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云南迪庆“卡瓦格博乡村之眼”学员放映交流活动合影，第二排左三为此里卓玛。 受访者供图

11月18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藏文化与影视人类学论坛”上，与会的专家、学者观摩了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学者郭净、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藏族女孩此里卓玛合作拍摄的纪录片《卡瓦格博》后，对该片给予了很高评价。

一个星期前，该片荣获了“第二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铜收藏奖”。此里卓玛11月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展映活动上，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交流，但第二天就赶回了德钦老家。听说获奖的消息，她在朋友圈中表示“诧异”：“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影片都会归类到社区单元，并自然而然地避开竞赛。这使我产生一种错觉——竞赛单元的影片是一种艺术，社区单元的影片是一种生活。艺术是可以得到承认的，生活却不一定。”

对于获奖，此里卓玛感到很高兴，但她认为，这部作品只是一个开始，而他们“身后那群乡村影像拍摄者记录的作品，才是真正值得期待的大片”。

无意中扛起了摄像机

在没有遇到郭净之前，此里卓玛对著名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峰并没有特殊的印象。“我们都叫卡瓦格博爷爷，非常尊重神山，每年都去转山，但从来没有想过，掩藏在云雾之下的卡瓦格博峰究竟是什么样子。”

2003年，刚从云南省电影学校（现已并入云南艺术学院）电子声像设备专业毕业的此里卓玛，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导游。她在学校里学过一些电影欣赏的课程，却从没摸过摄像机，对纪录片更是一点儿也不熟悉。

那年夏天，她和邻居仁青多吉老人转山时，遇到了前来拍摄的郭净。人类学学者郭净立志于做一个卡瓦格博的影像库。仁青多吉是当地藏族文化“百事通”，会藏文、藏医，还出过两本关于藏族神山体系的书，自然成了郭净的拍摄对象。藏汉双语兼通的此里卓玛，成为了郭净与藏族村民之间沟通的桥梁。

郭净拍累了，就把摄像机交给此里卓玛，鼓励她拍摄。20来岁的她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一次拿起摄像机，就拍到了村民们拯救掉到深坑的青蛙的故事。这段不加雕琢的记录，后来剪成了《小生命》片段，清晰地展现了藏族人众生平等、不杀生的文化信条。

此后，郭净力邀会藏语的此里卓玛加入自己的“社区影像教育”项目，并且担任影像记录人。此里卓玛却说，她个人对摄像机没有太大的好奇心。“我不是那种坐在旁边冷眼旁观的人。大家喝酒说话唱歌聊天，我会跑过去参与。但是拿摄像机的人，却只能坐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玩，自己却不能参与其中。”

在影像中反观自己

2006年，郭净所在的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组建了一个“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工作坊”。这是一次将摄像机交给当地村民的影像试验，要求参与的成员两人一组，一个接触过摄像机，一个零基础，联合拍摄一个关于村庄的影片。

此里卓玛参加了这个项目，和她的姐夫鲁茸吉称组成了搭档。拍摄对象就选择了鲁茸吉称生活的村庄——德钦县云岭乡佳碧村。

佳碧村坐落于卡瓦格博神山脚下的澜沧江畔，全村30户人家，全部是藏族。此里卓玛和鲁茸吉称拍摄了3年，后来将素材剪辑成了一个50分钟的纪录片《我们佳碧村》，配上了汉、英、藏语字幕正式出版。正是这次拍摄，彻底改变了此里卓玛对影像的印象。

在进入拍摄前，工作坊的老师教给他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摄像机使用技术，二是与社区居民的沟通技巧。对于拍什么、怎么拍，工作坊都没有要求，但特别强调，影片从选题、拍摄到后期剪辑的过程，都必须有村民的全面参与。

对此里卓玛的到来，村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情。“他们有很多抱怨的声音。之前，他们参与过一次拍摄活动，但感觉那些仪式并不真实，都是表演出来的。”此里卓玛不断地向村民保证，一定不会出现这种不真实的表演。大家将信将疑地说，那就试试吧。

进村的第一件事，是选择拍摄主题。村民们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想法：有人说，把女人争水的场面拍出来；有人说，把我们唱歌跳舞的场面拍出来；也有人说，把我们的生活状态拍出来……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村民们一致认为，拍摄吵架的画面并不能帮助解决问题，还会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最后，大家决定拍摄佳碧村一年四季的生活。

从三四月的农耕播种，到七八月的捡松茸、放牧，再到秋冬农闲时节的婚庆、新房乔迁，此里卓玛和鲁茸吉称整整拍摄了3年。每一次拍完，他们都把摄像机接到电视上，村民看了素材以后，一起讨论内容的取舍。需要补拍的画面在次年和第三年补充完善。

“比起拍摄本身，我觉得回看、讨论这个过程更有意思。大家通过影像回观自己，包括我们的传统文化、生态环境、邻里关系，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发现。”此里卓玛说。

佳碧村是一个林业村，长期以来，村里靠砍伐栎树枝获得可观的集体经济收入，用于村里集体活动费用开销。然而，村民们对比了3年的影像素材发现，村子后山的林线在逐年后退。这不禁让村民们对赖以生存的家园产生了担忧。

村民们看了素材以后，就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有人提议，要不要做一些改变？他们觉得，砍栎树枝卖给别人，挣来的钱和生态安全相比，这是一笔不划算的交易。后来，村里订了一个村规民约，不再砍树，自己烧柴也不砍新鲜的，捡干柴来烧。

这件事触动了此里卓玛。之前，她做过很多社区工作，深知让社区居民聚焦到一件事情进行深层次讨论并非易事。然而，借助影像这个媒介，村民们很容易就同一个话题展开讨论，并且达成某些共识。“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拍摄的乐趣，发现了影像背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此里卓玛说。

她逐渐对影像产生了兴趣，之后又拍摄了《神山》《朝圣者》等纪录片。

让村民讲述自己的故事

几年后，此里卓玛加入了德钦当地的民间文化组织——卡瓦格博文化社，成为专职的工作人员。她当时的梦想，就是换一台好的摄像机，拍一部好的纪录片。

当她向文化社社长斯郎伦布提出这个建议时，斯郎伦布很赞同她的想法，要买一个好的摄像机，但不是让她去拍，而是交给村民们去拍。当时，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公益项目——村民影像计划项目“乡村之眼”刚好要在德钦开展活动，此里卓玛与项目负责人吕宾一拍即合，马上发起了“卡瓦格博乡村之眼”培训班，把摄像机发到村民手中，由他们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乡村之眼’背后的理论支撑是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从影视人类学来说，使用影像来表达及剪辑的相关逻辑，都有其文化背景。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影像作品，是主流社会带给我们的。社区的人怎样用影像来讲故事，他们想表达什么，‘乡村之眼’从诞生之日起就试图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云南“乡村之眼”项目原助理唐晓云说。

作为“卡瓦格博乡村之眼”的负责人，此里卓玛不但负责物色合适的学员来参加培训，还要充当后勤、协调、翻译及后期的素材整理等角色。“乡村之眼”第一期学员有12人。云南艺术学院的李昕及钟键、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实验室的陈学礼、云南省社科院的章忠云等都为项目提供过教学和实践指导。

学员拍什么、怎么拍，决定权都在村民手中。“乡村之眼”项目团队仅提供技术上的协助。项目运作多年，诞生了很多精彩的作品，如《葡萄》《虫草》等。

藏族村民李卫红拍摄的《葡萄》，记录了生态葡萄种植方式。100多年前，法国传教士把葡萄种植技术带到了澜沧江河谷。如今，那里已成为重要的葡萄产业基地。集约化的种植少不了使用农药和化肥，而农药和化肥对其他生命的伤害，却又和藏族的传统信仰相背。纠结于此的李卫红在香港社区伙伴和卡瓦格博文化社组织的生态农业的培训下，开始尝试种植有机葡萄。她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找到一个既不伤害众生，又能保证葡萄产量的方法。拍摄的目的更简单，就是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告诉其他的村民。这部影片后来成为德钦生态葡萄种植的“教学片”，很多社区都邀请她去讲课。

斯南尼玛拍摄的《虫草》影片，在网络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影片之所以美，不仅在有尽之言，而尤在无穷之意。”

“因为村民们能力有限，他们很难在一小时的成片里把整个生活状态讲清楚，或剪出一个特别精彩的影片。但他们一年年累积起来的素材尤为珍贵，这些素材生动地记录了他们当前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环境。”此里卓玛说。

卡瓦格博文化社为这些影片组织了流动放映活动，受到村民们的热烈欢迎。“这种放映活动和上世纪80年代的放映活动有些相似。不同的是，他们放映的不再是外面的影片，而是村民自己拍摄的影片，村民们变成了讲故事的主角和故事里的主角。”唐晓云说。

从文化回归到生活

在卡瓦格博文化社及来者文化公司工作多年，此里卓玛实现了从拍摄者到行动者的转变。

今年5月，此里卓玛从文化社加盟的文化公司辞职，开始了自己的创业旅程。这个刚到昆明时连汉语日常交流都成问题、夏天都不敢穿短袖、不敢披着头发的藏族姑娘，在挑战自我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11月17日，她在朋友圈秀出的祥云手工钱包，被朋友以100元的价格拍走。“这些年，我做了很多文化保护的事情，学习了很多高大上的理论，但归根结底，这此传统文化的精髓要回到生活中来，才有可能继续传承下去。我想将这些传统理念拉回到具体的事情上，回到一件件具体的行为和物品里。”此里卓玛说。

现在，此里卓玛正在为“德钦县格桑花妇女手工艺品及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的成立而紧张地忙碌着。她要将当地的手工艺品、生态农副产品、葡萄酒、核桃油，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出去，与村民们共同致富。

从2010年政府在德钦推广种植葡萄以来，葡萄日渐受到藏族百姓的欢迎。“以前我们种青稞，现在我们学着把葡萄种好。尽管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新的生产方式，但我们会把自己传统的道德观以及我们和大自然相处、打交道的方式，融入到现代生活里。”此里卓玛说，“现在，有文化的农民越来越多。我们学了很多知识，更希望反哺到社区，用到各种生产生活之中。”

从影像中记录的古老技艺，到现实中可触可感的具体作品，此里卓玛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从影像回归到生活，把传统文化的精髓延续下去，并让它们迸发出新的生机。

目前，此里卓玛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产品。得益于长期的社区影像拍摄工作，她不仅学会了如何与村里的妇女沟通，也明白了藏族文化的价值增长点在哪里。在实现人生换挡升级的同时，她也会继续自己的影像记录。

“影像记录说到底是人的故事，文化就是人的生活，它总是在不断推进、演变。影像记录没有终点，因为人的故事一直在绵延发展。”此里卓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