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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动物,异物,及反哺模式

卡来源:《西湖》 |   2018年02月12日14:25

去年三月,我在建筑工地出差。那里有个小食堂,灯光昏暗,油渍遍布。某次普通的集体进食过程,给我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对“进食”这一原始行为的厌恶情绪达到了顶峰。

那次进食,是正常的,也是异常的。掌管伙食的,是一个外省的老头,他笑嘻嘻地叫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一盘盘煮好的食物——鱼,猪,鸡——用碟子盖好,放在圆桌中央。其他人还没到齐,我不能先吃。我多么想在他们到来前完成自己的午餐。慢慢地,在圆桌周围坐下的人越来越多,新进来的人不断分割圆周的空间,变得逼仄。当我们终于快要贴紧对方时,接下来的集体进食过程,对我来说近乎噩梦。他们疯狂地往嘴里塞食物,我的耳朵灌满“吧唧吧唧”的咀嚼声,像有千百只虫子在啃食。我却无法把斜倾的目光,从他们将食物往嘴里塞的行为上移开:那个本来用来说话、歌唱、亲吻的器官,忽然塞满了乱七八糟的食物。那瞬间的意识中,进食的基本功能与意义完全消失,变成了纯粹往身体的一个黑洞强行塞入异物。哦,一个嘴巴,为什么要拥有如此多迥异的、彼此矛盾的用途?一个肉体,被另一个肉体吞没——我害怕被填充,两者相互排斥,带来死亡。

然而,这样一个美感彻底崩塌与堕落的行为,正在维持我面前八个人的生命。那瞬间,我体验了这样偏执恐怖的状态,便立刻停住手中的动作,待到人群散去,才重新获得进食的欲望。身体必要摄取的食物,在不寻常的心灵状态下,都成了身体的异物。可是,它们终将被身体同化,并可能改变了人的精神结构。

杨·史云梅耶的《梦魇疯人院》里,生肉也会爬行、接吻、跳舞、进食,与人无异。他曾表示:“食物是我常用的一个主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自身的一个困扰。我对食物的困扰要回到我的童年,我是一个厌食者,曾经被送到疗养院强行喂食。人们对待食物和食用食物的方式可以很好地反映出我们的文明。”

当我将目光转向内,转向童年,关于食物的奇异记忆与我祖母有关。我曾写过一篇叫《鼠汤》的小说,背景就来自我跟祖母独自生活的那段童年时光。我曾无数次回忆起祖母给我煮鼠汤喝的日子,那是艰难岁月里珍贵的记忆。我小小的身体竟受过一只老鼠血肉的滋养,潜藏着它敏感、谨慎的因子。现在我无法再接受一只老鼠肉体上的滋养,但那段有关祖母的童年记忆却没有给我带来不适。我想,那是因为“鼠汤”早已经同化进了我的记忆里,被时间浸染过,以文学的形式得到了表达。当陌生的集体进食场面出现时,当我在人群中不安时,食物的困扰再度出现,以更加原始赤裸的姿态。《鸦肉店》同样是这样一种“摄入、产出、交缠”的生命螺旋形式,充满怀疑、恐怖与同化。真实的鼠肉和虚构的乌鸦肉,不过是螺旋的一体两面。

在这样一个异物同化的过程中,我产生的困扰在提醒我关于身体的存在。在对峙中感受到的,是那种灵肉双生,亦相互厮杀的内在矛盾。我猜,《鼠汤》中女主人公与姨母之间从对峙到产生精神上的共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我捕捉每一次厮杀过程中迸射出来的灵光,循着它的光的轨迹,最终会回到我的内在,掉入潜意识的海洋。在那里,我得以看见埋藏在童年里的秘密;在那里,我得以感受流淌在血液里基因的强大作用。当我被一种力量推动着去创作时,人物、情节、精神结构,是纯粹的虚构,还是遵循着内部的真实?我更倾向于后者。出现在《西鸟》这篇小说里的人物,无一不在家族狂热的遗传基因作用下,发挥自己对于事物强有力的控制与争夺,那是一种在锁链上的表演。正如我在医院检查出甲亢前,血液里多余的荷尔蒙就早已让我夜不能寐,必须与焦虑、抑郁和狂躁斗争。我回想起我妈妈家族的每个人都有甲亢,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冥冥捆绑的基因链条?

我们无法砍断这锁链,因为那是人类古老基因的链条,新时代的心灵只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在其上表演自己的舞蹈。链条锁得越紧,身体越痛苦,创造力就被激发得更加剧烈。

我认为自己做的工作是文学的,但我无法摒弃肉体的存在。我曾体验过这样的灵肉分离状态:我的目光突然抽离身体,仿佛悬垂在上空,对自己成为人类,依靠肉体存活,需要进食,活在极度的世俗中感到绝望。那一刻,身体就是精神的异物。这样的感受通常只持续三秒便消失,这三秒的时间流逝让我觉得极度空虚、不真实。只有经历这样一个矛盾的过程后,我才会最终确认灵肉的共存体系。

突如其来的偏执,长久持续的敏感,灵肉分离瞬间的痛苦,是我自身的困扰,往外投射出去,所接触、所目睹的事物皆蒙上了变形的阴影,产生了入侵我的威胁。我不得已活在看似无缘由的提心吊胆中。在这种高压的钳制下,反抗中的文学之泉才得以井喷。我可以说,我小说拥有跟我自身绝对统一的气质和内在品格,它们是一脉相承的。身体是母体,我的精神是它重要的子体。在这里,母体必然会反哺子体。这不是生物意义上的反哺,而是所有我基于痛苦之由抗拒过的异物,最终以文学的形态反过来哺育我,被我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