购置一处房产，建成疗养院。这座专门收治肺结核病患者的疗养院至今仍在发挥功用，在百余年间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病人。雅尔塔未能挽救契诃夫的生命，但由他倡议并捐资建成的“契诃夫结核病疗养院”却使众多肺结核病人恢复了健康。

雅尔塔离契诃夫的出生地塔甘罗格不远，两座城市分别位于亚速海的北端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南端，中间隔着并不辽阔的亚速海，直线距离只有四五百公里。

六

2015年夏天，我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德国弗莱堡大学，访问结束后，我们乘坐大巴从弗莱堡驶向斯图加特机场。路途很远，但沿途的风光很美；德国的高速公路不限速，可我们大巴车的时速也只有一百多公里。我静心地欣赏着道路两旁的风景，突然，我远远地看到前方的指路牌上有一个似曾相识的地名Badenweiler——巴登韦勒，契诃夫去世的地方！小镇巴登韦勒在我的右手，这被森林掩映着的小镇在我眼前一闪而过，而我的脑海里则浮现出了110年前契诃夫在这里离世的一幕。

1904年6月，契诃夫的肺结核病病情恶化，医生建议他出国疗养，契诃夫与医生和家人商量后选中了德国西南部的小镇巴登韦勒。1904年6月3日，契诃夫和妻子离开莫斯科，他对前来送行的人说：“我是去死的。”契诃夫夫妇在巴登韦勒的一家疗养院里住下，但契诃夫的病情并未好转。7月1日夜，契诃夫醒了过来，据一直陪伴在侧的契诃夫妻子后来回忆，“他平生第一次让人去叫医生过来”，并主动提出想喝点香槟酒，他从床上坐起身，大声地用德语对赶到床边的医生说了一句：“Ich sterbe.”然后又用俄语向妻子重复了这句话的意思：“我要死了。”之后，他端起酒杯，面对妻子微笑了一下，说道：“我很久没喝香槟了……”然后平静地喝干香槟，轻轻地躺下，向左侧卧着，很快就永久地睡去了，用他妻子的话说，“像婴儿一样睡去了”，此时已是7月2日的凌晨。契诃夫说过：“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无论面孔，还是衣裳、心灵或思想。”他的一切也的确都是美的，甚至包括他的死亡。

巴登韦勒是一处驰名欧洲的温泉疗养胜地，在契诃夫之前和之后，来过此地的欧洲名人不计其数，但是，这座小镇仍以契诃夫在此留下的遗迹为荣：在小镇的一处山坡上立有一座契诃夫纪念碑；契诃夫住过的疗养院房间被辟为博物馆，阳台旁的墙壁上悬挂着契诃夫的青铜浮雕，阳台下方有一座海鸥造型的雕塑；这座小城还与契诃夫的故乡塔甘罗格建立了姐妹城市关系。

七

契诃夫留下痕迹最多的城市，可能还是莫斯科，在莫斯科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契诃夫场所”有三处。

首先是莫斯科艺术剧院。莫斯科艺术剧院由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琴科联袂创建，但它艺术上的诞生却归功于契诃夫，归功于契诃夫的剧本《海鸥》。《海鸥》写于艺术剧院创建前的1895年，写成后曾在彼得堡上演，但未获成功，可这并未妨碍丹琴科要用此剧来扬名艺术剧院的决心，他苦口婆心地说服契诃夫拿出剧本，他在给契诃夫的信中称《海鸥》是“让作为导演的我难以释怀的惟一一部当代剧作”。终于，《海鸥》于1898年12月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并获空前成功，由此也开始了契诃夫与艺术剧院的密切合作。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契诃夫又相继为剧院写作了《万尼亚舅舅》、《三姐妹》和《樱桃园》等名剧。从《海鸥》开始，人们对“舞台真实”产生了新的理解，人的内在世界成为戏剧主要的再现对象，所谓“情绪的潜流”彻底改变了戏剧的面貌。在今天的莫斯科艺术剧院老剧场入口处的门楣上有一个巨大的海鸥雕像，一个飞翔在海浪之上的海鸥图案也成了艺术剧院的院徽，人们在用这样的方式昭示契诃夫及其《海鸥》的不朽。一部戏造就了一座剧院，一个戏剧流派，甚至一种戏剧美学，这就是契诃夫对于莫斯科艺术剧院、对于俄国戏剧乃至整个世界戏剧做出的奉献。1989年首度访学莫斯科，我就在一个冬夜前往艺术剧院看契诃夫的戏，记得是《三姐妹》，在戏的末尾，当三姐妹中的大姐搂着两个妹妹的肩膀在台上念出那段著名的独白：“音乐演奏得多么欢乐，多么振奋，真想生活！哦，我的上帝！总有一天，我们会永远地离去，人们会忘记我们，忘记我们的脸庞、声音和我们的年纪，但是，我们的痛苦却会转化为后代人的欢乐，幸福和安宁将降临大地，如今生活着的人们将获得祝福。哦，亲爱的妹妹，我们的生活还没有结束。我们将生活下去！音乐演奏得多么欢乐，多么欢快，似乎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因为什么而生活，因为什么而痛苦……如果能知道的话，如果能知道的话！”全场安静极了，没有一丝声响，少顷，有黄色的树叶自舞台上方落下，一片，两片，越来越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缓缓地飘落。

其次，就是莫斯科艺术剧院所在的侍从官胡同与特维尔大街相交处的契诃夫雕像。2004年，在契诃夫去世一百周年纪念日，一座契诃夫新雕像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所在的胡同与莫斯科最主要的大街特维尔街相交处的街心花园落成。我在一次出差莫斯科期间特意来到这座纪念雕像前，这座雕像令人震撼，因为它最好不过地体现了契诃夫的性格和举止，似乎构成了契诃夫之谦逊和善良的永恒化身：身材修长的契诃夫背倚着一个半人高的台子，身体有几分紧张，似乎正要起身来帮助眼前的某位路人，他清瘦的脸庞上呈现出倦态甚至病容，但俯视的双目中却分明含有悲悯和体谅。关于契诃夫的善良，人们留下过许多描述和佐证。契诃夫的妻子克尼碧尔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契诃夫给她留下的第一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站在契诃夫面前的那一刹那。我们都深深地感觉到了他人性的魅力，他的纯朴，他的不善于‘教诲’和‘指导’……”打动克尼碧尔的是契诃夫的“纯朴”和“不善教诲”。契诃夫被托尔斯泰称为“小说中的普希金”，在世时就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但他从不以大师自居，而与其同时代的所有作家几乎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有着强烈平等意识的契诃夫，一贯反对“天才”和“庸人”、“诗人”和“群氓”等等的对立，他在1888年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把人划分为成功者和失败者，就是在用狭隘的、先入为主的眼光看待人的本质。”在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后，契诃夫给妹妹立下遗嘱，把财产分别留给母亲、妹妹和妻子，他特意强调，“在母亲和你去世之后，全部财产捐给塔甘罗格市政府用作家乡教育基金”。他在遗嘱的最后写道：“帮助穷人，爱护母亲，保持全家的和睦。”契诃夫曾说，他的作品中“既没有恶棍，也没有天使……我不谴责任何人，也不为任何人辩护”。站在这尊契诃夫雕像前，我们似乎更能感觉到他的善良以及这种善良中所蕴含着的伟大和崇高，在当下世界，契诃夫的平和与“中立”，契诃夫的冷静和宽容，较之于那些“灵魂工程师”和“生活教科书”，会让我们感到更为亲近和亲切。契诃夫的善良和宽容，契诃夫的平等意识和“挤出奴性”的吁求，无疑是契诃夫创作现代意义的重要内涵之一。去年出差莫斯科时再去瞻仰契诃夫的这座雕像，我却突然发现在这座雕像前的胡同口又立起一座体量很大的纪念碑，纪念碑上的两个人身高体壮，气宇轩昂，宛如红场上的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纪念碑，似乎是有意要与他们身后的契诃夫雕像构成反差极大的对比。走近一看，方知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琴科的纪念碑。与他俩的纪念碑相比，偏居两座建筑物拐角处的契诃夫雕像显得更小、更不显眼了，甚至有些寒酸，不过我想，契诃夫一定不会反对他的纪念碑所处的位置和所具的体量。

最后，自然就是位于莫斯科新处女公墓的契诃夫墓。一次，我领一位深爱契诃夫的中国作家去新处女公墓拜谒契诃夫墓，在墓地门口向看门人索要一张墓园地图，他问清我们来意，便指了指契诃夫墓地所在的位置，还添了一句：“来看他的中国人很多。”来到契诃夫墓前，见墓地的设计似乎具有某种童话色彩，四五米见方的墓园用高高的铁栅栏围着，铁栅栏上的花纹像是一朵朵玫瑰，白色的墓碑很厚，顶部呈楔形，有一个铁皮顶，就像一间微型的木头小屋，顶端还有三个枪矛一样的金属装饰。契诃夫与他的父亲长眠在一起，而他最爱的母亲和妹妹则长眠在雅尔塔的市民墓地。静静地站在契诃夫的墓前，树上和地面的落叶在微风中窃窃私语，似在向我们复述托尔斯泰在契诃夫去世时说过的话：“契诃夫的去世是我们的巨大损失，我们不仅失去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而且还失去了一个杰出的、真诚的、正直的人……他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一个谦虚的人，一个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