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立足现代 神游古今 ——读李元洛《诗国神游》
来源:中国文化报 | 杨厚均  2018年01月10日14:53

《诗国神游》的副题特别标明为“古典诗词现代读本”,这里的现代当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也不只是一个语言文字的范畴,更内在为现代观念、现代精神、现代生存体验与现代艺术实践理论、方法及形式。如果我们能在这样的一个现代的制高点上来阐释、理解、体验古典诗词,我们就能在古今诗词世界中实现真正的神游。我以为,《诗国神游》至少从三个方面对古典诗词的现代性进行了精彩的演绎。

首先,通过现代诗歌批评理论与方法的自由运用证明古今诗歌理论的通约性,从而也巧妙地佐证了古典诗词与现代诗歌的通约性。李元洛是中国现代诗歌理论与批评名家,大凡对各种现代诗歌理论与批评方法了如指掌。然而,一般认为,现代诗歌理论与批评方法,是应现代诗歌而生的,与古典诗词则很可能风马牛不相及,古典诗词只能用古典诗词理论来分析。《诗国神游》打破了这种偏见或者是顾虑,作者通过现代诗歌理论与批评方法的娴熟运用,通过现代诗歌理论与古典诗歌理论的融会贯通,证明古今诗歌理论纵向上的通约性。比如对我们熟知的贺知章的《回乡偶书》的解读,作者就将陆机《文赋》中的“须臾”论与英国柯勒律治的《关于莎士比亚的演讲》中的“期待”论、德国莱辛《拉奥孔》中的“顷刻”论以及接受美学创始人尧斯的“期待视野”等理论融会贯通,游刃有余,从“典型瞬间”与“期待视野”的角度揭示贺诗的内涵与价值,令人信服地证明现代诗歌理论与批评方法在分析古典诗词中的有效性,从而也从一个方面来证明古典诗词的现代性存在。

其次,通过运用现代诗歌批评理论与方法对古典诗词的解读,正面揭示古典诗词的现代内涵。成功运用现代诗歌批评理论与方法解读古典诗词,其真正的意义在于证明古典诗词本身所内在的现代精神。现代诗歌批评理论与方法源于现代诗歌的诞生,而现代诗歌的诞生则源于提倡者或者创作者所强调的区别于古代的生活体验与精神特质。这样的逻辑自然无可厚非,但如果过度,就必然成为谬误。如果我们破除我们作茧自缚的现代迷信,用现代的理论与方法,能烛照古典诗词的新的奥秘,我们就可以说,古典诗词并非只是属于过去。李元洛正是通过这样的策略,站在现代的现场,不断向我们演绎古典诗词的现代意义。以《命意新奇与“惊颤效果”——杨万里〈重九后二日同徐克章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为例,作者运用20世纪德国文艺批评家本雅明批评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时提出的“惊颤效果”理论,十分准确地分析杨万里的这首月下传觞诗,同样让我们感到十分“惊颤”,原来即使是老年的杨万里,其审美心理和多年以后的现代诗人波德莱尔何其相似。“惊颤”无论是作为艺术风格还是作为审美心理,均不是现代的专利,而是古今一也。现代诗人与诗论家废名曾下过这样一个影响较大的论断:古典诗词是以诗歌的形式写散文的内容,现代诗歌是以散文的形式写诗歌的内容。意思是说,现代诗更在意内心深处的自我探究,更讲究独特与新奇,而古典诗追求的是外在的明晰与和谐。然而通过杨万里月下传觞一诗的“惊颤”体验,我们也许会对废名诗论多一份切切实实的质疑。

《诗国神游》的另一个鲜明的特征是作者自身的“在场”,这也许正是这部现代读本的“现代”内核。借古典诗词赏析传个人现代情怀,使得这部读本具有十分强烈的主体色彩。一方面,这部读本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创作的在场,一种现代诗意的在场,让读者在赏析古典诗词的同时感受到强烈的现代生机;另一方面,选本所选诗作不随流俗,不求全备,不貌似客观公正,而更关注与作者之间的各种特别的“缘分”。这些诗作多与楚地关联,与作者或因本土情结,或因浪漫情怀而发生关联,这种择诗的取向,正是作者主体性的体现;此外,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现代诗人诗作的在场。在对古典诗词的赏析过程中,作者常常引入五四以来新旧体诗词创作包括作者自己的创作,古今诗人诗作自由切换,交相辉映,让人感到这不仅是一部古典诗词的读本,同时也可以视为一部现代诗词读本。比如在谈到诗歌中的秋日黄昏、山中落日的表现时,作者就将杜牧的“两竿落日溪桥上,半缕轻烟柳影中。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韩偓的“花前洒泪临寒食,醉里回头问夕阳。不管相思人老尽,朝朝容易下西墙”、郁达夫的“碧水沉沉水一湾,晚来风景颇清闲。只愁落日红如火,烧尽湖西尺五山”与余光中的《山中传奇》联系在一起,来表达自己的诗歌体验与个人生活体验,有时甚至插入自己的诗作、个人的即兴感悟、文友之间的逸事雅趣,现代生命个性跃然纸上。《诗国神游》涉及郁达夫、朱自清、臧克家、贺敬之、郭小川、丁芒、李汝伦、浪波、星汉、余光中、洛夫、蔡世平等大量的现代诗词作者的创作,一部古典诗词读本就这样充满了现代气息。

从现代诗歌研究出发,回到古典诗词研究,熟谙诗歌理论,同时又不断尝试诗歌散文创作实践,这样的经历和知识能力结构,使得李元洛古典诗词研究独树一帜,特别是当他站在现代的立场来肯定古典诗词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为纠正我们固有的关于新旧诗歌的偏见提供最好的注脚。

在这里,我想引用李元洛老师的一首诗《登张家界》作为本文的结尾,它以创作的方式与这个选本相互印证:“浪涌连山到碧空,拍天声急我从容。飞身直上三千丈,心在狂涛第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