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西方文论中国化的一种典范 ——“闽派批评”对青年批评家的启示

来源:文学报 | 唐诗人  2018年01月08日14:29

综观各种关于“闽派批评”的文章,可以发现学者们在谈论“闽派批评”的时候,往往也会和“闽派文论”混合着用。比如福建省社科院学者刘小新的《“闽派文论”的现状与再出发》,标题和章节大标题都用“闽派文论”,而正文中却都使用“闽派批评”。这种混杂不是问题,但也可引起我们的注意。另外,2014年福建省重启“闽派批评”论坛至今,每一届的副标题都是“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高峰论坛”。这里面,“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是并列在一起的。这种称谓我觉得是有考究的。它很直接地表明,“闽派批评”是和“闽派文论”结合在一起的。“闽派批评”和“闽派文论”,不管我们使用哪一个,都同时指涉着另外一个。我想,这应该是谈论“闽派”时候的独有的现象,值得我们重视。

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这在当前学科壁垒特别严重的语境下,很多人会觉得它们是两个很不一样的概念。在韦勒克的《文学理论》里也区分得很清楚,它们和“文学史”构成了文学研究中三个虽相互关联但也有很大区别的知识范畴。我们的学科划分里,也将文学理论(文艺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并列为二级学科。学科划分导致了当前很多文学研究者只专注于纯粹的理论研究,或者只专注于文学作品的评论研究。在文艺学界,一旦将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放到文艺理论研究中,就容易受到批评;同样,一旦用文艺理论的思路来开展文学批评,也会导致当代文学方向人士的质疑。不管是从韦勒克等人的文学理论观念出发,还是从我们当前的学科划分来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在通常情况下都有着很不一样的知识体系。那么,“闽派批评”为何能与“闽派文论”混杂着使用却不奇怪、不是问题?我以为,如果要探讨“闽派”的特点,这个特征不得忽视。

我对于“闽派”的印象,确实就是理论思考和批评实践融合得特别理想。我们今天探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各自的毛病时,都会提及文学理论的生硬化和文学批评的模式化。生硬的文学理论研究,也就是当前很多文学理论研究只是满足于做西方文论的搬运工,没能将异域的、他人的理论知识本土化、中国化。这种理论研究,直接导致很多文学理论知识与中国文学文化现实脱节了。现在很多作家,甚至理论研究者自身,不愿意读我们自己民族的文艺理论研究者的东西,都觉得不如直接读原著或译著好。这就很明显地表明了搬运工式的文论研究的生命力很有限。文艺理论的简单搬运,也表现在文学批评写作上的理论套用。模式化的文学批评创作,简单的理论套文本,这是文学批评界特别反感的。但同时,作为学院的文学批评,我们又不能不学习和使用理论。这就很考验批评家的能力,既要学理论用理论,又不能生搬硬套。

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这两个方面来看,我认为闽派文论家批评家普遍克服了这些问题。他们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创作难分难解,理论层面不做简单的搬运,批评上更不是生搬硬套。他们能够从根本上领悟西方文论(古代文论也是如此)的思维内涵,也能够踏实细致地阅读考察中国文学文本,为此他们将理论用活了,同时也将批评写得极具理论深度。像我个人比较熟悉的刘再复、童庆炳、孙绍振、南帆、陈晓明、吴子林、谢有顺等人,他们既是理论家也是批评家,甚至还是作家。身份的多重性,表明他们知识的多面性。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主体论等等,用得尤其精妙,我们完全不会觉得那是西方概念。

闽派中不得不提的童庆炳文学理论,就是西方文论中国化的一个丰碑,他的理论和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结合得特别紧密,他的理论建构、批评研究和文学创作,真正做到了融为一体。而其“走向文化诗学”等一系列观念,是更为明显的西方文化研究的中国回应。“三崛起”之一的孙绍振,也是理论思考和批评创作融合得极好的一种典范。其《文学创作论》作为福建师范大学本科生教材,影响了很多福建师大出来的批评家,比如陈晓明、谢有顺等。《文学创作论》是文学理论著作,看似传统,没有现在的文学理论著作喜欢的后现代等花哨概念。但它最贴合文学创作本身,它把握的是文学创作行为的内在特征,很多观念可以适应于从古至今以及往后的文学创作。文学创作论不同于文学文本、文学现象研究,前者具有恒久性,而后者具有更多的时代性、历史性。我们现在的批评大多为文本分析和现象分析,很少能够针对文学创作本身进行言说,一个原因是批评家不熟悉文学创作过程,二则是喜欢时髦的概念术语,而对文学创作最基本的问题不再关注。这也导致很多作家不喜欢当前的文学批评。文坛呼唤的文学研究回到文学本身,说的就是这一问题。从这里面也可以延伸理解谢有顺的批评写作为何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谢有顺的批评,在文学界特别受欢迎,文章好读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谈文学能够贴近作家的文学创作行为,能够从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上展开论述。谢有顺提出的许多文论概念、观念也都是和文学创作规律紧密相关的,比如“文学的根据地”“文学创作要有实证精神”“从密室到旷野的写作”“小说的物质外壳”等等,这些都特别贴近作家的创作行为,真正说到作家心里去了。另外,谢有顺的思想观念也像刘再复一样,从西方哲学中汲取了最核心的东西,为此特别重视文学的精神维度、灵魂视域,能够从超越性层面理解文学的价值,也以很高的视野对中国文学提出众多批判性意见。他关于“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以及“文学身体学”等相关文论文章,以贴合作家创作行为、深入文本内部的论述给出了贴合中国文学现状的理论观念,足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典范之作。

此外,南帆、陈晓明的文学批评从另一个视域示范了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可能性。南帆对中国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都极其熟悉,其中尤其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很有研究。但南帆不像很多西方文论研究者那样做纯粹的理论介绍,比如他对罗兰·巴特的理解其实非常精到,但却没有一部介绍罗兰·巴特的著作,这是很令人疑惑的事。但是,我们会发现,南帆的理论批评文章却能将巴特等人的观念运用得惟妙惟肖,这其实比纯粹的理论介绍更具挑战。阅读南帆的文论,可以看到一个文学批评家的理论素养之深厚,换过来也可以说,是从其理论文章中看到论者对中国文学文本特征、中国当代文艺现象的深入领会。《小说艺术模式的革命》《文学的维度》《隐蔽的成规》《冲突的文学》等等,我们能从其标题和文章里看到很多看似很大的理论概念,但论述过程却是把理论演绎和文学分析融合得精当妥帖。这种论述既能进入文学文本内部进行阐释勾连,也因着论者强大的理论调用能力,而能对文学文化问题进行宏观层面的论述。南帆近些年专注于文化研究,但他的文化研究不是那种从文学文本或文化现象里找能够对应西方文化理论的索引式研究,他的文化研究文章打通了文学的内部要素和外部因素,把文学、文化和理论问题进行了有效的勾连。其所提出的观念,既能为文学领域提供有效的意见,也能对宏观的社会文化现象提供准确的诊断。

陈晓明对德里达的阐释研究,那本厚厚的《德里达的底线》,在国内关于德里达的研究著作中,是最为深刻精到的。这种功力说明了现当代领域的批评家要去做西方理论的阐释,也完全可以胜任。但是陈晓明最重要的成就,应该是在深度理解了德里达等西方文论观念之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阐释。《表意的焦虑》《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等著作,分别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层面树立了当代的经典样本。陈晓明对先锋文学、晚生代文学的阐释批评,让我们看到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真正魅力。先锋文学、晚生代文学之所以有今天的影响力,离不开陈晓明的批评。他的阐释批评,赋予了先锋文学之所以为先锋文学的学理性理由。他使用解构批评的方法,深入细读文学作品,把握文本的叙述逻辑和精神脉络,挖掘出文本内部最深层次的意义可能。这种批评对于作家、对于读者都是全新的,它激起人们文学观念的转变,甚至能撬动我们思维方式的变革。这种影响效果,我以为比全面透彻解读一个理论家更具意义。

从陈晓明的理论批评与先锋文学关系中可以理解到,批评的创造性追求,可以是“闽派文论”最值得发扬的批评特征。同样具有开创性、曾经引起我们文学观念变化的,还有孙绍振与朦胧派诗歌、南帆与“寻根文学”和文化研究,以及谢有顺对于坚、贾平凹、余华、铁凝以及陈希我等作家的阐释解读等等。这些批评都具有思想开创性,而且这种开创不仅针对作家作品的解读,更是针对理论观念的阐释、以及针对时代文化的变革判断。他们的文学批评能出入于文学内外,在理论文本、文学文本以及社会这个大文本之间灵活跳动,创作出饱含激情、富于洞见,同时也文辞讲究的批评文章。读他们的理论批评文章,可以领悟到他们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文本阐释魅力,也可以看到他们作为文学理论家的理论思辨和概念演绎能力,还有对于社会文化问题的诊断批判能力。甚至于,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论述文的文章之美。

文学批评创作能够在文学、理论、社会和文章本身的美感等方面都有所突破,这种魅力,我觉得是闽派文论、闽派批评的核心特征,是最值得我们青年一代去挖掘的知识财富。今天的青年批评家,包括文学理论界的青年研究者们面对着一个很严重的学科壁垒问题。研究文学理论的普遍都对中国文学文本不熟悉,为此很多人的理论研究就是僵化的没有生命力的理论搬运,无法转化为能够对中国文学文化发言的理论资源。而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很多人对理论总是抱持怀疑、排斥的态度。这些年拒绝理论成为现当代文学界的热点话题,这误导了很多青年学生,以为“拒绝”就是简单的不读不学理论,这是很可笑的。文坛长辈们说的“拒绝理论”,不是说不要读理论著作,而是在批评写作中重新重视起作为读者的最基本的文学阅读感受,不让理论把我们最基本的文学感受给淹没了。这也是闽派批评最难得的地方,有理论思维,但论述中又能看到批评家对文学的审美领悟能力。文学理论批评创作,必须以审美感受为心理基础,以文学文本、现实文本为耕耘基地,灵活征用理论资源,将批评创作提升为理论探索,有意识地去回应、解决一些与当下文学创作和文化现象密切相关的文学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