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孙 毅

“上海小囡三部曲”插图

孙毅“上海小囡三部曲”里的三部新作，因工作关系，我曾读过一遍，印象颇深。 何况，自认识孙毅老师和他的夫人彭新琪老师，这么多年来，我们在一起开会、聚餐、聊天，也郑重地商量过一些具体事务，孙毅老师夫妇一向对我关照有加。时日漫长的交往，也让我有心写些什么。

认识孙毅老师是1984年春天，他时任上海作家协会儿童文学组的组长，当时儿童文学组群英荟萃，人心整齐，每次组织儿童文学活动，参加者爆满。一些名家往前坐，我等小字辈待在拥挤的外围，多次聆听孙组长用中气十足的大嗓门，喊话似的发表指令。平心而论，他发言中绝少官腔，所说的全是实情、实事，但口气粗犷，姿态上保留着“愤青”的模样。小字辈们会在外围议论纷纷，说组长结棍、强势、凶悍。也是啊，哪怕一个通知，他报的时候，也使用激昂的战斗风格。他担任上海作协儿童文学组的组长得心应手，连续多少年。不知从何时起，小字辈的议论少了，也许是习惯了，也许是小字辈已慢慢成熟了。

那期间上海作家协会领导换过了几茬儿，但凡和我提及孙毅老师的，无一例外地说他爱表达不满，大声疾呼，提出要求，但均不是为了他个人。说大了是为儿童文学求发展；说小了，是为了人数颇为庞大的儿童文学组。在儿童文学低潮时期，他呼吁各界重视儿童文学，多开展一些儿童文学作家的实践和交流活动。他能量大，呼吁之后必有行动，骑着自行车四处奔走，多方牵线、搭桥，果然促成了不少文学活动。大大小小的事，只要事关上海儿童文学，他都格外精心，就连陈伯吹老人当年去邮局寄信时摔跤了，伤口流血不止，也是他第一时间告诉我，我立即去作协找人救助。长年累月如此，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热心而非凡的儿童文学的组织者、活动家。

最近10年来，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异常火爆，也称“黄金十年”。孙毅老师并不放松，除了埋头写作、出书，依旧保持着应有的责任和愤怒。他数次找我提意见，说话时窝了一肚子火。一次仿佛是为某地出版了一套大型的儿童文学系列，其他文学门类都有，竟不收录儿童戏剧和儿童曲艺。还有一次是来声讨某文学社团没有很好地行使繁荣文学的天职。其实那时，他已80岁了，早无职位，却依旧在操持这一切，勇于守望上海的儿童文学。从某种程度上说，孙毅老师极其执著，粗中有细，为了最热爱的儿童文学事业，他成了一个求完美、有策略的人。

2017年初，和孙毅老师等比我更老的几位老作家一起岁末小聚，孙毅老师说他很想用积蓄办一个儿童诗的刊物，因现在儿童诗太薄弱, 被边缘化了。当时我确实被感动到了，因为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90出头了。

如此的热爱和牵挂，注定他永远没有下岗的那一天。我推想，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热爱和执著，他才会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创作能量，写出近20万字的“上海小囡”的故事。

这部新作由三部人物各异，故事并不承接，但内涵能够顺连在成长主题下的中篇小说组成。

《小银娣悲惨的童年》无疑是三部曲中最靓的一部，6万余字，很是感人。作品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了来喜和姐姐银娣的成长。开篇就写9岁的小银娣和7岁的小来喜跟着大人到上海城隍庙烧香，求城隍庙老爷保佑他们平安幸福。奶奶年年在年头年尾去烧香，说这样烧香等于烧了一年的香。奶奶的烧香规矩虽然传了下来，却并没有给这个家带来福分，首先奶奶自己就那么苦命。在“杀人”的旧上海，这个家庭接连遭遇苦难, 连生存权也几乎没有。来喜和姐姐银娣这对姐弟，不要提平安和幸福，用孙毅老师的话说，“小小年纪被逼得活不下去了”。

《小银娣悲惨的童年》有特别的文学意味，书中有深长的寓意，有珍贵的记忆，有生活的实感，人物塑造真实可信。比如来喜，当他被人叫做“少爷”的时候，心里格外难受。而银娣，起初一直无奈，逆来顺受，后来忍无可忍，终于觉醒逃出来，在猪圈里找到拱在母猪身边取暖的弟弟，一起奔向了光明。

书中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富有独特视角，如爸爸工伤致残后，被工厂汪老板使用可恨伎俩欺压。妈妈去帮佣，姨太太为了少付半个月工钱，竟倒打一耙，污蔑妈妈偷金戒指，恶人先告状。这些血泪故事、这些对黑暗人性的透彻揭示，我在近期广泛的写旧上海背景的作品中很少见过。孙毅老师生长在旧社会，遭受过日本侵略者、剥削阶级和腐败政府的欺压，写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不但具有真生命的体验，焕发一种感慨和愤然，而且对黑暗人性的揭示，带有痛恨，使劲鞭鞑，毫不留情。

他更有一种让今天的读者了解当时黑暗社会的使命感。在这部小说里，他熟稔地运用小说的技巧，人物真切，情境丰富，特别是故事紧凑，一波三折，颇有戏剧的风范。在他的笔下，爸爸受压迫，妈妈受欺辱，全家不得不离开上海去了苏北老家。但家乡也是满目疮痍，一家人在那儿生离死别，波折不断。姐姐小银娣也受尽折磨，境遇每况愈下：起初坐在布店门口高高的椅子上，看顾客有没有偷店里的零头布，晚上看店。后来遭到狠心的刘太太打骂，不得已回家服侍可恶的刘老板。再后来，又被送到孤儿院。甚至，坏人用死去的妈妈的手在卖身契上按手印。故事触目惊心，情节离奇，但感觉不到编造的痕迹，因为小说的情节有生活基础，整个故事一气呵成，非常自然，读起来更像一个亲历的事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小说不仅写出银娣一家的悲惨生活，亲人们的颠簸、苦难，更着重写出人类的良知和希望，即便在黑暗的吃人的旧社会，人世间还有温暖人心的好人，还有优美的人性和爱，也存在良知和同情，如住灶披间的哈先生、苏北善良的王爷爷、弟弟来喜对姐姐银娣受苦受难的疼惜和不忍、他们一家人的相守和相爱，都是悲惨世界中的一丝光芒和希望。特别可贵的是，作者在书写这些温情的时候，并没有处理得过度泛滥，而是相当得体、节制、理性。最后银娣和来喜姐弟为寻求光明，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是人心所向，也是人性所向。

孙毅老师借助小说，述说了不该遗忘的记忆和历史，小说对当年的社会矛盾，有刻骨铭心的描述，毫不回避，而且作者的创作力大爆发，做到了既写社会矛盾，也写人性、人伦的力量和容量。我觉得小说颠覆了作者过去的写作格局，扩大了写作疆界和艺术宽度。

5万余字的《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少年队》，写了沪生和章洪、小琴、金生等一群少年先锋队员的成长。小说具有很强的亲历性，许多细节，如解放前夕，还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先锋队员在家里悄悄地做五角星等，非当事人很难写出来。在这部小说里，孙毅老师激情述说了他眼里过往的荣耀和骄傲，历史烟云将人们普遍遗忘和缺失的一段独特的生活，畅快地从容地写出来。

而7万字的《野小鬼与野小狗的故事》，故事背景是新中国，作者让主人公阿郎生活在上海城乡结合处,在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儿童生活中，过正常的聪明孩子的生活，和小狗阿黄帮助王大伯，抓到骗去手表的骗子。这个作品写得活泼，有童心，戏剧性强，事件和立意有五六十年代作品的时代印记。

孙毅老师有苦难的童年，并历经了战乱、白色恐怖，最终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又经历了“文革”、改革开放、互联网时代，在如此多的历程中，他始终选择做 “最有教育意义的事”。 他写了大量儿童戏剧、儿童诗，以及这一次的“上海小囡三部曲”，是希冀通过文学艺术，潜移默化地唤起儿童的同情心，令他们永怀责任感。

2013年，第25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颁布，高龄的孙毅老师获得杰出贡献奖。当时我也是评委之一，记得这一票投出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的，是孙毅老师扯着大嗓门，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为儿童文学活动奔波的形象。自从我通读了他的“上海小囡三部曲”，此后再想起孙毅先生，脑海里浮现的已是执著于写作小说的那个忘却年龄的作家，他在书桌前尽情挥洒笔墨。 可以说，对孙毅老师以往多少年的印象，通过这部新作被颠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