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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是一个伤口”——齐奥朗访谈

来源:《世界文学》 | 树才 译  2018年01月22日09:26

这几年我出门旅行时,总不忘带一本书。几乎总是同一本。它就是《齐奥朗访谈录》(Cioran Entretiens,1995)这本法文书。我总以为在旅途中,在飞机上或者高铁里,或者旅馆里,能抽出一点空闲时间,来翻译这本书。实际上我已经同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但我却一拖再拖,至今未能交稿。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照理说,访谈文字,说话口吻,不会太难。确实如此。但我自己知道,拖延的真正原因,竟是这本书被我视若珍宝。我已经读了不下五遍!我是舍不得译完它啊!潜意识里,我感觉每多读一遍,就是多理解一次,多领会一点,多听齐奥朗(Emile Michel Cioran)说一次话。

齐奥朗是个魅力非凡的怪人,原籍罗马尼亚,后加入法国国籍。他一开始用罗马尼亚语写作,出版了几本小册子,到法国后干脆放弃母语,改用法语写作。他一生未娶,也未有子嗣。他到巴黎,是因为得到了读哲学博士的一笔奖学金,但他从未花一丝一毫精力在博士论文的进展上。可这并未妨碍他成为一位令人心惊胆战的哲学家,有人把他同尼采相比,认为尼采之后,只有齐奥朗保持了哲思疯狂般的强度和先知般的洞见。他常被形容为悲观者或虚无者,其实他更是一个彻底的怀疑者,精神的狂热者。我把他的作品视为某种解毒剂。在这篇访谈中,他说“一本书是一个伤口”。这对我就起到了解毒的药用。我们用写作追求功名,赢得奖项,殊不知,一本真能触及灵魂的书,总是同“伤口”有关,甚至可以说,正是“伤口”披露了存在的血污和挣扎。他的分析,冷静,深透,剔除了一切温情和虚饰,直接让思索和见解裸呈出来。只有对人类怀有最热切期待的人,才会如此炽热地思索民族国家的历史和个体生命的困境。我相信他一辈子都渴求圣洁,但是他知道,通往圣洁的道路只有一条:受苦受难。

迄今为止,已经有两本齐奥朗的书先后被翻译出版,宋刚译的《解体概要》,沙湄译的《圣徒与眼泪》。但最早刊登齐奥朗作品的,还是《世界文学》。这本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访谈录,我尽管不舍译完,但还是断断续续译出了六篇。

这篇访谈最初发表于1977年10月23日,采访人是西班牙哲学家兼作家费尔南多·萨瓦多尔(Fernando Savater)。收入《齐奥朗访谈录》一书时,由加布里埃尔·里阿居利从西班牙语译成法文。

译者

 

齐奥朗(后面简称“齐”):如果我理解得对的话,你是问我为什么不干脆选择沉默,别围着它转悠,而且你责备我叫苦连天,却不闭嘴。首先,不是每个人都有运气英年早逝。第一本书,我是用罗马尼亚语写的,那时我二十一岁,我发誓从此不再写任何东西。然后我又写了一本,又发了同样的誓。这一幕在四十多年间重复了好几遍。为什么?因为写作——不管你写得多么少——它帮助我熬过了一年又一年,因为表达的顽念减弱了,并且部分地平息了。我相信,如果我不在纸上涂涂写写,我早就自杀了。写作,是一种奇异的放松。发表也一样。你也许会觉得可笑,但却是真的。因为一本书是你的生命,或者一部分生命,它把你外化了。我们摆脱了一切所爱,尤其是,与此同时,也摆脱了一切所恨。我还走得更远:如果我不写作,我会变成一个杀人犯。表达,是一种解放。如果你痛恨某人,恨不得把他干掉,那么我建议你试试这个办法:拿一张纸,写上某某某是一头猪,一个强盗,一个恶棍,一个魔鬼。马上,你会意识到,你对他的恨减轻了。准确地说,这就是我干的事情。我写作,是为了辱骂生活,也是辱骂自己。结果?我能忍受自己了,而且我对生活也忍受得更好。

费尔南多·萨瓦多尔(后面简称“萨”):齐奥朗,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齐:说真的,我也没什么要补充的了……或者说点别的什么!实际上,这是个生命力的问题。为了把它说清楚,我得讲一讲我的源头。我身上有很多农民的东西;我父亲是一个农村里的东正教神甫,我出生在大山里,在喀尔巴阡山,一个很原始的地方。这真的是一个很野的村庄,农民们每周都辛苦劳作,就是为了把挣来的钱一夜花光,喝起酒来,简直像牛饮。我是个蛮壮实的男孩子。现在我身上的一切都很病态,那时我可是健壮的!你可知道,我那时的最大理想,就是成为玩九柱戏玩得最棒的人。十二三岁时,我就同农民们玩九柱戏,赌钱或者赌啤酒。我周末同他们一起赌,还经常能赢他们,当然他们比我玩得好,但是,由于我无事可做,我就整个星期都在苦练……

 

在罗马尼亚

萨:你的童年过得幸福吗?

齐:这个很重要:我想象不出有比我的童年更幸福的了。我生活在喀尔巴阡山附近,在田野或者山里自由地玩耍,没什么非得干的活儿,也没作业。这是一个极其幸福的童年。后来,我同别人说起童年,我发现别人的童年无法与我的相比。我真想永远都不离开那个村庄;我忘不了那一天,父母用车把我接走,让我去城里,上中学。那是我的美梦的结束,我的世界的废墟。

萨:对罗马尼亚,你最先回想起来的是什么?

齐:首先,我爱的罗马尼亚,是它非常原始的那一面。当然,罗马尼亚也有一些教养深厚的人,但我还是更喜欢,那些没受教育的人,那些文盲……直到二十岁左右,我最喜欢的事,就是离开锡比乌,进到山里,同牧羊人交谈,同根本没受教育的农民交谈。我跟他们聊天,喝酒。我相信一个西班牙人能理解这原始的一面,很原始。我们什么都聊,我几乎立刻就能同他们建立友谊。

萨:对在罗马尼亚度过的青春时代,对你的国家的历史情景,你保留了哪些记忆?

齐:嗯,欧洲,那时候是奥匈帝国。锡比乌,嵌在特兰西瓦尼亚,属于帝国;我们梦中的首都是维也纳。我始终觉得自己与这个帝国有关联,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这个帝国,我们这些罗马尼亚人却是奴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父母被匈牙利人掳走……我感觉,从心理上,我与匈牙利人更亲近,更接近他们的品味和习俗。匈牙利人的音乐,茨冈人的音乐,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是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的一个混合体。罗马尼亚人,很奇怪,是世界上最认命的民族。年轻时,这激起我的愤怒——人们用可怕的形而上的概念,比如命运,命定,来解释世界。所以我越是衰老,就感觉离我的源头越近。现在,我本该感觉自己是欧洲人,西欧人;但绝不是这样。我的生活让我见识了不少国家,阅读了很多书,我最终得出结论:还是那个罗马尼亚农民有道理。那个农民什么都不信,认为人类已经迷失,没什么值得做的,他感到自己已被历史压垮。这种受害者的意识形态,也是我目前的心态,我对历史的哲学思考。说真的,我的整个知识教育,对我毫无用处!

 

一本书是一个伤口

萨:你曾经写过:“一本书必须搜遍伤口,甚至刺激它们。一本书必须是一个危险。”你的书,在哪一种意义上,是危险的?

齐:嗯,听着:有人跟我说了好几次,说我书里写的东西不该被说出来。《解体概要》出版时,《世界报》的批评家给我寄来了一封责备的信:“你没有意识到吗,这本书可能落到年轻人手里!”这是荒谬的。这些书能管什么用?学习用?毫无用处,为了有用,去学校听课就行了。不,我相信一本书真的必须是一个伤口,必须改变读者的生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我的目标是,我写一本书时,我要唤醒某个人,用鞭子抽疼他。既然我写的书都出自我的不适,我就不说是出自痛苦,那么,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就必须向读者转达这一点。不,我不喜欢那些书,人们读它们时,就像读报纸一样:一本书必须掀翻一切,质疑一切。为什么?嗯,我不怎么关心我写的东西有什么用,因为我确实从来没有想到过读者:我为自己写作,为了让我从自己的纠缠、从自己的压力中解放出来,没别的了。一位女士,不久前,在《巴黎日报》上提到我:“齐奥朗写出了每个人都在低声咕哝的东西。”我写作的目的,只是“写一本书”,给人们读。不,我写作是为了卸下包袱。但是之后,思考到我这些书的作用,我对自己说它们必须是一个伤口。一本书如果读者读过后与没读前一样,那么这本书就失败了。

萨:在你所有的书中,除了我们可以称为悲观、黑色的这一面,还闪耀着一种奇异的慰藉,一种无法解释、但又让人舒服、甚至富于活力的快乐。

齐:这很奇怪,你跟我说的,很多人也同我说过。我没有很多读者,但我可以告诉你,不少人相互诉说对我的感激之情:“如果不是读到齐奥朗,我早自杀了。”所以,我觉得你说的完全有道理。我认为,这是源自激情:我不是悲观的,却是暴力的……就是它让我的否定充满活力。实际上,我们刚才谈到伤口时,我不是在一种否定的方式上看重它:击伤某人绝对不是致其瘫痪!我的书既不是压抑的,也不是抑郁的。我带着狂怒和激情写下它们。如果我的书是冷静地写下的,那才是危险的。但我不会冷静地写,我就像一个病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激昂地战胜他的疾病。读《解体概要》的第一个读者——那时它还只是一部手稿——是诗人儒尔·苏佩维埃尔。这是一个年迈的老人,深陷在抑郁之中,但他对我说:“简直无法想象,你的书居然触动了我。”从这个意义上,如果你愿意,我无疑是一个魔鬼,是一个十分主动的个体,一个否定者,把事物都摇撼……

萨:尽管你自己把你的作品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区分开来,也确实没办法把它归入到这些多样、自省的活动中去,在十九世纪的伟大体系(哲学)溃败之后,这些活动占据着哲学的无主的位置。齐奥朗,哲学还有什么意义吗?

齐:我认为,只有当哲学是碎片的时候,才是可能的。以爆炸的形式。但是,一个章节接一章节地建构,以协议的形式,那已经不可能了。在这个意义上,尼采真是个了不起的解放者。是他把学院的哲学风格踩在脚下,是他谋杀了哲学的系统。他是解放者,因为在他之后,我们一切都可以说了……现在,我们都是碎片写作者,即便我们写的书表面上看是协调的。这与我们文明的风格也是相合的。

萨:这也同我们的诚实相符。尼采曾经说过,在系统(哲学)的雄心里,缺乏一种诚实……

齐:关于诚实,我想对你说点儿事情。一个人写一篇四十页长的随笔时,不管写什么,他从一些预先的假设开始,然后,成为其囚徒。某种诚实的想法逼着他写到底,为了依照那些假设,免得彼此产生矛盾;然而,他继续写,文字却向他展露其他的愿望,他就得抛开这些愿望,因为它们偏离了原先的道路。我们被关进自己画下的一个圆圈。就这样,愿望是诚实的,我们却跌入虚假,反而不真实。这可以发生在一篇四十页的随笔中,难道就不会发生在一个系统(哲学)里!这就是所有被建构的思考的悲剧:不允许矛盾。我们就这样掉进虚假中,为了保持协调,不惜自我欺骗。相反,如果我们写作碎片,我们会在一天之内,说了一件事,又把它推翻。为什么?因为每一个碎片都出自一种不同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它们,是真实的:它们是本质。你会说这是不负责任的,但如果是这样,也可以说生命是不负责任的。一个碎片化思想折射你的经验的各个侧面;一个系统化思想只能反映一个侧面,一个受控制的侧面,也因此,变得贫瘠。在尼采身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表达着所有可能的人性类型,所有的经验。在系统(哲学)中,说话的只是那个控制者,那个头儿。系统(哲学)永远是头儿的声音:所以说,所有系统(哲学)都是专断的,而碎片化思想保持自由。

萨:你受到过什么样的哲学教育?你对哪些哲学家最有兴趣?

齐:嗯,年轻时,我读过很多莱夫·切斯多夫,他那时在罗马尼亚很有名。但是,我最感兴趣的哲学家,用最热爱这个词吧,是格奥尔格·西美尔。我知道西美尔在西班牙挺出名,因为奥尔特迦对他有兴趣,但在法国,就根本没人知道他。西美尔是一个迷人的作家,非常棒的随笔哲学家。他曾是卢卡契和布洛赫的密友。他影响过他们,他们后来却否认了这一点,我觉得这绝对是不诚实。今天,西美尔在德国已完全被人遗忘,甚至归于寂静,但在他的时代,他受到过像托马斯·曼和里尔克这样的人的激赏。西美尔自己也是一个碎片化思想家。他最好的作品,就是那些碎片。我同样受到一些德国思想家的影响,他们被称为“生命哲学”家,比如狄尔泰等人。当然,我也读了很多克尔凯郭尔,他那时可不是很火。总的来说,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忏悔哲学。无论对哲学还是文学,是那些个案,让我最感兴趣;上述那些作者就可以被视为一些个案,我是从这个词的疗愈意义上这么说。我感兴趣的,是那些走向灾难的人,他们同时又超越了灾难。我最钦佩的,是曾经处于崩溃临界点的人。因此,我热爱尼采和魏宁格。还有一些俄罗斯作家,比如罗扎诺夫,这些宗教作家抓挠伤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只有智性经验的作者,像胡塞尔,就没法触动我。海德格尔我感兴趣的,是他克尔凯郭尔的那一面,而不是胡塞尔的那一面。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寻求个案:在思考中,文学,我的兴趣尤其指向脆弱者,不稳定者,崩溃者,还有那些抵抗住了崩溃的诱惑,但又经常承受着威胁的人……

萨:你怎么看法国的“新哲学”,如今的争论苗头?

齐:嗯,我不敢说对他们了解很深,但从整体上来说,我认为这些人开始从教条梦中走出来……

萨:在乌托邦这个主题上,你写出了最出色的作品。

齐:我很清楚地记得,我的兴趣是怎么被唤醒的,那是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在五十年代,我同玛丽娅·宗布拉诺的一次谈话。我于是决定就乌托邦写一点东西。我开始读那些乌托邦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傅立叶,卡贝,康帕内拉……一开始,令人着迷,然后是,感到厌倦,最终呢,把人烦死。这是不可思议的,乌托邦主义者让那些伟大的头脑也着了迷: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爱读卡贝。卡贝,是个纯粹的傻瓜,傅立叶的徒弟!他们都相信下一个千禧年的到来;几年后,十年后,顶多……他们的乐观主义,也是让人沮丧的,他们的想象过于美好,傅立叶的那些女工们,一边在车间劳动一边唱着歌……这种乌托邦的乐观主义,简直是残酷无情的。我回想起,比如说,同坦雅尔·德·夏尔丹的一次见面:那家伙满怀热情,夸夸其谈,关于宇宙朝着耶稣变化,终结点等等。我于是问他对人类的痛苦作何感想。“痛和苦,是变化的一种简单的意外。”他这么回答我。我愤怒地离开了,拒绝同这个精神病讨论。我认为,乌托邦和乌托邦主义者有积极的一面,在十九世纪,引起人们对社会不公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的关注。我们别忘了,社会主义最终是乌托邦主义的儿子。但是,乌托邦主义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思想上,那就是人的无限的可完善性。我觉得,原罪的理论更为中肯,只要把它从宗教的涵义中剥离,纯粹从人类学的层面来看。有一种无法治愈的堕落,一种什么都无法填补的缺失。实际上,我相信,把我彻底从乌托邦的诱惑中拽出来的东西,是我对历史的偏爱;因为历史是乌托邦的解毒剂。尽管历史的实践在本质上是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却推动并刺激了历史前行,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只凭着对不可能的迷恋而行动,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如果不能让一个乌托邦诞生并且重视它,这个社会就会受到硬化和崩塌的威胁。乌托邦,对完美的社会制度的建构,是一个非常法国化的弱点;法国人对形而上想象的缺乏,是从对政治的想象中得到补偿的。他们制造出完美的社会制度,却不顾及现实。这是一种民族病:六八年学生运动,比如说,就持续地衍生出这些制度,它们变得更精巧,也更无法实现。

 

权力即恶

萨:这么说,乌托邦是社会中一种内在的、而非超越的权力,什么是权力,齐奥朗?

齐:我认为,权力是坏的,很坏。面对它的实际存在,我是屈从的,认命的,但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灾祸。听着,我认识一些掌握了权力的人,这真是可怕,就跟一个作家变得有名一样可怕。就像穿上一件制服;当我们穿上一件制服,我们就不再是自己:嗯,进入权力,就是穿上一件看不见的制服,总是同一件制服。我自忖:为什么一个普通人或看似普通的人要接受权力?接受从早到晚忧心忡忡地活着?无疑,因为主宰是一种乐趣,一个恶癖。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上,一个独裁者或某个绝对首领从来不可能自己放弃权力:西拉,是我唯一能想到的例外。权力跟魔鬼似的:而魔鬼是怀揣权力雄心的一个天使。渴望权力,是人类的一个大疾患。

萨:我们回到乌托邦……

齐:探索乌托邦,也是对宗教的探索,对绝对渴望的探索。乌托邦是历史的大脆弱,但同时也是大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是乌托邦把历史赎回。比如说,你观察一下法国的选举活动:不是乌托邦的组成,更像是小商贩的争吵……听着,我不会成为一个政治人物,因为我相信灾难。对我来说,我敢肯定,历史不是通往天堂的道路。然而,如果我真是一个真正的怀疑主义者的话,我甚至不能对灾难有所确信……应该说我几乎是确信的!因此我觉得,我脱离了所有国家,所有群体。我是一个形而上的无国籍者,有点像古罗马帝国末期的斯多葛主义者,他们自认是“世界公民”,这是换了一种说法,说他们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

萨:你不仅抛开了你的民族,更重要的是,也抛开了你的语言?

齐:这是一个作家能遇到的最重大的事故,也最悲剧。历史灾难什么也不是,甩在一边。我用罗马尼亚语写作,一直到一九四七年。那一年,我住在迪埃普附近的一间小屋子里,把马拉美的诗译成罗马尼亚语。突然,我对自己说:“太荒谬了!把马拉美的诗译入没有人读的一种语言,有什么用?”所以我放弃了我的语言。我开始用法语写作,那是很困难的,因为,从性情上说,法语不适合我:我需要一种野人的语言,一种酒鬼的语言。法语对我,就像一件束缚疯子或囚犯用的紧身衣。用另一种语言写作,是一种恐怖的经验。我们思考词语,思考写作。我用罗马尼亚语写作时,我自己是不察觉的,我只是写,很单纯。那些词语不是独立于我之外的。我用法语开始写作时,所有词语都是强加到我的意识里的;它们在我的面前,外在于我,在它们的房间里,我得去找它们:“该你,现在,现在,该你。”这个经验让我想起另一种经验,它们有点相似,那时我刚到巴黎生活。我住在拉丁区的一家小旅馆里,第一天,我下到前台去打电话,我遇见了旅馆的雇员,他的老婆和儿子,他们正在写一份菜单:他们准备那份菜单就像制订作战地图似的!我感到震惊:在罗马尼亚,我总是像野兽一样吃东西,我想说,无意识的,从未注意过吃意味着什么。在巴黎,我意识到了,吃是一种仪式,一种文明的行为,几乎是一种哲学立场……同样,写作,用法语,不再是一种本能的行为,像以前我用罗马尼亚语时那样,它获得了一种坚定的维度,完全像我不再无意识地吃……改变语言的同时,我很快斩断了过去:我完全改变了生活。甚至现在,我仍然觉得,我是在用一种温室的语言写作:毫无瓜葛,没有根。

萨:齐奥朗,你经常谈到烦恼。在你的生活中,烦恼,恶心,它们扮演着什么角色?

齐:可以说,我的生活一直被烦恼的经验主宰着。从童年开始,我就熟悉这种感觉。它不是我通过娱乐、谈话或愉悦能够战胜的那种烦恼,而是,也许可以说,那种本质的烦恼;它呈现为:多少有点突然,在自己家或者在别人家里,或者面对一幅美景,一切内容和意义都被抽空。这空虚在自身之中,又在自身之外。整个世界被无用感击中。什么也提不起兴趣,什么都不值得关心。烦恼,是一阵晕,却是一种平静而乏味的晕眩;这是普遍的无意义的显现,这是确认,直接通向僵硬或者极端的洞见,我们不能,也不该做任何事情,在这个世界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世上不存在任何事情,适合我们或者让我们满意。由于这种经验——它并非经常发生,却会重现,因为烦恼从入口进来,但它比一场发烧持续更久——在生活中我没能干任何正经事。实话实说,我活得紧张,但没能融入存在。我的边缘化不是偶发的,而是本质的。假如上帝也烦恼,上帝当然不会减损一分一毫,但那就是一个边缘的上帝。我们还是别打扰上帝了吧。自始至终,我的梦想就是成为无用的,不被利用的人。就这样,幸赖烦恼,我实现了这个梦想。必须明确一下:我刚才描述的那种经验,不见得就是让人沮丧的,因为它有时也带出一种激奋,把空虚转化为火灾,转化为一个被渴望的地狱……

就在我准备离开时,齐奥朗又强调:“别忘了告诉他们,我只是个边缘者,我写作是为了唤醒。你再强调一遍:我的书指望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