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主持人语

赵依（人民文学编辑部）：“时尚”一词的基本释义为“当时的风尚”，这里的“尚”应指一种被普遍崇尚的高度。与时尚相关的社会现象，古今中外早已有之。《后汉书·马廖传》曰：“城中好高髻, 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 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 四方全匹帛。”这番对当时长安市民着装打扮的描写可谓与当下小说里频频出现的“空气刘海”“半永久绣眉”“设计师品牌新一季高级成衣”等时尚元素异曲同工。《墨子》云:“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西方历史上也曾记载无数的时尚经典，诸如洛可可时期那些假发堆扎起来的高耸发型、羽毛和假花装饰的帽子、精致的蕾丝面具与古典折扇……无一不是彼时代贵族生活的真实写照。可见，社会历史变革、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心理和审美观念的改变，尽管社会主体在性别、年龄、身份等方面存在个性化的差异，却始终能在追时尚、赶潮流这一具体行为上高度趋同。

 

大约在我国魏晋时期，这种对时尚潮流的“追赶”得以在文学版图中明确。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云：“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亦云：“时俗如此，安能独违？”关于文学与时尚关系的讨论逐渐丰富起来。而就当代小说创作的“追赶”而言，中国显然晚于西方起步，且伴随这种倒挂而来的是一些中国作家对某些西方文学案例的热衷效仿：在较早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文学、西方价值范式对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影响的显现就已发生了多元的分裂，一些作家背后不仅站立着诸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灵魂级的文学导师，还排列有颇具符号意义的作家，如马格丽特·杜拉斯与女性“小资”文学和“身体写作”，又如村上春树的忧伤与青春文学。对这类符号本身及其象征意义的崇尚一经发酵，时尚风格的写作便喷薄而出——这些作家们不仅开始把时尚本身作为写作的对象, 更进一步把写作本身“进化”为一种时尚, 以惊世骇俗的腔调书写惊世骇俗的生活，再把这种“惊世骇俗”彻底活成现实。甚至，一段时期以来, 对这批作家作品的阅读竟也成为一种文化时尚、一种品位的象征和站队。阅读本身被悬置，文学消费由此被完全“时尚化”起来。

具体到近年的小说创作，以《人民文学》刊发的作品为例，“时尚化”对于文学更深层次的影响倒不在于出现了一批以时尚元素点睛的作品。我们早已对街景、专卖店、灯光和阴影以及有关消费社会的一切描写保持客观态度，而越发精细的审美感知方式以及在唯美主义的时尚风格下蔓延出的小说叙事和写作观念的改变本身，成为我们必须保持强烈文学嗅觉的对象。本期“圆桌派”的讨论便是在一系列由文学与时尚话题生发出的疑问中展开——文学与时尚的关系为何？新的审美趋向是否意味着文学风格趣味的提升？“时尚化”是否有损于文学的诗性和想象力？文学的人文关怀和艺术的原创力与时尚的美感和趣味应当如何进行有效融合？

说到底，文学与时尚的关系必然是有限的。文学“时尚化”之所以成为值得讨论的问题，其深层文化原因还在于人文精神的缺失。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奥黛丽·赫本主演的《蒂凡尼的早餐》和安妮·海瑟薇主演的《穿普拉达的女王》，两部电影毫不避讳地把时尚奢侈品牌嵌入电影名，影片中也充斥着与时尚相关的资本渲染，然而这两部电影成为经典的原因并不在于以女神级演员呈现出一幅幅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极端兴盛的图景，而是这两部电影共同表达出一个良性发展的现代社会对建构完善的人文精神系统的迫切需要。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当一部“时尚化”的文学作品成为经典，其原因一定不是其中的时尚元素单单只作为一剂兴奋剂给人以丰富的精神幻觉，而更大的可能应当存在于时尚成为某种文学质素，传递出真实、有尊严、有价值的人文精神信息。

 

在现实中提炼伟大的个性和诗意

张晚禾（青年编辑、记者）：曾有学者批评时尚的更迭越来越快将导致文学本身的吸引力越来越弱——当阅读成为一种“精神按摩”，而不承载更深刻的文化使命——因而有人呼吁文化或文学应当追求精神刻度的达到。然而，就当下的创作语境来说，让写作时尚化，与保有精神的刻度并不相悖。这里的时尚，并不仅就本世纪初风靡一时的文学作品当中的小资、咖啡、白领等流行物言之，也不仅体现在迎合当下流行姿态之一种，不同的人对时尚的解构可以生成多维的含义。因而在我看来，时尚可以是指新的、实验性的、先锋的，甚至孤立神秘的；时尚是不迎合的，甚至是拒绝的。诸如披头士乐队四名成员穿过北伦敦艾比路的斑马线，这张经典照片被效仿而成为时尚，恰是因他们创造了主流之外的一种新姿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时尚的文本并不仅仅背负着流行一时又速朽的释义。时尚化的文学写作可以是这个时代人们推崇个性思想情怀的介质：当现代的绝对个人观念、个体的生命感觉不愿承受传统的伦理宗法的沉重之负，从而用艺术的形式去摧毁稳固的规范，用个体、自我的树立去解放观念，创造新的个体生命世界。

在近年《人民文学》刊发的作品中，能可喜地看到当代青年作家们正以颠覆的姿态去寻求文本奥义的诸多可能。张悦然的《阿拉伯婆婆纳》就有着强烈的孤立感，尤其是文中“水手的鬼魂”这一形象，在现实与超现实中迷幻游走，这与大卫·林奇式纷繁奇幻的影像有着共同的审美旨趣。作者营造了一个在梦幻中被抛掷出的迷离、神秘、无序的世界，在当下多扁平现实主义叙事的主流文本中，这种脱离地面的想象游弋创造了另一种审美的可能；“神秘感”同样体现在于一爽的《无法定义的旅程》当中：故事里的主人公远到挪威寻找死去丈夫的舅舅，“舅舅”是谁，“舅舅”是否真的存在过？这里的追寻显得无效且无意义，但在作者的笔下，“无意”却有另一种对生命哲思的审慎魅力；而郁栎筳的《青杧果之恋》则是一篇有着浓郁东南亚风味的小说，像陈英雄《青木瓜之味》镜头里的湿热暗涌，语述的温婉让内容拥有了更多义的感性体验……而迷幻之于大卫·林奇，以及陈英雄濡湿暗涌的东南亚，正体现着创作本体对当下主流商业影像叙事的反诘。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张悦然、于一爽、郁栎筳等作者都在维护着文学创作这一自我精神活动独立个案里的时尚场域，这种时尚场域，尤其显现于当下部分同质化严重的乡村题材写作以及囿于都市男女日常的平庸描摹。

在当前的文化消费下，我们并不缺乏创造轰动作品、包装当红畅销作家的能力，缺乏的是独立甚至孤立到更为决绝的怀疑精神和纷繁想象的力量。如何走出日常化的碎屑，不耽溺于对生活片段的苍白复刻，从复制现实到在现实中提炼伟大的个性和诗意，时尚的文本首先就是独立的文本。让个体创作保有“异质化”这一独立并独特的文本时尚符码，值得当下青年一代创作者深思。

 

时尚元素对小说的“叙事性参与”

唐糖（凤凰读书编辑）：《骆驼祥子》里，老舍先生多次用“走兽”来形容虎妞这个又丑又男人相的老姑娘。祥子对虎妞的嫌恶，一则她不是“清清白白”的姑娘，二则也因了虎妞这形象。他眼里的虎妞是这样的：“头发髭髭着,眼泡儿浮肿些,黑脸上起着一层小白的鸡皮疙瘩,像拔去毛的冻鸡。”

21世纪整形技术逐渐普及以后，若虎妞通过整容改变相貌，将会有怎样的命运和际遇？金仁顺发表在2015年《人民文学》的《纪念我的朋友金枝》，讲述的便是一个现代版“准虎妞”的故事。主人公金枝，不仅胖，还是个“女阿飞”，喜欢“跟男生勾肩搭背，抢烟抽”。因此，金枝虽然事业有成，形象问题却导致她与心中“男神”之间始终横亘着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这道鸿沟暗中决定着故事的走向。前半部分，金枝与“男神”在形象上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因此叙事动力一直是金枝的“求而不得”。相貌处于劣势的金枝，把“男神”当真神一样供着，远观不亵玩，不求“男神”会下凡。

大闹“男神”婚礼后，金枝因新娘的报复被砸花了脸，但在“丑”惯了的金枝心里，这样的事忍忍也能过。直到“男神”因愧疚而“下凡”，在赔罪或安慰的心态中与她发生关系，金枝才开始真正审视和面对自己“像一团乳酪”的身体，并为此感到害臊、羞耻和沮丧。

这种“不如意的身体”所带来的羞耻心，想必年轻时的虎妞一定经历过，虎妞的种种心理失衡和行为变态，多半与此有关。相比于虎妞，金枝是幸运的。生活在21世纪的她，比虎妞多拥有一个选项，那就是整容。同样，金仁顺也比老舍“幸运”：整容技术带来了容貌的可逆转性，这是人从上天手中夺回的主动权。作者的叙事因此有了变化的可能性，可以不再囿于相貌的困境展开。小说中，金枝消失数月，“整容减肥”归来，像二次投胎似的变身“女神”。小说随之从“丑女”叙事进入了“女神”叙事，金枝与周围人，尤其是与自己“男神”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小说的叙事动力从“求而不得”变成了“得而复失”。至此，作为新的时尚元素“整容技术”，成为逆转“相貌天定”旧故事结构的关键道具，直接而有效地进入、甚至改变了小说叙事。“整容”一事充分融合在故事的血肉中，并且直接关联着故事最后高潮的发生——小说的最后，金枝死于胃中水球爆炸，这水球正是“整容技术”最为关键的部分。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时尚元素深度介入叙事的可能性。“整容减肥”的作用并不是简单地呈现当代女性生活图景，而是真正地扭转了叙事的动力、改变了故事的走向。我们不妨将此称为时尚元素对小说的“叙事性参与”。然而客观地说，当下都市题材小说中，我们固然看到了大量时尚元素的出现，但其中称得上“叙事性参与”的寥寥无几，更多的仅仅是“炫示性参与”。

时尚作为时代生活的前端探手出现时，的确能够起到展示新的生活经验的作用。不可否认，像郭敬明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名牌商品和高档场所，某些时候确如评论家黄平所言，“尽管文学水准不高，却构成了理解这个时代的标本”。问题在于，这样的标本意义，会在大量的复制套路中迅速衰减。很多作品里的时尚元素，仅仅为展示都市生活氛围而出现，甚至沦为一种自以为高端的新奇生活炫示，而从未真正参与到叙事之中。这样的“生活科普”，既不是小说的责任，也不是小说的优长，当今的时尚杂志显然会做得更加专业。

面对新的世界及生活的新可能，小说家要用新的怀疑和质询，进一步去追问人的困境与人性深处的隐微。好的作品，应当让时尚元素充分参与到故事和人物的建构之中，成为推动叙述的有机力量，而不应该仅仅作为花里胡哨的装饰性符号出现。时尚元素之于小说，要像从亿万公里外而来的阳光中，那一束真正能溶于一棵树生长的光。

 

避免沦为时尚的赝品

杨依菲（北师大在读文学硕士）：人们常常混淆流行与时尚的概念。流行（popularity），是一段时间内整个社会的主流风潮，它的近义词是通俗。而时尚（fashion），意味着少数，意味着先锋。时尚不追问内容，不追问意义，它是轻盈的，不愿被正确但沉重的事物牵住。时尚是种“玩”，是习惯性厌倦导致的形式翻新。时尚能改变流行，但流行只能追逐时尚。时尚的寿命都很短暂，一旦被普遍接纳为流行，时尚便衰亡，然后在别处重生。

以前，时尚曾是更高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人们用特定的衣着配饰、摆设饮食、聚会出行，甚至以共同的艺术风格向同阶层的人们宣告归属。普通人难以企及这些固化的圈子，便用仰望的目光附丽他们的规则，并认为他们代表了这个社会的时尚。有时，一些人会设计出新的规则，与所有陈旧划清界限。这一动作往往有石破天惊的后果，并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香奈儿女士初次将男装的贴身、简洁带进不便于行动的女装时，情况正是这样。不会取代任何东西的时尚不是真正的时尚，能够快速被取代恰恰是活力的证明。时尚是一声刺耳的高音，可以过于夸张，但绝不会成为一场全民大合唱。

近年在《人民文学》上刊载的几篇小说，让我们得以一窥所谓的时尚角逐场。场上的许多人，像磁石的南北极，两两形成了对比：其中一类人，与其说是引领时尚，不如说是遵守了当下的流行，因而获得了普遍欢迎。嫉妒、赞叹、惊讶的目光，像聚光灯一样打在他们身上。另外一类人，总是向前一类人看齐。作者隐身在场外，同时注视着这两类人，但目光终归更多落在了后一类人身上。或许，作者们已经看出第一类人除了是些幸运、机敏的模仿者以外，什么也不再是了，于是他们用锐利的笔尖，戳穿了这些“弄潮儿”的漏洞。正如焦冲《曼谷玛利亚》中的朱彤，她的美貌是“整容”来的，她的好工作是家人给的，她的爱情来势汹汹但戴着面具——相较之下，朱彤的人生里，除了为家人的付出、为衣食住行的奔波，几乎什么也不剩了。计文君《化城》中的艾薇与林晓筱，曾经也是姜丽丽仰望的对象，但一旦可以平视，姜丽丽便发现，她仰望的对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有的落差，都是“地势使之然”。这时我们明白了，作者们真正想写的是那些渴望时尚而不得、甚至连普遍流行也不得的人。人生从一开始就给了她们太多限制，在接连不断的挣扎间，她们不由得羡慕那些正在享受的人，不管这些享受有多肤浅。不过，小说中被羡慕的角色似乎同样是迷失者。金仁顺《纪念我的朋友金枝》中的金枝，为了大长腿的“男神”而赴韩国减肥、做手术，终于符合了审美教科书上的高分标准，成为“韩版”美女，让大家刮目相看。她与其说是勇敢，不如说是鲁莽，她与韩国美容医院里无数排着队的女孩没什么两样，无论她们所做的手术项目是否雷同。金枝看似追求美，实际上是追求爱，但这两种追求都很盲目。

当一个人像装饰一棵圣诞树那样，用流行元素来装点人生，他很快就能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可。小说的作者们当然也明白，这些女孩子们染发、购物、整容、度假的行为背后，真正“破与立”的东西非常有限。“好看”不意味着美，美也不意味着时尚。这些外在的光鲜只是一些叫喊，让我们听到了对光鲜的渴望而非生命力的真实。所有的人都被这渴望催促着，去完成无意义的攀登，然后四处攀比；去购买时尚，然而购得的却是赝品。他们嫉妒着实际上并未比自己高明多少的人。他们有过怀疑，却最终没有质疑，缺少的是标新立异的勇气。

这些时尚的溃败，只留下满地追求幸福而不得的痛苦。我们看似读的是时尚，读出的却是生存的沉重。张悦然《阿拉伯婆婆纳》里的“我”，结婚生子，离开先锋文学，回到庸常，她不知道所有人的明天会是什么样。明天，如果会有一种真正的时尚姿态从作家们的笔下诞生，它恐怕不会是大多数人当下行为的临摹。否则，无数追逐者们在墙上的影子，在角逐场的灯光熄灭后，只怕会沦为又一种徒劳。

 

结束语

梁豪（人民文学编辑部）：“时尚”一词在当今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轻佻，它通常与清新、文艺、舶来的烟酒、小文身、消费的神话、淡淡的愁绪、无端的愠怒和特立独行等义项互相混淆。这种时尚观走到了卡尔维诺所说的“深思熟虑的轻”的对立面——一种“轻举妄动的轻”。西美尔这位出生于以严谨著称的德国犹太家庭的哲学家，曾对时尚发表了深刻而漂亮的论述。在他看来，所谓时尚生活其实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普遍现象。一方面，它是对“既定模式的模仿”，把个体变成“群体的创造物”和“社会内容的容器”；另一方面，它又尊重个体“差异性、变化、个性化的要求”，是那些天资不足却又渴望关注的个体的“真正的运动场”。他动用了诸多二元对立的词组用以形容时尚内部悖论式的摇摆和调和，如和平与斗争、安宁与动感、遗传与变异、社群与个性、阳性法则与隐性法则。在纵坐标上，群体创造时尚是为了跟过去拉开距离，强调自我的当下性；在横坐标上，时尚成为阶层区隔的一种手段，阶层内部借此进行自我确认。通过模仿，底层则将其变成进军上层的便捷通道；与此同时，上层需要不断更易时尚的内容以期永享既有的特殊地位。

透过时尚的历史变迁，西美尔勘破了藏身其后的社会形式演变史，这些鞭辟入里的洞见同样惠及我们的文学创作——正视作为观念史和形态史的时尚，重新恢复时尚内部的厚重和深刻。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时尚常以高度致幻性的象征形式集群出现，小说由此轻易地篡改了个体身上真正具有挑战性的孤独处境，销毁了贴在孤独背面的抗争行动指南，最终把文学创作演变为一幅流光溢彩的浮世绘。本应残存于时尚基因里的不妥协和私密感，在如今的文学作品中彻底退化为某种简单粗暴的装饰性花纹，从空洞的瞳孔里散射而出。这也是为何我们当下的城市书写频遭矫饰、浮夸、虚伪、粗浅的诟病，因为我们首先对于时尚的认知就出现了巨大的偏差。

一杯音译而得的咖啡，一片装置艺术般的书架，山寨的综艺，均码的尖脸；一个人，在奔忙的人潮中停驻，耳洞里塞着或臃肿或截肢般的耳机，站在天桥上作凭栏独醒状。这些被特意拣选的“时尚”标签，携带着林林总总却又明白无疑的造作和片面，而且其诞生的机制非常暴露。具体对应到文学写作中，对于时尚碎片抢购般的盲目追逐，笔下的都市中人及其城市生活势必面临种种幼稚的风险；作者被流于视觉的公共化“时尚感”所挟制，一种客观的兜不住的后设追着作者而来，“时尚”成了玩弄作者的主谋，叙述被策反为其共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亟须重申时尚自身的陌生感。那种将时尚的冷感突兀地转化为文学的热感的写作，既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也违背了文学自身的创作法则——源自心灵的诚恳和适可而止的节制。

在当代文学家族里，时尚与叛逆是一对近亲。在萨冈的小说中，作者频频通过那类顾此失彼的多角恋情，维系着主人公们建立在嬗变之上的某种脆弱的稳定，借由这种脆弱的稳定，红男绿女们乐此不疲地与不断袭上心头的忧愁签订暂时性的停战协议。而在施维伯林那里，小说常常把作为叙述途径的异化当成写作的终极目的，这是一场非常独我的时尚加冕礼。与女作家们的矫枉过正相较，波拉尼奥身上显示出了一个真正的文学漫游者的无畏和无谓。

在波拉尼奥那些完美地挥霍着才华的小说中，随处可见毫无方向的走动、及时行乐的放纵、从市场秩序和资本时间里成功叛逃后的得意和自我麻痹，这些行动背后有着悠久的西方文化历史传统，同时也是时代症候在个人身上的投射。而在当今我们的语境中，并无适合“B”这样的文学人物的生存空间，加之波拉尼奥行云流水般的调度能力，这让其成为不论是在社会生活上还是在个人精神结构中均高度自洽的部分中国作家只能仰望的精神风尚标。作为某种致意，他的文字时常以警句的方式见诸青年作家的笔端。然而，这种精神时尚如今正面临因过分关注和曝光而贬值的危机，也即西美尔所谓的阶层僭越。不过无须担心，当波拉尼奥被推上万众瞩目的“经典”王座之后，仍会有全新的波拉尼奥们带着孤傲而凄惶的背影登场——以时尚和叛逆的名义。

不少作家把西方同行那种对伪善的撕裂或对恶俗的迷恋，改良为对奢侈品如数家珍的沉湎和不计成本的远行——如同吞服了过量寒食散的方士，以能指符号的泛滥和行程距离的遥远，征召早已严重钙化的时尚，借此耗散着心中莫名所以的创痛，写作由此陷入另一极的偏见当中。时尚从来都不是上帝和天使，无法为文学的时代书写径直带来质变的法术，但它也绝不是魔鬼和靡菲斯特在二十一世纪的还魂。时尚在文学内外，都应保持某种绅士的品格和滥觞于古老传统（无论中西）的智慧，从而还原出多重向度的时尚内涵和时代精神。

时尚，一种孕育着新生的裂变，其所喻示的敏锐的清醒、主体的锋芒和激越的想象，无疑是一台文学创作必须善加利用的显影机。它将带着变动不居的视角和完美协调的分合，刻录出文学世界内部的速度与激情、永恒与瞬息、斗争与和平，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积极促成时尚与文学之间最大程度的通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