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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志海:论《江南三部曲》的“乌托邦”反思

2017年11月10日09:00 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姬志海

内容提要:纵观《江南三部曲》,格非通过对其中次第建构(或企图建构)的“前现代古典乌托邦”、“现代性启蒙乌托邦”、“反现代‘共产主义’乌托邦”和在“市场经济”开启的时代转型中以悖谬的方式兑现了的“伪现代恶托邦”四个不同艺术世界的反思和诘问,对任何以终极真理的化身宣称可以“永久性解决全部社会矛盾”的各色乌托邦的共通虚妄性进行了反省和批判,对此,学界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共识,但是,对于上述四种类型的乌托邦/恶托邦在《江南三部曲》中本质性的内在联系上,尚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论者以为,《人面桃花》中的那个由陆秀米建设无果的“现代性启蒙乌托邦”不仅在上述的四者中居于统摄全局的核心地位,而且,它所寄寓的启蒙理想瞩望至今仍然是一个未竟的事业。

关键词:格非 《江南三部曲》 乌托邦

 

一 《江南三部曲》的反乌托邦主题考辩

在《人面桃花》发表后的一次访谈中,就该小说的创作动机、写作旨趣等问题,格非曾这样夫子自道:“我所关注的正是这些东西——佛教称之为‘彼岸’、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完全平等自由的乌托邦,《人面桃花》中讲到的桃花源也是这么一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所在。”①这以后,不管有意无意,批评界关于《人面桃花》(连带“三部曲”后续的《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的评论重心,很多一部分都集中在对其乌托邦/反乌托邦言说的解读上,但就目前论者接触到的一些研究文章来看,就“乌托邦”这一批评术语,存在着不少概念混乱、应用不当等不足之处。譬如李遇春先生在《乌托邦叙事中的背反与轮回——评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一文中,就将《山河入梦》中的姚佩佩和《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庞家玉、绿珠、陈守仁等人分别指认为所谓追求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灰色乌托邦”主人公和抱有“新保守主义乌托邦”情结的憧憬者——这些看法实可商榷。因此,论者觉得在展开论述之先,从乌托邦、乌托邦文学、乌托邦小说等概念谱系上入手,对之作一番简要的爬梳还是大有必要的。

“乌托邦”这个词是随着英国政治家和小说家托马斯•莫尔爵士于1516年发表了用拉丁语创作的小说《乌托邦》以后而流传开来的。“乌托邦”(Utopia)这个词包括两个希腊语的词根,即是:“没有”(ou)和“地方”、“处所”(topos),在拉丁文中意思是“不存在的地方”。同时,又因为谐音的缘故,这个词就兼有“理想”、“美好”和“虚幻”、“缥缈”的附加涵义。

其实,在这个词的诞生之先,乌托邦的思想就已源远流长,关于乌托邦的思想起源和最早的系统阐述,学界普遍认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有人将之追溯到更早的希伯来先知。后来,许多国家和民族中更是都出现过有关乌托邦的论述,涉及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科技等各个领域。作为文学的乌托邦作品是“关于一种完美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空想描述,它表达了人们对美好世界的梦想。乌托邦……是对能够保证每个人都过上值得一过的生活,并摆脱了匮乏和痛苦的理想社会的重建”② 。

从乌托邦小说创作的历史谱系来看,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 1516)无疑应是第一部近代乌托邦小说,以后接踵其后的还有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在以后,还有诸如梅西耶的《2440年,一个似有若无的梦》、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公元2000—1887》、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等为标志的一大批乌托邦小说或科幻小说。

就这种小说类型的写作范式而言,是远在托马斯•莫尔的第一部近代乌托邦小说中就奠定了的。后来的乌托邦小说创作者,无不沿袭着莫尔的创作心路,即不断地在追求“进步”的诱使下,在他们各自的文本中创设和构想着新的理想社会的完美运行模式,并据此构想了许多关乎人类未来发展前景的设计方案。毫无疑问,相对于纯属浪漫主义幻想的古典乌托邦文学而言,上述由托马斯•莫尔开启的近现代乌托邦小说显然有了更强的现实性与鲜明的现代性,事实上它们正是在文艺复兴启蒙理性引领之下的现代乌托邦想象,是古典乌托邦精神与洋溢着“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现代性的启蒙理想相融合而生成的宁馨儿。

作为“经典乌托邦小说”殊异面目出现的“反乌托邦小说”事实上不过是前者在现当代历史新阶段的发展余绪和新变而已,从根本上说,20世纪以来,以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威廉•戈尔丁的《蝇王》、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艾拉•莱文的《这完美的一天》等为代表的反乌托邦小说仍然和经典乌托邦小说同属一个谱系——因为它们并未摆脱对未来世界的乌托邦彼岸的期盼,不过是更多地表达了在朝向现代性乌托邦驶近的途中,对接连出现的、背离其原初构想与承诺的种种社会危机和严重弊害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反思而已。这种揭露和反思,意味着人们对现代性问题的多元思考和对新的治疗方案的广泛探寻,绝非对经典乌托邦小说积淀下来的现代性价值理想的全然否定,而只是一种以纠偏方式表达的对未来更加健全、合理社会进行筹划的“反方案”而已。

鉴于格非《江南三部曲》小说文本的民族文化特殊性,仅仅厘清“乌托邦”、“乌托邦文学”、“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的西方理论谱系远远不够,但这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在使用乌托邦这一概念时有了可资攻玉的他山之石。避免了一些因为概念混乱而造成的解读误区,由上述讨论可知,无论是在经典乌托邦小说还是在对前者进行救弊补缺、反思扬弃的“反乌托邦小说”里,关于乌托邦这一概念,早已在学界有了约定俗成的确定性内涵所指:这种内涵的基本着眼点在于建立一个稳定、统一的理想社会——凸出的是人的集体存在的社会构想模式。而李遇春先生指认的那些所谓“具有各色乌托邦叙事功能的人物”,像《山河入梦》中的姚佩佩和《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庞家玉、绿珠、陈守仁等人,他们的所有追求和理想,不过是对这个荒诞现实的一己反抗罢了,他们中从没有一个人试图建立什么众生平等人人幸福的乐土,因而将这种人人都可能有的理想情怀统统说成是乌托邦主人公叙事者的确有某种程度上的为文造情之嫌。

倘以西方小说范畴中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为参照坐标,结合《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特殊的汉民族文化传统和中国百年历史实际进程中现代化乌托邦情结的曲折沧桑为综合研究视阈,就不难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这一贯穿三部曲小说其中的串珠主题红线无疑就是格非对《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中分别以花家舍、普济和梅城等为“载体”建构或试图建构的“前现代古典乌托邦”、启蒙色彩颇浓的“现代性启蒙乌托邦”、“反现代‘共产主义’乌托邦”和在《春尽江南》中展示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启的新一轮时代转型中以荒诞和悖谬的方式兑现了的、颇具后现代色彩的“伪现代恶托邦”的不断建构、反思、解构和祛魅的进程延展。在这种主要以内省、反思和抗辩的“反乌托邦”视界的观照下,灌注在三部文本中的主旨文意主要是对这种种沾染着中国文化历史境遇特殊色调的乌托邦神话折射出来的严重弊害和社会恐怖图景在深刻内省基础上的声讨和诘问,是对其所各自宣称的代表终极“真理”、“正义”、“自由”、“善良”和“幸福”等的消解和反叛,是对其“企图一劳永逸地永久性解决全部社会矛盾”许诺的质疑、批判和颠覆。

具体而微,格非在《江南三部曲》里,统共写了四代乌托邦/恶托邦故事,共同揭示了“理想”与“现实”这一人类将始终面对的基本矛盾。这其中,既有曲写,又有直写。所谓曲写,指的是作者在《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两部小说中假借普济、花家舍和梅城等地生发的这三代人身上的乌托邦故事——即是陆侃神往、由王观澄建设的“前现代古典乌托邦”故事;张季元等前赴、由秀米后继建设无果的“现代性启蒙乌托邦”故事;谭功达践行失败、由郭从年“完美”收官的“反现代‘共产主义’乌托邦”故事。所谓直写,是指作者在《春尽江南》中不再假借上述地域虚构故事而是直接面对百年中国历史始终萦绕在几代人心头的“现代化乌托邦梦想”,全面审视其在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进入市场化时代后,以颇具西方后现代色彩的伪现代性的悖论方式实现后人们所面临的巨大焦虑和失衡,全面立体地反映了格非眼中这个现代化乌托邦神话的龙种在当代中国现实社会中变成跳蚤的全面丑陋与罪恶处。

概而观之,格非《江南三部曲》关于“乌托邦”的反思,是以否定性极强的反乌托邦形式呈现的。他对各种许诺给人们带来终极解放的乌托邦是否会事与愿违地产生更大的集权、专制、奴役、剥削和压迫等,都持有很大的戒心和质疑。

二 四代“乌托邦世界”的追求与反思

表面看来,仕途蹭蹬、罢官回籍的陆侃企图“将整个村子用一条没有间断的风雨长廊连起来”的乌托邦的追求似乎缘起于一幅“桃花源”图,而实际上作者在文本中着意映射的是前现代的中国封建社会绵延日久的“大同情结”。这种情结是社会矛盾普遍化、尖锐化、深刻化的结果,是政治黑暗、人欲肆虐、灾难四伏、人类群体存在环境恶化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中国古代的往圣先贤们对深重灾难普遍表现出的“救世”愿望的缩影。格非有意地将陆侃的这种人人看来无异于疯狂的追求和抱负通过女儿秀米之眼,在其惨遭蹂躏的土匪窝花家舍那里化为现实。花家舍的“总设计师”是同样饱读诗书、立志独与天地之大美相往来的王观澄,此公也曾做过级别颇高的地方官员,但厌倦俗世公务,后来经年辗转寻访,终于在安静、祥和、僻静的花家舍辞官隐居。本来挣脱尘网、清修寂灭、“心心念念要以天地为屋,星辰为衣,风雨雪霜为食”的王观澄到了后来,终于和同气相求的陆侃走到一处,他立志将此偏远的村子在自己手里实现“大同世界化”,“要花家舍人人衣食丰足,谦让有礼,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成为天台桃源”③。然而这种理想并没有如愿以偿地被实现。先是为了在山旷田少,财力不足的岛上修房造屋、开凿水道、辟池种树、构筑规模浩大的风雨长廊“只好”干起土匪的营生,后来更是在一场火并中毁于一旦,弄成了血腥之地。验证了貌似保守昏聩的丁树则的那句“桃源胜景,天上或有,人间所无”的谶言。

和对陆、王的前现代封建理想乌托邦的单纯批判视角不同,格非显然对于张季元、陆秀米二人醉心其中的、彰显着浓厚启蒙色彩的现代文明式乌托邦在质疑其非理性的同时,给予了其较多有保留的肯定,并对这种乌托邦未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得以顺利实现的深层原因进行了痛苦的追问和哀怨的叹惋。在感情和精神上双重背负着张季元遗志的秀米,自日本接受了现代西方思想浸润后重回家乡,领导成立了普济地方自治会,在一间寺庙里设立了育婴堂、书籍室、疗病所、养老院和普济学堂,以知行合一、积极介入的入世情怀,从启蒙新民和革命救国两个向度,祈求能在普济一带乃至整个中国建立理性、科学、自由、平等、民主和人道主义的人间天堂。为此她宁可放弃基本的亲情伦理(这间接造成了母亲的过早离世和儿子的不幸罹难),而最终只是落得个身陷囹圄、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革命失败后秀米的闭门禁语,拒绝小驴子的来访,暗示了在时代多种残酷力量和内部变节行为的各种因素的联合压迫、绞杀和掣肘之下,这股风刀霜剑中苦苦摇曳支撑着的乌托邦暗火最终只能走向彻底寂灭的归宿——区别于《江南三部曲》中格非建构的其他类型的“乌托邦/恶托邦世界”,唯有这一注定在中国几千年来长期积聚的历史惰性和文化矢量的双重吊诡下似乎永远也无法实现的现代性启蒙乌托邦,才真正居于其他三种乌托邦/恶托邦类型逻辑内聚力指向的中心,意义非凡。

《山河入梦》的故事把《人面桃花》的历史语境从清末民初拉近到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干天斗地的“大跃进”精神的催生下,陆秀米之子谭功达终于未能走出母亲精神基因暗中昭示的乌托邦幻想的宿命式老路,无可逃遁地一头扎进新一轮天下大同、山河都入梦中的桃源幻景中。一向热衷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数年内“赶英超美”一类乐观主义信条的谭功达凭借自己县长和代理县委书记的强大资源,其绘制出了新一轮的红色桃源梦要远比外祖父陆侃那种仅仅想将普济村的各家各户用风雨长廊连接在一起,以图村民甘食美服、安居乐俗的小国寡民式的前现代古典乌托邦要气魄恢弘很多。在自己雄心勃勃的梅城规划成为泡影之后,却在郭从年领导和主宰着的花家舍人民公社里,和自己苦苦寻绎的理想国猝然相遇。但是,直到他得知姚佩佩的来信早已被当局监视和掌控的巨大恐惧中,才对自己苦苦执着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荒谬性算是有了彻底反省,才看清了貌似道不拾遗、秩序井然的花家舍人民公社绝非什么乌托邦理想天堂!

与《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两部反乌托邦小说不同,格非在《春尽江南》中的反乌托邦故事不再是对消失远遁于某个特定时空的“过去时”陈述,而是将小说的取景框直接对准八九十年代之交直至新世纪以来的世态众生,较之前两部小说中三个乌托邦建构各自浓淡不匀的历史“漫漶”色彩,格非明显地在《春尽江南》里从生活真实中植入进很多真实的时代符码——这种时代符码在文本中既有海子的诗歌、苏童的小说等碎片式点缀,更有和故事中虚构主人公直接交流对话的像诗人欧阳江河、诗评家唐晓渡和小说作家叶兆言等文本以外的真实社会人物。可以说,以现实日常生活为依托,直接描摹百年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几代人为之上下求索奋斗的“现代化”诉求——这一集体乌托邦理想——在当下时代现场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启的新一轮时代转型中以悖论方式兑现后的全部荒诞和困境,正是《春尽江南》这部反乌托邦小说的最大主题。在格非看来,这种终于摆脱了前现代农业文明的现代化乌托邦理想带来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不仅没有“毕其功于一役”,完成百年中国乌托邦进程终点的历史夙愿,而且还导致了诸如精英精神的沦陷、道德人性的丧失、生态环境的污染、个人主体性的异化乃至整个民族文化身份的迷失等更加恶劣的负面恶果。现今的中国现实本身实在是已经发展到了令人震惊的荒诞程度,王德威曾颇有见地地指出《春尽江南》这部小说似乎因为单一刻板的现实主义手法而略显辞气浮露。但也许在格非看来恰恰相反,他的《春尽江南》这部反乌托邦小说也根本不再需要什么特别的先锋小说艺术手法的发明创造(相对而言,《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两部小说都还有共同的“逃亡”和“宿命”的神秘主义色彩),只需要对这个处处流溢着丑陋和罪恶的现实本身进行稍事剪裁、略微浓缩的写实性大致勾勒即可。正基于此,格非才以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塑造“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主要结构技法,将他对当下社会的痼疾、当代人精神困局的思考,在《春尽江南》中,通过诗人谭端午的忧时伤世、颓废放逐和律师庞家玉不断追赶时代节拍、最终幻灭的二者人生轨迹的基本线索,交织以盘根错节的其他故事人物升降沉浮不同运命的各色表演,一一挥洒投映在时代转型期千秋盛世虚幻外衣的掩盖下的由种种丑陋和罪恶交相辉映共同织就的世纪末的斑驳图卷中。

谭端午、徐吉士、陈守仁、王元庆、庞家玉、绿珠这批以“诗人”为共名的故事主人公,告别了理想主义的上世纪80年代,进入了以经济活动为中心以世俗功利为本质的当下时代后,他们的人生道路就代表了在80年代末期的启蒙受挫以后,被抛出时代中心位置的精英知识分子们各各不同的路径选择。伴随着时代大潮,这几位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分化。他们中的一部分选择了逃离中心、冷眼旁观,在或音乐或诗歌或庄禅中作遗世独立的现代隐士,如谭端午和绿珠;另一部分则选择了竞取资源、拥抱现实,在赤裸裸的社会丛林中,按照新的道德伦理要求的显、潜规则中或游戏或狡黠或血性地生存。庞家玉放弃了丈夫为她托关系找到的一个县城编辑,几经周折,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徐吉士如鱼得水地混迹于新闻界,放下理想的王元庆和家庭资源深厚的陈守仁都选择了经营房产,各自成为了腰缠万贯的商人。

早已经在妻子庞家玉眼中与时代脱节的谭端午,虽然颓废,但依然在相对清醒中兀自保持着几分与这个龌龊世界相疏离的清高,他执守着80年代朦胧诗人的气质理想,喜欢陶冶性灵的古尔德。虽然不屑于像冯延鹤那样在当下社会自甘“混沌”,凡事都抱着勿必、勿我、勿固、勿执的假出世心态,但在实际生活中又只能是一边抱着那本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愤世嫉俗,一边在一个可有可无的机关单位里苟延残喘,宛如他曾自况的《城堡》中的那个纯属多余的土地测量员。独立是独立了,但这种独立却像“水母一样软弱无力”。和他惺惺相惜的美丽女孩绿珠,姿态慵懒,堪破人生,在形象特征上与其极为相似,熟谙各种《荒原》译本,痴迷沉醉于诗歌缪斯,先是出家不成,后来又要千里迢迢地赶到云南西双版纳寻找传说中的香格里拉那样的理想寄宿地。在今天的世界,面对那样多的“非人”的序列,“满世界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干干净净地死掉”。谭端午和绿珠,无疑充其量只是两个现代社会伦理中的“多余人”和“零余者”形象,在这个尘嚣甚上的功利主义时代,只能是由成功地脱逃出这些早已被宣布出局的孤独文人圈子的一群庞家玉们来唱主角的。

由李秀蓉更名而来的庞家玉,是新现实追随者,也是在90年代转型前后视点下沉、早先摸到时代跳动隐秘脉搏的“精明”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完成了一个从文艺青年到专业律师的完整蜕变之后,她以一个心气高傲、永不服输的时代新女性的形象出现在文本中。这个一心追赶时代步调的精明律师,动辄指斥丈夫不切实际,只能一天天烂掉的女强人,毕竟还存有一丝未被时代的罪恶彻底异化和完全吞噬的良知,而这些终于弄得她遍体鳞伤,心力交瘁的工作业务应酬最终在她中年乍至时就以医院死亡通知单的形式告诉她已落伍掉队、被罚出局。

围绕着端午和家玉双方,由各自错综纠葛的生活、工作和职业关系延伸的掌脉纹路所指,我们看到了商品化时代日趋沉重的社会不公和几乎令人匪夷所思的种种悖谬和荒诞之处:譬如当代中国触目满眼的已拆迁的断壁残垣或正兴建的高楼大厦背后那无处不在的、打着城镇化和房地产开发旗号、明火执仗地对城乡平民的家园土地进行巧取豪夺的“房吃人”行径正在权力与资本勾连的官商新经济模式下如火如荼地进行;譬如那些抢天哭地伸冤告状无门、上访被劫送精神病院只能通过自焚等极端方式以暴易暴地保护自身利益的下岗职工和失地平民;譬如精英知识分子生存和精神的双重焦虑、社会民主的匮乏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重、权钱交易的官商经济和丛林原则、拜金主义和消费文化强烈冲击下学术界告别诸神后的尔虞我诈消极堕落;再譬如“浪漫、诗情”色彩褪尽后爱情的千疮百孔振翅远遁、贪婪追求效益带来的雾霾漫天毒素遍布的严重生态危机……,作家都或以素描的方式进行粗线条勾勒,或用油画的方式进行原生态呈现,对之均作了一定的反映。

三 《江南三部曲》的逻辑内聚性

时至今日,潜藏在《江南三部曲》三个小说文本内部深层的本质联系并没有得到切中肯綮的剖析与解读。论者以为,《人面桃花》中的那个由张季元们前赴、陆秀米们后继但建设无果的“现代性启蒙乌托邦”不仅在上述的各种乌/恶托邦中居于统摄全局的核心地位,四代乌托邦/恶托邦故事,无论是在《人面桃花》中假借普济和梅城等地生发的“前现代古典乌托邦”故事;还是在《山河入梦》里谭功达起初心仪不已(由郭从年“完美”收官)的那个“‘共产主义’乌托邦”故事。还有作者在《春尽江南》中展示的那个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开启的时代转型中以荒诞和悖谬的方式兑现了的“伪现代恶托邦”世界——它们正是在与那个在普济没有实现的“现代性启蒙乌托邦”的对照联系中才被激活自身存在的全部意义,在普济没有实现的“现代性启蒙乌托邦”是其他三者共同指向的联系枢纽和辐射中心,而且,它所寄寓的理想瞩望至今仍然是一个未竟的事业。

首先,陆、王心仪的前现代古典桃花源式乌托邦和张季元、陆秀米努力建设的颇具启蒙色彩的现代文明乌托邦实际上象征着格非对于古典中国在现代化嬗变过程中的分娩阵痛!正如陈独秀在其《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振聋发聩地指出的那样:“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④由此来看,《人面桃花》中的两种乌托邦分明就是中西伦理政治分别在封建礼教三纲和启蒙自由平等两种截然不同的本原下(这二者之价值冲突不可调和)各自设计的乌托邦规划蓝图而已。王观澄的风雨长廊中画有“二十四孝图、戏剧人物、吉祥鲤鱼、瑞龙祥凤”的主体穹顶昭示的教义和他悉心教化下果然变得谦恭有礼。见面作揖、告退打恭、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其乐融融的百姓活脱脱是前现代古典乌托邦的理想世界,它想当然地把农民和其他各麾下的首领理想化,企图以单纯的道德说教作为教化民众的精神动力断乎不能持久。再者,纯从公平分配着眼搞平均主义也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和基本人性论,所以这种集体化、单一化的社会结构和生活蓝图,随着花家舍总揽把和五位土匪首领火并的血雨腥风的指掌图,王观澄践行的这种一厢情愿的古典浪漫主义桃花源式乌托邦方案也随之灰飞烟灭。可见,这种乌托邦方案失效的原因恰恰在于其内部现代性因素的匮乏,这种乌托邦载体的放大版,充其量也就是类似“太平天国”天朝迷梦那样的在历史上循环不止却又始终因为诞生不了现代性的生产关系而终究停滞不前的历代农民起义。

其次,在晚清之际由张季元们前赴、陆秀米们后继建设的彰显着科学、民主、自由、幸福启蒙色彩的现代性乌托邦版本,虽然在几千年封建酱缸的长期浸泡中难免有矫枉过正的非理性的弱点(譬如张季元日记中记载的蜩蛄会成员在夏庄薛宅中商定的《十杀令》等),但是,这种方案毕竟是传统中国摆脱封闭的老大帝国内陆河而导向世界现代文明海洋的一次悲壮尝试。这种乌托邦的多舛运命早已由中国近现代启蒙和救亡的两大时代主题的悬殊力量的博弈结果所预设和谱就:由于封建主义加上危亡局势,陆秀米们经营的现代性文明乌托邦不可能得到平和渐进的稳步发展空间,在各种反动势力的反复碾压和掣肘下,其最后的夭折飘零早就预示了由于启蒙理想被挤压,老大帝国几千年的封建余毒并没有随着共和国的建立而得到“彻底之解决”,共和国前三十年郭从年们假“共产主义”的玫瑰之名旗号下建立的、在打倒所谓资本主义的同时,重又向比之更加野蛮落后的,封闭保守、高度集权、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特征、缺乏民主意识的反现代“红色乌托邦”版本的必然到来。

对于从晚清到共和国这百年以来政治现代性历史发展的曲折与吊诡,李泽厚先生曾精辟地指出:“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中国近代紧张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迫使得思想家们不暇旁顾,而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去了。”⑤这也就是说,从维新运动到推翻清朝,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至于启蒙和文化,根本就很少顾及。而在推翻清朝以后:“无论是北伐初期或抗战初期的民主启蒙之类的运动,就都未能持久,而很快被以农民战争为主体的革命要求和现实斗争所掩盖和淹没了。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成功,曾经带来整个社会和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大震荡……但是,就在当时,当以社会发展史的必然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的世界观和行为规约来取代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时,封建主义的‘集体主义’却又已经在改头换面地悄悄地开始渗入。否定差异泯灭个性的平均主义、权限不清一切都管的家长制、发号施令唯我独尊的‘一言堂’、严格注意卑尊制度的等级制、对现代科技教育的忽视和低估、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排拒,随着这场‘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巨大胜利,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名义下,被自觉不自觉地在整个社会知识者中延漫开来,统治了人们的生活和意识。”⑥一言以蔽之,李泽厚上述思想的最为深刻之处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即是现代性启蒙精神匮乏的恶果必然导致封建主义再次复辟。理解了这一点,无疑有助于我们厘清郭从年们致力建构的“反现代‘共产主义’乌托邦”与张、陆向往的“现代性启蒙乌托邦”之间的承续与变异逻辑——本来应该在现代性启蒙和民主革命充分展开后,才可能得以完全清洗的封建主义余毒,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中,由于这个过程太过短暂即告夭折。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种种设想就很有可能使“封建主义”借尸还魂。

复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过了一个多世纪艰难曲折的现代化进程,终于从呼唤现代化的思想憧憬全面进入到接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代化乌托邦理想的实践操作阶段,但是,在西方由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两个引擎开启的世界“现代性”潮流被引进以后,基于历史的重负、现实的国情等等复杂因素的制约,“去政治化”的中国并没有得到一劳永逸的疗愈。在貌似千秋盛世的虚幻外衣的掩盖下,格非看到了这一乌托邦寓言在现实中国真正得以以其反面的“恶托邦”形式兑现以后更加荒诞和悖论的一面。“市场化”所带来的也不仅仅是文化的商品化,还有权力与资本在各个领域的合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非在《春尽江南》中承续了前两部小说中的反乌托邦主题的基本文意和主题内蕴,自觉对照与张、陆理想中的“现代性启蒙乌托邦”之间的对比,将这种“恶托邦”的全部荒诞与困境视觉化为一幅世纪末的浮世绘:这里我们看到代表法律卫士的警察唐燕升感慨自己的职业真不是人干的,而维护法律庄严的律师徐景阳面对那么多冤枉的葫芦案,只能让自己保持一个“Game心态”;这里我们看到民主民生的匮乏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早已沦为学术上的自由主义空谈乃至酒后的时髦消遣;这里我们看到儿子拒绝赡养父母、兔唇孩子被家长抛弃、司机为了少赔偿故意撞死伤者的世风日下;这里我们看到年轻女子把妓女暗娼作为正当职业的道德沦丧;这里我们看到雾岚变成了雾霾、宁静诗意的江南美景变成严重污染的天空和河流以及“水不能喝,牛奶喝不得。豆芽里有亮白剂。鳝鱼里有避孕药。银耳是硫黄熏出来的。猪肉里藏有β2受体激动剂”⑦的生态困境。

比及王观澄建构的“前现代古典乌托邦”和郭从年建构的“反现代‘共产主义’乌托邦”,《春尽江南》中的这幅“恶托邦”无意流溢出更多的后现代主义的狂欢化色彩。限于篇幅,论者这里随意剪裁了以下两处小说中的情节片段来予以说明:

庞家玉在北京学习期间,端午将他们在唐宁湾的一套住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非法经营的颐居公司租给了女医生李春霞。后者以自己已经给了颐居公司两年租金为由,拒绝从房中搬出。最后,家玉回来以后,在与对方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先后找过公安局、派出所、工商局、消费者协会和市中级人民法院,但让她不解的是,所到之处都把事故牵涉到的法律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身为两次被评为市十佳律师的家玉,在明知是自己的房子却偏偏拿不回来的来回奔波中“奇怪地发现,这套法律程序,似乎专门是为了保护无赖的权益而设定的,一心要让那些无赖,自始至终处在有利地位”⑧。最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却由“国舅”代表的黑社会不到20分钟就把问题圆满地解决了。在端午夫妇犒劳“国舅”一行的答谢晚宴上,我们看到:资本家在读马克思,黑社会老大感慨中国没有法律,被酒色掏空的投机文人在呼吁重建社会道德。在巴赫金的后现代狂欢化的“加冕”理论中,开发商、流氓、无行文人本来应该都属于狂欢仪式中的“小丑”角色,现在他们却成为社会正义的引领者,而将他们这群丑角“加冕”成为“国王”的,正是这个日益疯狂和不可理喻的失范社会!

随着80年代末海子在山海关的纵身一跃,一个属于诗和启蒙的年代也随之消逝。在文学界,日益膨胀的文化市场原则以及学术商品意识,促使一些人开始奉行“集体自焚、认同市场、随波逐流”的“后知识分子”人生信条,他们是时代转型后能快速地接受商品意识、洞悉市场规律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徐吉士,这个被格非以《诗经》中“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的寓意命名的故事人物,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这个积极拥抱时代的投机文人掮客,如鱼得水地混迹于新闻界,虽然整天忙于四处寻花问柳,但照样顺利地由《鹤浦晚报》的新闻部主任升任为该报社社长。在《春尽江南》的故事中,格非正是借助由吉士四处张罗最终成功举行的一场诗歌学术研讨会来对当今的诗歌文学界投去满含揶揄的一瞥——在由吉士多处摇唇鼓舌最终得以在堪称“温柔富贵乡、人间销金窟”的花家舍旅游胜地成功操办的这次诗歌学术研讨会上,除了在会场开幕发言时装点门面的地方政府官员、财大气粗的赞助商董事长张有德的与会代表之外,我们看到的还有高贵纯洁的诗歌和污浊不堪的会所沆瀣一气、革命追缅的情怀和妓女文化的情趣携手共舞!——什么高贵与卑贱、什么庄重与调侃、什么伟大与渺小、什么意义和荒诞,都已再难分清彼此之间的绝对界限,所有的一切不过只是可以随时互相转换的具有深刻双重性的假定性存在罢了。这是一个一切高度都被铲平的社会,这是一个一切深度都被填埋的当代,随着生活、生命中应有高度和深度的被解构,包括牺牲、献身这样往昔充满神圣光辉的意象也被完全祛魅,变得荒唐可笑。正如格非借助故事叙述人端午在一首诗歌中对“牺牲”的解读中诠释的那样:“牺牲,本来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文明的一部分……而在今天,牺牲者将注定要湮没无闻。没有纪念、没有追悼、没有缅怀、没有身份、没有目的和意义!”⑨

作者简介:姬志海,山东青岛人,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