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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昌勇:对峙与互补中的城与乡

来源:《上海文学》 | 黄昌勇  2018年02月11日09:12

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都是学习、研究中国文学的,2000年以后,我的学术研究就开始转向对城市研究,特别是对城市文化发展的关注。这个变化既跟我的工作变动有关,也跟我的学术兴趣转移有联系。1995年我分配到同济大学工作,这是一所以城市研究著名的工科大学,城市研究学科特别强大,我就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研究领域转移到城市文化上来;2010年调到上海戏剧学院这样一所专业艺术院校工作,又为我的学术视野开辟了新领域,这是一所城市文化特别是戏剧艺术非常集聚的大学,这样就让我观察和研究城市文化有了更综合的视角。

这种学术转换还源于我对中国目前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学科研究的基本判断。对目前的现状我个人是持批评态度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学科研究,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研究的科学性不足,比如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缺少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我们大学里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的培养中,我们很少有研究方法的课程,普遍缺乏系统自觉的科学研究方法训练。同时,我们的研究面向过去的多,面向当下的少。

研究者往往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文献到文献,现实关注度不够,这种研究和研究者自身的感性生活经历或者经验结合得不够。最后,我们的研究非常狭窄,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仍然沿袭前苏联的学科专业细分模式,比如说研究文学的,可能就不研究艺术,甚至研究文学的也分得很细,研究散文就不研究小说,研究中国文学就不关心外国文学,研究古代文学就不涉足现代文学,更不要说大的学科交叉与融合。所以我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也很困惑,比如我现在写的一些论文,或者是一些演讲稿,很难找到一个刊物来发表,因为他们说这不是某个学科或者专业。

以上观察也不一定非常准确,因为现在学术界也有非常大的变动,包括和国际上的一些交流、互动也越来越多,一些非常好的研究方法也不断地渗入到国内的学术界。

我在乡村生活了差不多二十年,后面三十年的时间大体上都在城市居住。二十年和三十年的关系又非常复杂,因为无论是行为或是心理情感总是不断地穿梭于城市和乡村。我的故乡在豫南大别山下,因为我读的大学坐落在家乡河南信阳的郊区,基本上也是在乡村度过了大学四年。本科毕业以后就到了杭州,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学校处在市中心,紧邻西湖;杭州大学毕业以后又来到复旦大学,这个过程就是不断向大都市靠近的过程。

1991年的深秋,我从杭州到上海,那是我第一次到上海,我和同学租用一辆卡车,拉着行李和书籍,绕过上海市中心,直接到了位于五角场的复旦大学。半年以后,我才第一次到南京路,体验超级都市的味道。现在复旦大学已经处在非常繁华的五角场城市副中心,这也是上海城市副中心中最为发达的一个,所以现在复旦,基本上是非常城市化的一个地方。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复旦还是一派乡村风光,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学校旁边的四平路两边还有稻田,五角场最高的标志性建筑就是四层楼高的朝阳百货;晚上灯光稀少,但我还认为它是上海。但是有一件事情令我非常震惊,有一天我约好了与导师陈鸣树教授见面,但导师突然来电话说要改时间,原因是他要到“上海”去。那时,我才知道原来在很多人心目中五角场的复旦大学不是在上海,这对我的打击非常大,因为我从乡村到了杭州,又从人间天堂来到大都市,想不到又回到了“乡村”。

在对上海城市历史文化有了一些研究之后,我就清楚了复旦和上海的关系。现在生活在江湾五角场的复旦大学师生,包括生活在那里的居民,绝对不会说到南京路来等同于到上海去。但目前在上海远郊,两年前我在金山做调研,一位村民就告诉我他从没有到过上海,他显然是站在上海之外来表述的。所以对一个城市来说,有双重概念,一个是行政区划上的城市,第二是文化上的城市。当年我的导师和今天金山那位村民,都是从文化上的概念认为他们是异质于上海的。我认为今天我们对文化上的上海研究更加重要,更加有意义。

如果从文化上看,上海史是非常短的,我一直认为观察和研究当下上海文化,观察当下上海文化上的变迁,从上海开埠开始才更有意义,或者说上海性只能是近代以来随着上海开埠才产生。但对于生活在上海这个地理区域的每一个个体,个人体验就更加重要,这种体验和上面出现的双重上海,或者上海性又产生非常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特别是对两种人非常有价值和意义。一种人是类似我这样的新移民,背负着长期乡村生活经验,来到了上海;另一种就是出生在上海,生活在上海,又经历了上海城市化进程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老上海。如果从这两种人的记忆和经验中去提取一些东西进行研究,就非常有价值。

基于这两种经验,乡村记忆与城市记忆的区分与交叉就值得关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现代化或者说工业化历程,其进展速度之快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当今中国城市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这样一个进程事实上相当于欧美发达国家差不多一百多年的历史。这种进程一方面影响了城市同时也指涉了乡村,学术界对城市关注多,但是某种程度上乡村被我们或多或少地遗忘了。

我离开了家乡之后,差不多每年都在假期或节庆回去一次,目睹和体验了这些年来乡村变迁的过程。乡村变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总结,一个就是乡村自然环境的改变。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乡村大体上都是生态的、自然的,今日的中国乡村,甚至包括东部发达地区的某些乡村,这种自然的生态基本被破坏了;另一方面,随着城乡的互动,乡村稳定的一些社会关系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乡村稳定的一些传统文化习俗和记忆开始消失,所以几年前家乡领导请我回去作一个文化发展报告,我使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回不去的故乡。这就是我基于这两种改变和消失的判断和感喟。

比如每年到了冬季,我跟家乡人联系时总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下雪了没有?因为童年记忆中,我对雪和雪天有非同一般的印象。我故乡处在大别山北麓、江淮之间,童年时代雪天是非常美丽的,每到冬季,可能有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时间,整个原野被大雪覆盖,我们在雪天会有许多富有乐趣的游乐和感受;春夏之交完全又是一幅鸟语花香、满目苍翠的自然画卷,我们与自然和谐相处。当然那时的乡村生活也有残酷的一面,就是物质生活相对贫乏,但有意思的是,我们现在往往把当时物质上的贫困全部忘掉,留下的都是对自然、风俗、人文的美好回忆。这是一种选择性记忆,所以乡村记忆其实是一种童年记忆,它是非常稳定的,带有个性化的真实的积淀,这种记忆会影响人的一生,无论你以后走得多远,无论你以后的生活有多少变化,你永远会经常回忆这种生活。这种生活也成为你一生的参照系,所以乡村记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可以以此来解释很多作家、艺术家早已移居都市,但创作却永远留驻于乡土;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中乡土文学特别发达。

都市记忆也同样真切,但都市记忆和乡村记忆最大的不同就是乡村记忆是稳定的,都市记忆是流动的,或者说,乡村记忆有一个稳定状态,可能十年、二十年都不会变化,但都市记忆是流动的,变化非常迅速。譬如,当代都市人居住地的选择会不断变化:小到不断地搬家,或者在一座城市中会有不同的栖居地;大到在不同的城市甚至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城市间的不断迁徙。越是发达的都市,其标志之一就是居民的流动性加剧。乡村不会是这样,乡村是稳定的,所以在偏远的乡村,会有百年甚至几百年的乡村建筑还完好地保存。乡村的文化结构或者生活结构是宗法性质的,就是由于家族相对稳定带来的。但是城市完全不同,城市是一种现代的人际关系,这种现代的人际关系就是一种非交往性的关系。比如我现在住在杨浦,我是一个不愿意变动的人,所以不轻易搬家。2000年前我住在同济新村,很小的一个房子,没有办法我必须改善这个住房的条件,我要买一个新的房子,因为有经济压力,很多人劝我先把同济新村的房子卖掉,我坚决不卖,为什么?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我觉得这房子不仅仅是所房子,它已经有符号价值,就是代表我和同济的联系,它有文化上的意义,就没有卖,一直保留到现在。从同济新村搬到新的小区,生活环境改变了,但人际变化并不大,由于单位工作异常忙碌,我自己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在校区参加社区活动,与新小区邻里之间的联系几乎是零。

乡村记忆是真挚的,城市记忆生活也是很真实的,但往往是因为流动性太强,所以带有很多想像的成分。我是一个具有深刻乡村记忆的人,在与都市记忆融汇过程中,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城市记忆的选择,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我不轻易搬家和卖房子的原因。

如果你出生在城市,又一直生活在一个城市,其实你也有所谓的“乡村记忆”。这个乡村记忆不是你在电视上或者作品中看到的乡村记忆,即是你童年的记忆,所以“乡村记忆”并不就是“乡村”的记忆,其实是和你成长的记忆有关的记忆。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它的变动性非常大、非常快,所以老上海人经常回忆在弄堂、在石库门的生活。上海的文学家、艺术家,往往对上海当代的生活把握不住,但是却顽强地表现上海的历史和记忆。有的作家甚至根本没有参与过那个时期的上海生活,也从未获得过那一时期的生活经验。其实我是怀疑的,因为这是记忆的东西,是历史的东西,它的参照性已经不客观了,所以事实上现在对上海,对近代的上海,特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及此前的上海,我们的文学和艺术中描摹的可能更多的是想像中的上海。

如果是“80后”、“90后”,对上海历史的认知可能就更加虚妄。因为他们没有上海记忆,对旧上海的记忆是虚幻的,是从文学、影视作品中得到的,所以我刚才说无论是乡村记忆还是城市记忆都是相对的,它跟一个人的生活经验、生活经历关联。

其实,无论乡村记忆还是城市记忆,当下都面临着衰退的困境,我称之为双重衰退。譬如我有二十年的乡村生活经验,其实我在这二十年的经验中有很多快乐美好的东西,也有很多痛苦;这二十年中,离开乡村就是一个逃离的过程。所以就我个人经验来说,我这种乡村记忆也不完整,或者是有选择性的即所谓的“衰退”。就是说,我们面临乡村记忆、城市记忆两种记忆衰退。这个事实是很残酷的,所以对很多有着乡村记忆的人来说,无论你在城市的生活多么精彩、多么丰富,但是可能你永远是一种漂泊的感觉,即属于一种“在而不属于”的关系。

每年春节,生活在都市的我都面临一个难堪的抉择。故乡的亲朋都会打电话、发短信问什么时候回“家”,其实我现在户口在上海,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我的家庭也在上海,我的孩子也在上海,也是一个“家”。那么这两个“家”是怎样的关系?这种体验就是乡村记忆和城市记忆的区别,乡村记忆的稳定性、积淀性,甚至我觉得这个记忆可能还有家族志的成分,也就是代代相传的基因。譬如说你祖籍是宁波人,但你根本没有在宁波生活过,但在记忆中、想像中还是有对于宁波的向往。每一个人或者说每一个族群,都天然具有寻根的渴望。所以我认为乡村记忆肯定有人类学的特征。

从文学的角度来关照乡村记忆和城市记忆,这种对峙或者转换关系也非常复杂。以几个作家为案例,一个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作家沈从文,二十岁左右就离开了故乡到了北京,作为一个作家,或者作为一个青年作家,开始了文学生涯。沈从文大部分小说、散文写的都是湘西,代表作就是《边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或者工业化进程是从晚清开始,但真正的工业化或者城市化是在上世纪20年代之后,那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特征开始形成。当时的都市包括北京、上海,市场关系、商业关系、资本的关系已经初步建立。

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一股思潮,就是所谓“乡土文学”。沈从文就是乡土文学的重要作家,鲁迅也是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如果把鲁迅的经典小说《故乡》和沈从文的《边城》进行比较,你就会发现非常有意义。鲁迅是绍兴人,也算是乡下人,留学日本回来成为作家;沈从文从乡下到北京开始写作。这种成长的经历,使他们对自己的乡村记忆,或者对乡土的观察完全不一样,鲁迅面对故乡用冷峻、理性的态度来观察,沈从文对故乡一派赞美和讴歌。鲁迅是从社会结构上或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看待故乡,沈从文则以审美的静态的眼光来打量故土。但相同的是他们对乡村记忆都非常眷念,内心充满着同情、留恋和不舍。

鲁迅从历史发展、近代文明的角度来看,他认同这种人类社会演进的进化观;沈从文是站在乡村的立场来看待城市,两个人的观点、视野完全相反。或者说鲁迅是从社会结构、社会发展这个角度来看待乡村;沈从文从自然观和人性观来看待乡村,所以他们的作品产生了如此大的差异。

另外一个作家就是美国的梭罗。他也写了一部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随笔《瓦尔登湖》。但他的立场跟鲁迅、沈从文又不同,因为鲁迅、沈从文当时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十分缓慢、不成熟的阶段,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和对立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瓦尔登湖》的时代,美国工业化、现代化处于加速进程中,尤其工业化带来的时代病已经展露无遗,所以他的感受、理解和观察就不一样。他主要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工业化进行反思。如果说《瓦尔登湖》和沈从文的《边城》在人性上的反思有异曲同工之妙,区别在于前者自觉地将城市代表的工业化与乡村代表的自然比照,深入到自然生命的意识,后者可能还停留在生存的境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产生了大量的乡土文学,也有数量可观的都市文学,非常可惜的是上世纪中叶之后,也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或者工业化的进程开始中断了,上世纪80年代又重启这一伟大的进程。但总体上看,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中却缺少很好的作品。

上世纪80年代至今,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过程中,我们的文学艺术,对当下社会巨变缺少关照,有影响的文学艺术作品,更多地是面向历史。理论界对这种状况也缺少解释。如果从乡村记忆和都市记忆看这个问题就相当明显,一方面西方城市化进程中已经提供了大量经典作品,工业化、城市化的经验已经在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中得到了呈现,完全覆盖了我们现在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就给当代文学艺术家对中国当代城市进程创造性的艺术把握增加了难度。我们的文学家、艺术家,对双重衰退也缺乏深入的认知,这可能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从个体经验出发,每个个体的矛盾和困境都会体现在对乡村记忆更加留恋、对城市记忆更加困惑,但是真实生活状态中,他们却无一例外都选择了城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产生了大量移民,每到年节出现的大量流动性令人惊叹。这种流动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流动性?除了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上的问题,与乡村记忆和城市记忆的不同和区分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无论沈从文、鲁迅还是梭罗,无论他们对都市怎么看,对乡村怎么看,他们也无一例外都回到了都市生活,当然,“回到”并不等同于认同,但反应了人类本身,或者作为个体本身的困境,所以研究城市,都会提到所谓的“城市病”,比如交通拥挤、污染、犯罪等等。英国城市学家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的概念,就是借助乡村资源来弥补城市发展的不足。所以当代世界上各个城市,特别是大都市都特别注意城市绿地建设,回到这些绿地、公园其实可以理解为对乡村记忆的向往。比如莫斯科公园活化计划,莫斯科城市绿化率非常高,但他们仍然不满足,不满足什么?在莫斯科,可能会在街道中间把一块绿地挖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农田,有一些专业人士教城市居民们学习种植。这种做法其实就是迎合了“逆城市化”理论,印证了“逆城市化”的需求,“逆城市化”就是源于对城市的恐惧,需要乡村这个参照系统,达到一种心灵或者生活上的平衡。

美国城市社会学家芒福德认为城市就是文化的容器。这一观点符合人类社会文明历史的进程,但从东西方历史上看,确实因为有了城市,文化才得以集聚,才得以迅速传播,才得以迅速发展。但是这些观点可能太单一,或者思考的维度还不全面,就是对乡村所承载的文化历史和记忆甚至人类学的蕴含的忽视。

当代中国尤其是在经济转型之后,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高度重视城市文化建设。各级政府对社区文化的建设也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城市文化建设呈现出双重目的,一个是经济还原,就是实现文化本身的经济或者商业价值,另一种是文化自身的价值。前者是功利的,后者是非功利的。譬如通过社区的文化活动达到身份认同,文化在这方面的作用可能更大。所以城市文化建设是否能够触及到每一个人心灵的根本,值得认真地思考。其实就是如何发现和维护每一个人的“乡村记忆”,因为“乡村记忆”某种程度上构建了人的文化本性。在现代市场化、商业性的社会结构之中,人们工作之余选择回到自己心灵,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与每一个个体有或者没有的“乡村记忆”有关。某种意义上城市文化,或者城市生活的本质,就是要回到乡村记忆,从这种记忆中去寻找资源、智慧和灵感,这可能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