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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卡波特是卡波特,我是我

2018年01月29日09:27 来源:文艺批评(微信公众号) 村上春树

编者按

本文是村上春树给日文版的《蒂凡尼的早餐》做的序,题目为本公号编辑所加。作者结合卡波特的生平经历为我们还原其小说创作和发表的过程。文章重点追溯了卡波特的天赋以及自身独特的创作方式所带来的瓶颈。村上春树从作家的体验角度观察到,卡波特是天赋优异的故事讲述者,但他并不具备随时随处自由地创造故事的能力。他所擅长的,是根据自己的直接体验来生动地完成故事。但是一旦题材用尽,那么无论他掌握了多么优秀的文体,也无法再写小说。这样的特点使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创作所展现出来的夺目光辉,自《冷血》之后再也不曾重现。同时,村上也在卡波特的写作中体会到小说这一事物的奥秘之处:真正优秀的童话,能够以它独有的方式,给予我们生活下去所需要的力量、温暖与希望。

 

《蒂凡尼的早餐》于一九五八年春由兰登书屋出版,并于一九六一年由派拉蒙公司拍成电影。书的评价相当高,创下了非常大的销量,但现在一提到《蒂凡尼的早餐》,很多人眼前首先浮现出来的,可能却是电影主演奥黛丽•赫本的容颜、考究的纪梵希黑礼服,以及亨利•曼西尼作曲的给人深刻印象的电影配乐。电影虽然与原作差异很大,但它完成了一个颇为精致的爱情喜剧,在商业上也获得了巨大成功。现在很多人在读书之前已经看过电影,因而会不知不觉地把奥黛丽.赫本叠加在主人公郝莉•戈莱特利身上。这对小说也许是个困扰,因为作者杜鲁门•卡波特显然并不是把郝莉•戈莱特利设定为奥黛丽•赫本那种类型的女子。据说,当卡波特听到将由赫本来主演电影时,曾表现出很大的不快。或许他认为郝莉身上那种惊世骇俗的奔放、在性上的开放,以及纯洁的放荡感,这位女星本来并不具备。

作为日文版译者,我希望书的封面尽可能不要使用电影画面,因为那样难免会限制读者的想象力。郝莉•戈莱特利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跟随故事的进展,每一位读者都在想象中自由驰骋,才是阅读此类小说的一大乐趣。郝莉·戈莱特利恐怕是杜鲁门•卡波特在小说中创造出来的最有魅力的人,如果把她简单地同化为一位女演员——姑且不论当时的奥黛丽•赫本也很有魅力一一我觉得实在太可惜了。

另外,故事的叙述者“我”身上,毋庸置疑叠加着作者卡波特的身影和灵魂。与乔治•佩帕德那种健壮、金发的纯粹美式英俊青年给人的印象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位住在楼上公寓里的男子,来自乡下,脸上还残留着少年的痕迹,敏感,还有几分倦怠——郝莉感知到了他身上的中性特质和漂泊不定的孤立感,正因如此,她才会信任他,和他成为朋友。如果对方换成乔治•佩帕德,故事必然迥然不同——也的确迥然不同了。

尽管如此,电影自有其有趣之处,它将彼一时代的纽约风光描绘得美丽而欢快。所以,在这里就不和电影进行比较、说长论短了吧。我想说的是,如果可能,希望大家尽量与电影拉开距离来阅读和欣赏这个故事。

不过话说回来,难道就没有人愿意尽可能地忠实于原作,将《蒂凡尼的早餐》再拍一次电影吗?比起重拍(并非特别有此必要)《惊魂记》或《电话谋杀案》等作品来,这个做法要明智得多。但下一次由谁来演郝莉•戈莱特利呢……实在想不出具体的名字,真是很为难。还请大家看书的时候,想一想什么样的演员适合郝莉。

卡波特于一九二四年出生于新奥尔良。他在母亲的老家亚拉巴马州乡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十几岁的时候去了纽约。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他在《纽约客》杂志做小工。他怀着成为作家的志向在杂志社打杂,如此这般度过了《蒂凡尼的早餐》的背景时代。后来,他在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朗诵会上惹了一点麻烦,结果被《纽约客》解雇。本书中描写的主人公“我”的心境,无疑与当时卡波特的颇为相近。

结束《纽约客》的工作之后,他在杂志上发表了《米里亚姆》、《银壶》、《夜树》等几个短篇小说,引起了世人的注目。二十四岁时,他发表了长篇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1948),并以此真正作为作家而崭露头角,转瞬之间即成为文坛的宠儿。随后,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夜树》(1949)、中篇小说《草竖琴》(1951)等,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与诺曼•梅勒、J.D.塞林格.欧文•肖、卡森•麦卡勒斯等人一道,成为战后辈出的青年才俊作家之一。但是,他的小说中包含的某种反社会性、性挑逗(且含有不小的同性恋倾向),以及有时过于感觉派的哥特式文体,招致了主流批评家们颇为强烈的反感。他并非万人公认的一流作家,某种“可疑性”和丑闻在他身边终生萦绕。但当时的纽约社交界却举起双手欢迎这位才华横溢、有着精灵般容貌的二十多岁的新进作家。卡波特一面心怀对那个世界激烈的爱憎,一面却恣意享受身为名流的繁华生活,至死方休。

一九五五年左右,卡波特动笔写他的新小说《蒂凡尼的早餐》,但进展并不如意。各种各样的杂事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分走了他的时间(这之后他的人生之路兜了好几个圈子)。一个美国剧团去苏联巡回公演时,他也同行。对这次旅行,他写了一本名为《缪斯们受人倾听》的书。然后,他到日本旅行,采访了正在拍摄电影《樱花恋》的马龙•白兰度,撰写了访谈录。那是一篇才气焕发、极为辛辣的人物批评。据说白兰度看后勃然大怒,高声咆哮:“我要宰了那个混账小鬼!”卡波特擅长为自己制造敌人,一向如此。他的观察力之敏锐无人能及,从不偏离要害,文章像刀一般锋利。一旦按下解除控制的按钮,它的效果是致命的。

他总算坐回到自己家里、重又执笔写《蒂凡尼的早餐》,是一九五七年的事。经过种种辛苦,一九五八年春天,这部小说终于完成。这部以郝莉•戈莱特利这一充满魅力的“天然策略家”——很矛盾的说法,却也正是卡波特自身的写照——为主人公的时尚都市小说,瞬间即赢得了人们的喜爱。众多聚集在杜鲁门身边的纽约社交界的女性,髙声主张“我才是郝莉•戈莱特利的原型”。批评家们也大都对这部作品表示好感。

小说最初预定一次性刊登在女性杂志《时尚芭莎》上,连合同都已订立,但该杂志最终却拒绝登载,令卡波特极为愤怒。作品转而刊登在男性杂志《时尚先生》上,使得该杂志创下了压倒性的巨大销量。《时尚芭莎》拒绝刊登这部小说,理由之一是郝莉•戈莱特利很难不被认为是个高级娼妇,而且文章多处提及同性恋,理由之二是编辑们担心这会引起小说标题中涉及的杂志大广告主蒂凡尼珠宝店的不快。据说卡波特对此付之一笑,说“用不了多久,蒂凡尼就会把我的书摆在橱窗里”。我并未听说蒂凡尼把这本书摆到了橱窗里,但小说《蒂凡尼的早餐》客观上大大宣传了蒂凡尼珠宝店,则是毋庸置疑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对于性方面的言论就是这样严格——或者说,就是这样令人胆战心惊。

在《蒂凡尼的早餐》中,与内容并驾齐驱,它的文体也是一大魅力所在。

当时,诺曼·梅勒在本书的相关评论中,如此赞赏卡波特:

与我同辈的作家当中,卡波特是最接近完美的。他遴选一个个词语,节奏之间环环相扣,创造出美妙的句子。《蒂凡尼的早餐》没有一处用词可以替换,它应该会作为一部绝妙的经典留存下去。

为了翻译这部作品,我反复读过好几遍文本。每一次读到这部作品,都为它精心打磨、简洁洗练的文字折服,真是百读不厌。卡波特在这部作品之前的文章当然也很好,但时而会让人感到有些地方似乎过于才气毕露。但在《蒂凡尼的早餐》中,那种“又来了”的感觉描写隐去了踪影,文章勻称修整、言简意赅,在翻译过程中,我不禁数度赞叹“太棒了”。

说一点我个人的话题,我在高中时第一次读到英文版的卡波特作品(那是一篇叫作《无头鹰》的短篇小说),记得我深深地叹息“这么好的文章,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啊”。我在二十九岁之前都没有试图写小说,就是因为数次经历了这种强烈的体验。因此,我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写作才能。我在高中时代对于卡波特文章的感受,即便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也几乎没有变化,只不过如今我的态度能够变为“卡波特是卡波特,我是我”,仅此而已。

关于自己文体的变化,卡波特在一九六四年接受杂志《对位法》的采访中,这样说道:

我有两段生涯。第一段是早熟期的生涯,年轻人自然而然地写出了一系列作品,也有相当出色的。即便到了今天,我拿起那些作品,还是会佩服说真是不坏。筒直像在读别人写的东西似的。我的第二段生涯始于《蒂凡尼的早餐》。从那时起,我有了不同的看待事物的方法,开始使用不同的文体——当然,是在某种程度上。文体的确在那一时刻完成了变化,文体经过修整,变得简朴,得到更好的统御,成为更加清晰的东西。在很多地方,新文体不像以前的那么富于刺激,或者可以说,也不再那么新奇独特了。另外,它比以前的写起来要费劲得多。我还远未完成自己想做的事,远未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关于下一本新书(村上春树注:指《冷血》),我想说的是,我将尽可能接近那个地方——至少从战略上。

但卡波特并非毫无损伤地渡过了这一难关。他为此失去的东西、不得不放弃的东西绝非少数。天衣无缝的纯粹、文章自由自在的飞跃、能够安然度过深重黑暗的自然免疫力——这些东西再也不曾重回他的手中。借用他自己的话,那就是他已经不再是“能自然而然写作的年轻人”了。而且,《蒂凡尼的早餐》取得成功之后,接踵而至的是同样,或者说是更严峻的苦痛绵绵不绝的日子。他这样写道:

有一天,我开始写小说。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一生将被一位高贵却无情的主人用锁链囚禁。上帝在赐予你才能的同时,也给了你鞭子。鞭子是用来狠狠地抽打自己的……现在,我独自待在黑暗的疯狂之中。孤单一人,手里握着一把卡片……当然,这里也放着上帝赐予的鞭子。

所谓的鞭打自己(self-flagellation),毋庸赘言是为了追求体验耶稣基督所感受到的苦难而进行的宗教性自伤行为。卡波特的苦痛是从灵(精神的)与肉(物质的)的夹缝中产生出来的,这一点大概无有异议。卡波特故事中的主人公们也生活在这样的夹缝里。他们中的很多人希望生活在纯洁之中,但是在纯洁丧失之时(或多或少,有一天终会丧失),无论在哪里,他们的居处都会变成彻底的囚笼。于是,残留下来的只有婉曲的自伤。

《花房》的主人公奥蒂利经历苦难之后,再次获得了纯洁,但这终究是个例外。只有在海地贫困的深山中,才能实现此种爱的童话。《钻石吉他》中的希菲利被纯洁的象征——迪克•菲欧利用和背叛,回到了永远的幽闭之中,记忆残酷地将他的心劈裂。《圣诞节回忆》中的少年主人公,将使美好与纯洁具象化的东西通通埋葬到泥土之下,此后等待着他的,只有欠缺温润色彩的冷酷的成人世界。

《蒂凡尼的早餐》中,郝莉•戈莱特利最终迎来了什么样的结局,在书中并未写明。但无论她身处何等境况之中,我们都很难相信她能从对“心里发毛”与幽闭的恐惧中完全逃脱出来。主人公“我”想再见郝莉一面,但又并不积极,便是害怕看到她失去“纯洁”这一羽翼后的模样,而且恐怕他已经有了此种预感。他希望将郝莉作为童话故事的一部分,永远地留在脑海里。这对他是一种拯救。

尽管卡波特掌握了新的文体,可是接下去,他却无法寻找到适合这种文体的题材。卡波特是天赋优异的故事讲述者,但他并不具备随时随处自由地创造故事的能力。他所擅长的,是根据自己的直接体验来生动地完成故事。但是一旦题材用尽,那么无论他掌握了多么优秀的文体,也无法再写小说。而且他所处的新环境,并不能如他所愿源源不断地提供素材,以催生新的小说。恐怕是生平头一回,卡波特为写作感到痛苦。他的置身之处尽管繁华,却慢慢地变成了囚笼般闭塞的所在。

也许是为了从创作的痛苦中逃脱出来,他一度离开了虚构的世界。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堪萨斯州一家人被杀害事件的报道,突然产生了激情,开始对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经过长达六年的调查取材,他完成了《冷血》这一杰出的非虚构作品。作家发现了新的故事素材:在宁静的乡村小镇,被无端残杀的一家四口;命中注定要杀害他们的两名不安定的外来者。在这种宿命的纠缠之中,包含着卡波特想要描写的故事,那是被压碎在对救赎的希望与难以逃避的绝望之间的人们的身影。卡波特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完全浸泡在那种紧迫的状况中,这超越了取材的领域,成为更加个人化、更加人性化的行为。事实一度支离破碎,通过杜鲁门•卡波特这部缜密的滤器而再度成形。卡波特将这部作品称为“纪实小说”,他所掌握的“第二期”的新文体,成为写作此书极为有效的武器。

这部作品为卡波特带来了空前的声名。从作品根源处释放出的力量、致密到完美的人物描写,几乎令每一个人折服。这又是一本堪称“现代经典”的作品。通过《冷血》,这位驱使着流丽文体的时尚都市派作家,终于变身为不折不扣的真正作家。但是,这本书在带给卡波特声名的同时,也从他身上夺去了很多活力。卡波特不遗余力地利用了那些素材,那些素材也不遗余力地利用、消耗了他。卡波特用他的灵魂交换了那些鲜活的素材——这么说也许太过极端,但我总是忍不住认为,也许在某个隐秘、幽深的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交易。见证两名杀人犯被处决,使卡波特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似乎再也没有从这一打击中站起来。

至少就虚构作品而言,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表现出的夺目光辉再也不曾重现。简言之,他不能写小说了。他于一九八〇年发表的短篇集《变色龙的音乐》,老实说有一种生拉硬扯般的不自然感,他去世后发表的丑闻之作《祈祷得回报》也终未完稿。无论哪一本,作为卡波特的作品都不能令人满意。

乔治•普利顿曾说,未来,卡波特大概将作为非虚构作家——而不是小说家,被人们铭记。我不这么认为,或者说,我不愿意这么认为。的确,以《冷血》为代表的卡波特的“非小说”,品质高妙而有意味,有其过人之处。但是无论有多好,《冷血》毕竟只有一部。卡波特作为作家的本来领域,我相信还是在小说世界中。在他的故事中,人们怀有的纯洁及其不久之后的去处,被描绘得无比美好、无比悲伤。那是只有卡波特才能描绘出的特别世界。还是高中生的我就是被那个世界所吸引,才得以体会到小说这一事物的奥秘之处。

主人公“我”相信郝莉•戈莱特利曾经拥有的“纯洁”这一羽翼,并决定一直相信下去。像他一样,我们也相信《蒂凡尼的早餐》中所描绘的美好而变幻无常的世界。说这是童话也好。不过,真正优秀的童话,能够以它独有的方式,给予我们生活下去所需要的力量、温暖与希望。

而小说家杜鲁门•卡波特,则用实例鲜明地告诉我们,所谓优秀的童话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