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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记忆 乡土情怀——评阿昌族作家曹先强的文学创作

来源:文艺报 | 纳文洁(彝族)  2017年12月04日08:23

阿昌族是云南特有的、人口较少的7个少数民族之一,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随着一代代阿昌人的努力,阿昌族的传统文化不断被激活,在现代文化领域也获得了飞速发展。云南阿昌族作家曹先强就是这一群体中的重要一员。

曹先强从小生活在偏远的阿昌山寨,1980年走出农村,负笈京城,毕业后长期在云南电视台工作,走的地方多、见识的人多,笔耕不辍30余年,在创作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编著有《阿昌族文化大观》,主编了《中国阿昌族大辞典》《阿昌族文化论集》,导演了音乐电视《阿昌欢歌》、电视片《阿昌之魂》和《太阳之子·阿昌族》。他以作家和电视媒体人的双重身份,不遗余力地通过文字、透过电视镜头,忠实地记录、传播本民族人民的生活,以及他们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来的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

作品集《故乡那高高的粘枣树》是曹先强笔耕多年收获的硕果,对民族记忆进行了集中的呈现。作家在汲取阿昌族民族文学的丰富给养后,借助各种文学手法,咏叹家乡的山和树,咏叹家乡的火塘和节庆风俗,咏叹温厚的乡亲感情,诗意地叙述阿昌族的生活方式,并透视背后蕴藏的思想特质和文化心理。在作品中,作家整理民族的记忆,抒发乡土情怀,展示民族文化,彰显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作为在外的游子,曹先强在作品中抒发了对故乡的思念。他说:“哪怕我浪迹天涯,故乡都会像纯净的美玉一样温润着我的心。”写到故乡的火塘,他说:“在我的山寨,火塘是精神,是旗帜。”他还写故乡的象脑山,写山寨的小学,写阿昌刀,写故乡的美味……故乡的一切,都为这个离乡的游子源源不绝地输送着创作的灵感。

英国学者迈克·克朗曾说过:“地方不仅仅是地球上的一些地点,每一个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的文化。它不仅表明你住在哪儿,你来自何方,而且说明你是谁……地方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系物桩,拴住的是这个地区的人与时间连续体之间的共有的经历。”曹先强在大城市求学和工作,在经历了现代文明的碰撞与洗礼后,依然能够以一种喜悦、平和的心态审视乡村,对“故乡那些事儿”津津乐道,写出了丰富的细节。他说:“从本质上讲,我从没有离开过阿昌族社会。故乡像棵大树,我一直很快活地在它的树荫下成长。”这种情绪和态度自然流淌到他的笔下,使其笔下的故乡显得和煦自然。

曹先强也写到故乡的迷信和愚昧,但那些只是些许淡淡的遗憾,与鲁迅等现代作家对农村封建社会的激烈抨击并不相同。在《远山童话·山狗吠月》里,定元用背囊中的稀罕山货换回了一块锅盖大的镜子。别人忽悠他说,这块镜子有魔法,想要的东西应有尽有。妻子拿着这块镜子,窥见镜中一个女人的容貌,以为家里有了别的女人而寻死觅活。家里乱作一团时,镜子摔碎了。这时,见多识广的老爹发话了:“少见多怪,再出山看看。”虽有批判意图,但为人物指明了出路。

曹先强的作品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比如关于传统礼仪文化的描写:“若哪个晚辈,冒失地冲进来不问三红七白,把抬给长辈的洗脚水给先用了,或是在长辈在座的堂前,随意地跷起二郎腿,或是不小心当着长辈们的面放出一个响屁来,那就非得当面向长辈赔罪不可了。”

节庆仪式方面,作家重点书写了阿昌族的阿露窝罗节。在窝罗节期间,称为“活袍”的经师念诵本民族的创世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阿昌族群众在村寨的空地上跳窝罗,纪念人类始祖。晚上,未婚男女对唱山歌,倾诉相恋之情。这些节庆活动,在曹先强的作品中都有完整、细致的呈现。

阿昌族所说的“活袍”,实际上就是阿昌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的祭司,是阿昌族社会生活的智者和社会知识的集大成者。祭司为继承和传播阿昌族传统文化遗产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曹先强这样书写活袍文化:“活袍手拿米碗围着兴文头顶绕了三圈,点燃纸火香烛,放在碗上,用三根彩线吊起来一把口子朝上的砍刀,慎重地请师,然后严肃地询卦问卜……”

阿昌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民间音乐艺术和民间口头文学相对繁荣,俗话说,“阿昌生得犟,不哭就爱唱。”丰富多彩的民歌展现了阿昌人的智慧、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走路唱歌——“上山犹如风摆柳,下坡好似风送云”;他们劳动唱歌——“弯腰活路辛苦大,唱个山歌散散心”。在曹先强的中篇小说《弯弯的山路,弯弯的歌》中,阿昌族男女青年对唱的山歌是:“过河过水并排过,涉山涉水一路行。妹在前面引路走,哥在后面随后跟。好花开了妹先采,豹子老虎来了哥挡着……”

熟悉本民族的文化,又能跳出本民族的范围,用广阔的视野审视本民族的文化,这让曹先强的故乡书写显出了特色,较深入、较全面地呈现了阿昌族的人文全貌。

在艺术上,曹先强追求一种晓畅通达的文字表达。这种朴实文风,体现为短句多,文字简洁平和,晦涩或“呼天抢地”的感情表达不多。比如,小说《照壁》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石凤大妈家的这堵土墙照壁,说不清有多少个年头了。如今,猪拱牛蹭,风吹雨打,底部四沿的棱角已磨成了椭圆的碓嘴形,黑亮黑亮的。顶上,没瓦盖,也没上山草。过去,都是石凤大妈割来山草盖压,现在她手脚不灵光了,已有好几个雨水季节没盖顶了。往昔铺顶的陈草,已腐烂变土了,上面长出了几株像马耳朵的败园子草,在风中摇曳着。”这段话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行文风格。在一般的白话文基础上,曹先强融入了一些具有一定乡村民族特色的独特词汇和俗语,例如“鸡吃豌豆,心里有了数”、“老猫抓着了一个猪尿泡——空喜一场”、“瘦精干巴”、“雀摸眼”等。这种语言朴实生动,颇有趣味。

从容的文字叙述,透出作家质朴的感情。城里人写山村,在那些惊愕、迷恋之中,经常夹杂着从城里带出来的感情。对比起来,曹先强要从容得多,因为他在文化心态上还是山里的阿昌人,他的作品是乡村人在表达乡村感情,仿佛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城市的生活并没有把他的“文化之魂”带走,反而加深了他对乡土民族文化特质的理解。阿昌族山村是他永远的精神家园,一个有精神归宿的人,心情必然是平静的,所见所书也必然是平和的。他与他的乡村和民族没有任何疏离,不需要太过浓重的回味和感伤。

作为一名电视工作者,曹先强善于运用高超的构图技巧来展现典型画面,善于运用蒙太奇的手法将画面进行衔接,表达特定的意义。作为一位作家,曹先强能够以纯熟的技法,脉络清晰、情节完整地叙事和塑造人。在这个过程中,饱含了作家对故乡的深情和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