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军：民族文学创作要坚持正确的民族观和文化观
来源：中国民族报 | 陈亚军 2017年12月29日08:49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笔者认为，这是文艺工作者修养的出发点。民族观和文化观的形成，要有历史观和国家观的背景和支撑；而民族观和文化观又为这个背景和支撑提供了认识问题的重要视角。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民族文学创作，需要有正确的观念为指导。民族文学的创作，是与社会经济的大环境紧密相联的，需要根据新时代的要求，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推动措施。
突出民族大家庭的政治意识
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石榴籽”这个比喻是非常形象的。各民族抱在一起，靠的是情感，特别是“国民情感”，就是在多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超越单一民族、作为现代国民的共同体情感。实际上，因地缘的交汇、历史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情感是深厚的，是根脉相连的，在很多情况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资源共生状态。这是民族文学发展的根本的政治保证，或者说是超越其他条件的前提。
在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时，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说：“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做法非常明智——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本国的历史和心理特点结合起来。”
我们要认真学习历史。没有历史知识，尤其是不熟知我们党的发展史，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成熟。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是历史的产物，它取决于各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也取决于这个民族如何使用自己的文化资源。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的源泉之一。如果抽掉或者忽略少数民族文化，这不仅是一种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民族心理的一种戕害。
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完整的文化观。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强调文学作品创作的思想性，弘扬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这是一个文学创作者的责任。
体现民族文学的特色意识
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忘本来”这句话很朴素，却应该成为每一个文艺创作者坚定的信念。这不是因为它被写进了党的文献中，而是它能够让文学创作者牢牢地把握正确方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能知道自己往哪里去。我们的文学创作要具有中国味儿，要懂得中华文化的内涵是什么，尤其要懂得深厚的历史文化的特色。中华文化的传承规律和创作规律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
多样性的统一，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特性，也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在讲好中国故事时，少数民族的地域和形象是不可或缺的，它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各民族民众之间的生活习俗、精神信仰、文化记忆不同，这是民族文学存在的根基。我们需要有民族性格的作家，也需要有民族风范的作品。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相应，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转化，由过去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个从事民族文学创作的人，对自己所在的社会应有正确的认知，这是文学创作的前提。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激发了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也为文艺工作者创作更多更广的题材带来了机遇。我们要关注和挖掘这个变化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及行为的影响，尤其要把握民族发展的内涵，看到地域文化、身份文化、情感文化的血脉流动，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性。民族文学是采集、加固民族记忆的重要手段，更是记录、推动民族发展的重要途径。
加强民族文学的交流意识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文学在这方面可以起到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往往由于情感上的潜移默化，具有持续的长期性和牢固性。所以，我们在文学交流中，要把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作为实践的基础，培植和强化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价值。
十九大报告指出，文艺创作要 “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这一要求体现的是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文学性，以及与读者的接受度及市场效益紧密相关的呈现方式。文学要求创新，一方面，在内容、题材上要“精”；另一方面，在形式上也要有所创新。
创新，离不开交流；文化创新，则离不开文化交流。在民族文学领域，我们要搞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积极发现和推出母语作品，支持老作家、培养新作家。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优势在于，创作者对自己生活和文化的熟悉，尤其是对自己民族历史发展和特点能够深刻挖掘。另外，我们也要搭建好桥梁，将优秀作品进行民译汉、汉译民的翻译转换，要看到读者多层次的要求和文化传播的规律，把多元性、开放性和兼容性作为一种境界，提升讲述新的、深刻话题的能力。
（作者系《民族文学》杂志社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