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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莉:追寻与回归

来源:文艺报 | 林莉  2018年02月05日09:12

我写诗的时间不是很长,但作为一个读者,却有幸能够见证这30多年来的中国诗歌发展历程。那些朗诵舒婷的《神女峰》、顾城的《远和近》的日子,那些捧着《诗歌报》兴奋地阅读“诗歌群体大展”的日子,那些旁观着“盘峰论战”中“民间派”和“学院派”奋战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从那一代朦胧诗人的思想和人性的启蒙,到朦胧诗之后的山头林立、流派纷呈式的断裂和叛逆,再到现今诗歌盛世多元的发展,我看到了中国诗歌曾经爆发出的空前繁荣,也看到了现在中国诗歌在自己应有轨道上的安寂和沉稳的行走。

21世纪的诗歌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在语言风格、表现手法、题材取向、美学形态等方面也相应呈现出极为鲜明的丰富性与驳杂性,比如生命写作、神性写作、口语写作等。无论是将语言口语化、生活化、日常化、散文化处理,做到朴素、自然、去除遮蔽;无论是对一首诗运用抒情、叙事、零度叙述、隐喻、反讽等形态表现,都是诗人用自己独特的方式面对世界,与之对话,向人们阐释、建筑自己领悟到的世界。

而在我看来,它们始终是在努力显现一种朴素、健康的质地,那就是——追寻和回归。追寻,就是从源头出发,沿着汉语的河流,在延伸中曲折,于曲折处延伸,在沙、石、水的磨洗中提炼出汉语特有的音质和光泽。回归,就是从虚回到实,从异乡回到家乡,从表象回到心灵,从苍白的说教回到人的本性。这无疑是中国诗歌的成熟。虽然,在此过程中,受到现代传媒和现代人快餐式阅读的影响,诗歌的声音逐渐沉寂了下来。但是,这种沉寂,正好让真正的现代汉语诗歌写作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让我们摈弃诗歌以外的杂音,保持冷静、平和、包容的心态,在自己心灵的白纸黑字上,追寻和回归到生命和灵魂的原乡。

“某种意义上,诗的功能等于零……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从希尼这段话不难看出诗和社会的某种关系,它不会直接去解决社会生活的某个问题、现象、事件,不是具体的“药方”。文学是人学,社会构成的基本元素是人,诗必然要回到人心人性上来,体现人的情感、人文关怀,生命之间的互相体恤、仁义、宽容。诗更大程度上体现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体验和自觉能力,更多时候考验一个写作者的能量储备。我担心和焦虑的不是写什么、怎么写,而是写出了什么,或者说我创造了什么。

写作是孤独的事,但不是说和人群孤立,和社会脱节,和世界背离。而是如何用事实加反思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和我们所处的生存现实世界,以认真虔诚的情怀,去提炼出普遍而独特的生活、生命经验,传递光明、良善、美德。我更愿意写出那些感动我打动我的人、事、物,无巨细美丑,挖掘出人性、品质、真情实感。在人群中思考,在自然万物中领受,游离生活,却不丢失生活,也是一种“捡漏”的行为。我记得在鲁院上课时,施战军老师曾说“一个写作者应该站出来看见被人们遗落的东西”。成诗入诗的元素,是过去的也是刚刚发生的,是已知、存在,也是消失的、未知的。

这种诗歌的追寻和回归,于我更有着不可取代甚至是不可言说的意义。我的追寻,就是不停地远走和高飞。因为无知而向往,因为向往而热爱,因为热爱而无畏,因为无畏而感恩。那是一条通往无限的路,为我构建一个有弹性的理想王国。在那里有我的梦想在张开翅膀,有青春和时光在重来、延续,有生命的铺排以及不可预知的爱恨。它们是自然的,个体的,本真的。我的回归就是还乡。生命和灵魂的还乡。它引领我抵达生命和灵魂的自由之境,回到具体的、真实的“人”本身,回到人情、人性、人道、人格、人心中来,回到天性和纯真、回到善和美中来。从2009年开始我尝试打破传统的以乡土人文文化为背景的地域写作,不落入单纯的地方志叙述或描摹。随后以写异域风物、人情、普通人生活现状为主题的系列,转向通过意象的陌生化,零度叙述来洞悉或揭示人们命运以及现实处境的写作。2015年长诗集《跟着河流回家》入选中国作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重点扶持项目。这是地理上的故乡和精神上的故乡结合贯通,成为我永恒的皈依地。

我大量写春天、故乡、自然万物,我想表达的是它们蕴涵的独立性、差异性,不同的文化底蕴、精神维度。其实我试图表达的还有命运,这是我一直追求的写作母题。我筛选出我眼中的普遍的事物,普遍的生死,普遍的命运,普遍的爱,普遍的人。我经历和体验它们的多样性、复杂性、矛盾性,是综合的省察、考量,然后得出我自己判断和确定的惟一性。带着我的温度、气息、烙印,我的良知和担当。

诗在无数个黑暗中照耀我,温暖我,赐我以美的王冠。我相信那秘密事物的存在、呈现。甜蜜的哭泣,苦的爱,钟摆一样的命运和欲望、渴求。我知道它们都有着巅峰之美。我愿意在我的追寻和回归之路上,努力让我的文字有一种棉质般的暖或者尖刺般的力,在巨大的时光中充斥和铺排着闪电的光亮,埋下希翼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