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说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

严肃而恰当地谈论黄孝阳及其作品，是艰难的。作为一个拥有罕见的写作意志的小说家，他把任何一次写作都当作一项写作学、精神现象学、谱系学和博物志的极限运动，对于小说的本体（或者按照他的说法：小说灵魂）充满了言说和实践的欲望，试图在不断“挑衅”边界的书写中，激发小说那似乎取之不尽的活力。

《众生：迷宫》是黄孝阳有关绝对、极限的又一次练习，延续了他在《众生：设计师》中关于“当代小说”、“探索一种新的小说美学”的宏伟构想，《众生：迷宫》同样是一部充满未来感的“野心”之作。“五十年后，我或许会被人谈论；又或许被彻底遗忘。”正如黄孝阳提出“量子文学观”，力图用“最前沿的物理学研究所提供的各种前瞻性理论，为未来千年文学指引方向”，《众生：迷宫》并不仅仅着眼于启发当下，黄孝阳早已预设性地把它放置在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和布朗肖有关“未来之书”、“小说之光”的范畴中：“幻想精神”、不竭的探索，指引方向，或者显现可能。

此时，黄孝阳再次化身卡夫卡《城堡》里的土地测量员K，他手持一根多节的手杖（笔），自己委派自己去做一项“边界勘定”的工作，对于当代中国小说固有的秩序和边界而言，这一工作无疑是“开战”宣言，具有显著的越界性和挑衅性。而且，“在土地测量员的术语中，K代表kardo，这个名词来源于‘它把自己指向天空中的方位基点’。”所以，才有“众生”的俯视性，才有“看见上帝”、“看见人子”和“星辰”的喜悦，才可以“于万丈高空中审视这条苍茫的文字之河”，才会经由“维度”之高目睹“让人情不自禁屏住呼吸的光影奇迹与宇宙意志”，才能像卡夫卡所计划的那样：“反思人类与人类之上的、超越人类的事物之间的边界问题。”

对应于这样一种也许过于高蹈的“天空的基点”，关于《众生：迷宫》，黄孝阳有一套涉及“塔罗牌”、“123”乃至“太极两仪三才四象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宫”等的神秘主义话语，有意无意地在为读者的阅读设立“路标”，意图在于指引和限定。这是黄孝阳特有的写作策略和话语方式，在有关《人间世》《旅人书》《乱世》《众生：设计师》等作品的书写、讨论和引证中，我们会经常看到他非常专注地分享着自己的写作意图，以及读者、研究者的心得体会。阅读者如果过于重视这些“路标”，或者方向的指引，往往会被导向一种正确的“歧途”，或者错误的对话关系。

已有的、有限的针对黄孝阳及其作品的评论构建的对话关系往往是社交性、敷衍性的，沿着黄孝阳的“路标”和指引进入既定的小说历史的范畴，在批评的仪式残余及主体虚荣心的残余之处所反复演练和形成的那种友好和默契，其价值和意义非常有限，甚至是对黄孝阳及其作品的一种特别的轻慢；阅读者一旦被卷入“极限”和那些可移动的边界，在获得辽阔和无限的同时，也会被无法接近的晦暗和漫无边际裹挟，要么在惯有的话语中迎合、扩展，要么失语、放弃。因此，在与《众生：迷宫》及黄孝阳对话之前，必须越出“极限”，站在“天空的基点”之外，回到小说和写作者的肉身，以架构一种追问和质辩的关系。

简单讲，《众生：迷宫》到底写了些什么，于我而言，并不重要（我甚至不觉得有重读的必要——不重读不是不好，而是这类作品不能用细读的方式，会被旧的阐释方式吸纳进去，最后，批评成了陈词滥调），就如同面对黄孝阳关于小说的那些滔滔不绝、“振振有词”的雄辩论述，它们是否正确，是否能够在文本实践中实现，也不重要。在德勒兹看来，“写作是一个生成事件，永远没有结束，永远正在进行中，超越任何可能经历或已经经历的内容。这是一个行程，也就是说，一个穿越未来与过去的生命片段。”而在黄孝阳孤绝的小说观念里：“小说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开始，一个人结束，甚至是一个人的阅读。”一种有效的批评和对话，就是要呈现极端的“个人性”中风暴一样的“事件性”，即《众生：迷宫》的出现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事件”，作为一个极端的写作行为，它为什么出现，将把我们引向何种希望（困境）才是重要的。伊格尔顿告诉我们，好的文学批评应该关注的是文学的这种“事件性”，“是作者的写作策略和读者的阅读策略，是文本、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戏剧性对话，是这种策略和背后的深层‘语法’（grammar）。”

遵循这种批评的路径，我只能把自己关于《众生：迷宫》的评说称之为一个溢出了文本边界的“题外话”。这部作品首先让我想到了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马尔蒂给予的评价是：“这是一本极其个性化、自恋的著作，是一个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思考过程中列入现代性的某种主观的题外话，是一本孤独的书。”《众生：迷宫》本就是中国当代小说的“题外话”，因此也就无可选择地成为一部孤独之书，黄孝阳在《众生：设计师》的“后记”中宣告：“人是孤独之子。孤独是人的一个精神器官”，“它让自我更清晰，让你更懂得与世界的沟通方式，对现实抱有更深的热情。”卡夫卡在写《城堡》、写那个自己给自己发放勘察边界的委任状的K的时候，也描述过类似的孤独。孤独来自一次“精神崩溃”，这一崩溃切断了卡夫卡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联系，促使他“内心所产生的狂野”陷溺于一场“追逐”——不停歇地追逐表象，向着与人性相反的方向。此时，孤独达到顶点，并且走向疯狂，游荡在迷路和歧途。也许，黄孝阳在书写《众生：迷宫》的时候经历了同样的心路历程，尽管他对孤独自身的向度更乐观，但却无法掩饰文本所表现出的疯狂——对边界无节制的攻击。正如卡夫卡深知，远离了疯狂，也就远离了上升，黄孝阳为了上升至“天空中的方位基点”，为了“一种诗意的神学”，他必须选择疯狂，选择孤独。当然，他也很清楚孤独的“副作用”：“你很难不被别人视作怪物。”

为写一部“真正的小说”精心做着“准备”

黄孝阳对中国当代小说的不满经常是溢于言表的，为此他留下了太多新颖的、极端的观点，同时笔耕不辍，试图用自己满怀诚意和野心的小说实践来启发当下，拓展更具当代意识和广阔视野的小说道路。这一过程类似德勒兹借普鲁斯特之口探讨的“写作的问题”：“正如普鲁斯特所言，作家在语言中创造一种新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一门外语的语言。他令新的句法或句法力量得以诞生。他将语言拽出惯常的路径，令它开始发狂。同时，写作的问题同看或听的问题密不可分：事实上，当语言中创生另一种语言时，整个语言都开始向‘不合句法’、‘不合语法’的极限倾斜，或者说同它自己的外在展开了对话。”在写作的某一时刻，黄孝阳关于小说的意识到达一个令其再也无法满足现状的峰值，他开始反复地痛苦地思索关于小说和语言的本体问题：小说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传统，是否已经耗尽自己，沦为“被遗忘的存在” ？什么是当代小说？……无论是由此衍生的信誓旦旦、言之凿凿的小说宏论，还是卷帙浩繁的小说文本实践，均呈现出罕见而偏执向“不合时宜”的极限倾斜的努力。这些努力严格意义上是“反小说”的，它们溢出了传统小说观念和当代中国小说普泛的美学边界，凭借其极端性及显豁的“写作意志”而在当代小说模糊的创新期待中获得看似“不菲”的肯定，但这些肯定基本上毫无诚意，根本不足以对应黄孝阳为达到“极端时刻”所付出的努力和蕴蓄的“期望”。

这一悖谬、失落或“幸福的转向”与巴塔耶描述的“性快感”、情色，有着某种奇妙的对应性：“对人而言最有意义的东西，最强有力地吸引他的东西，就是生命的极端时刻：这个时刻，因其挥霍的本质，被定义为无意义。它是一个诱惑，一个不应发生的时刻；它是人身上固执的动物性，却被人性献给了物和理性的世界。于是，最为初心的真理，落入了一片可憎又难以接近的晦暗之中。”这种“晦暗”最终揭示了黄孝阳努力与小说的历史和现状所进行的对话，不过是他与自己的身体进行疯狂的、极端的对话的某种折射，或小说构成了他的激情和身体的某种“假象”。因此，看起来对小说的现状和未来忧心忡忡的黄孝阳其实关心的并不是“小说”，他只不过是通过小说来关心自己——通过幻想小说、小说的“大计划”来实现；所以他的小说理论和小说写作实际上已经离开了“小说”这一文体本身，黄孝阳也游离出小说家的主体范畴，开始向哲学家或诗人的维度倾斜。《众生：迷宫》于是不可避免地成为黄孝阳又一次关于小说的“题外话”，或者再次作为黄孝阳思索“人生问题”、回应主体焦虑的注脚，如同晚年的罗兰·巴特。黄孝阳每一部新的小说都像是为写一部“真正的小说”精心做着“准备”……

“回家后，空荡荡的寓所；这是困难的时刻：下午（我会再谈到）……我用心努力地去思索。一种想法浮现了，某种好像是‘文学的’转换的事物——有两个老旧的字出现在心间：走进文学，走进写作；写作，就好像我从未写作过似的，除了写作什么也不要……”，熟悉黄孝阳的人看到罗兰·巴特在法兰西学院名为《小说的准备》的课程讲义，难免产生一种奇异的联想，作为哲学家的罗兰·巴特与作为小说家的黄孝阳，在“人生的中途”相遇了：“来自命运的一个事件可能突然到来，标志、开始、切开、连续，悲哀地，戏剧性地，这个逐步形成的沙丘，决定着这个十分熟悉的风景之逆转，我已称之为‘人生的中途’：这应归之于悲哀”。

关于“今日是否有可能（历史地、文学地）写一部小说”这样的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作为哲学家的罗兰·巴特和作为小说家、职业出版人的黄孝阳都很清楚：“小说要被卖出去是有一定困难的”，尽管有很多人仍旧在假装阅读小说。不过，这并不等于小说写作是没有意义的，在小说写作的“幻想式”构想之中，写作意志依赖的不是小说的历史，或者小说的文体内涵，而是依赖于幻想的力量，一种不断寻求新生的欲望。所以，罗兰·巴特不需要真的去写一部小说，他只是从科学和技术的层面上研究小说如何制作、如何再次制作。马尔蒂认为，罗兰·巴特在“小说的准备”中“创造了一种概念小说，一种小说的模拟，一种模拟的形式，犹如在造型艺术中，一个概念艺术家创造的不是一个作品，而是一个作品的概念”。黄孝阳不同于罗兰·巴特的是，他不满足于幻想，他要把概念变为现实，而且那“千百部小说中的一两部”不仅仅是罗兰·巴特所提及的《追忆似水年华》《战争与和平》，还要包括“黄孝阳的小说”。

简而言之，《众生：迷宫》（也包括近些年他的大部分作品）是黄孝阳“某种重要的最终诉求手段”，为了把自己从日常生活的病态、疲倦中解救出来，他以极端的小说幻想把自己代入德勒兹所说的“谵妄”状态，以期在文学中达到一种“健康”。然而，倘若“谵妄”并不能引出“健康”，那它就只能是另一种写作和生理的“疾病”。然而，文学的命运，就这样在“谵妄”的两极之间上演，远离了疯狂，远离了疾病，也就远离了上升，远离了“快乐”。这是幻想式写作的悖论，也是黄孝阳与《众生：迷宫》的悖论。罗兰·巴特在晚年享受着这种悖论，他也许在如下的结论上与布朗肖实现了共识：文学的本质目的是让人失望。不幸的是，黄孝阳并不满足于悖论，他的写作意志迫使和引诱他去挑战这种悖论，逃离支配性的体系，“建立一个自称纯净的、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比如所谓的“当代小说”。罗兰·巴特轻松而洒脱地认为：“小说是一种非傲慢的话语，它不使我手足无措；它是一种不会给我带来压力的话语；而且，它是使我想要达到不给他人带来压力的话语实践……”，而《众生：迷宫》相反，它给黄孝阳和读者带来了太多的“压力”，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罕见的“傲慢”。然而，“你的傲慢的大厦不得不被拆除。这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工作。”

《众生：迷宫》将“自我中心”推向极致

生活中的黄孝阳是极其谦卑的，谦卑到让人疑惑，让那些熟悉作为小说家的黄孝阳的人，隐隐地觉察到这种过度职业化、程式化的谦卑背后，似乎藏匿着冷冷的孤傲和拒斥。写小说、谈论小说时的黄孝阳完全是另一种形象，有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狂热和非理性，经常是自信而“傲慢”的，充满了指引、宣示、断言的热情和决绝，这种巨大的反差有时难免让人“错愕”。

存在于他者的“错愕”里，这也许是黄孝阳的小说理想，也是小说的极限书写、幻想式书写的命定的境遇。由《众生：迷宫》推延出去，涵盖黄孝阳近些年所有的小说言论和重要创作，他所努力面对的都不是一般性的小说问题，而是本质、本源和新生的可能性的问题。然而，这除了让他更加“不幸”之外，似乎没有什么更好的结果。

“那个为了作品，为了本源，而回应至尊之要求的人，又发生了什么？‘一个可怜的、虚弱的存在’，任凭一种‘不可思议的折磨’所支配。”

《众生：迷宫》再次抵达黄孝阳写作理想的极致，开阔、宏大，却又难免陷溺于一种宗教式的、神学式的混乱。当年，莫言在评价黄孝阳的《人间世》时，所使用的“包罗万象”一词同样非常适合《众生：迷宫》，然而“包罗万象”却是小说的“结束”。黄孝阳太渴望接近他的幻想：伟大的小说，或者小说的概念化。但这不是一个能够实现这一幻想的时代，小说或者书写，已经“缺席”，已经变成一种“题外话”——无论它残存和嫁接了多少历史的遗痕、卑微的希望。由于艺术，包括小说已经不能作为任何本质性、本源性思考的起点，这就导致那些过度幻想小说写作的可能性的研究，变得缺乏必要的逻辑性和严肃性，甚至比重复性的小说写作更符合“陈词滥调”的断言。

詹姆斯·伍德认为：“小说在疑虑的阴影下移动，知道自己是个真实的谎言，知道自己随时可能不奏效。对小说的信仰，总是一种‘近似’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隐喻式的，只是形似真实的信仰。”或者说，小说不能被当作真实的信仰来对待，这与理查德·罗蒂对小说的认识是一致的，小说区别于宗教、哲学等信仰体系的恰恰是其对“自我中心”的避免。“自我中心”是一种意愿，“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沉思所需的全部知识，完全能够了解一个被沉思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认为自己已具备了所有的信息，因此最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众生：迷宫》将这种“自我中心”推向了极致，黄孝阳“谵妄”的写作意志把小说推向了“真正”的信仰：“有些时候，我会有一种幻觉，觉得自己看到了上帝”，他始终认为：“好的小说家不仅要窥尽‘此处’种种足迹与嘈杂，更要懂得虚构之力，把火焰投向‘彼岸’——绝对精神、梵、上帝、涅槃等。”然而，这种信仰化的赋魅除了损伤小说，并不会带来黄孝阳所期待的信仰力量的降临，相反，只是更加凸显出“无信仰”的主体的困境。

孤独对人的塑造和损伤，艺术对人的解放和囚禁，小说的在场与“缺席”，这就是黄孝阳的“自我关注”或自我对灵魂的取代，在《众生：迷宫》这部小说中形成的悖论。这座傲慢的大厦最后还是坍塌了，但《众生：迷宫》及黄孝阳所有关于小说极限的言论和书写，在这里的“坍塌”都不是毁灭，而是被引向了布朗肖所谓的“灾异”：“灾异才是法则，是最高法则抑或极限法则，是无法被编码的法则多出的部分：我们未被告知的命运到底是什么？灾异不会看我们，它是没有视觉的无限，它无法像失败那样或纯粹简单的损失那般被度量。”所以对黄孝阳如下的劝诫是合理而无效的：

你不能这样写小说，你的写作意志已经摧毁了小说本身，你需要回到小说的“生活性”、小说的肉身……

“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就是黄孝阳的宿命，在内心深处他何尝不知道他的写作不过是“一团烟云或无用的激情”，但他还是要从“天空中的方位基点”出发，去冲击小说书写的极限。就如同托马斯·曼的描述，这些小说家坚持探寻小说表达方式的“新的可能性”，只要有需要，就会努力给予小说“最丰富最深刻的表述”，他们“非常严肃，严肃得令人落泪”，可是他们探寻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根本就不是。”

关于这一悖论，布朗肖的描述最为生动、最为准确，或者对于黄孝阳《众生：迷宫》之后的写作也更有启发性：

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之一，要让作家事前就有一种羞耻感，要他良心不安，要他什么都还没做就感觉自己错。一旦他动手要写，就听到一个声音在那高兴地喊：“好了，现在，你丢了。”——“那我要停下来？”——“不，停下来，你就丢了”。

以上就是我关于黄孝阳的《众生：迷宫》的题外话——仅仅是“题外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