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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虚构与叙事的先锋性

——从赵本夫《天漏邑》看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

2017年11月10日08:57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 刘艳

摘要:

赵本夫的新作《天漏邑》通过祢五常教授与弟子们对天漏村(邑)历史与文化之谜的追索,杂糅了田野调查的笔法,建立起与天漏邑有关的诗性虚构的中国故事。小说将追索天漏邑之谜、还原古天漏邑的诗性中国叙事与追索者的当下叙事以及抗日战争叙事自如嵌套、复杂密织,并延伸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直到祢五常及其弟子们生活的当下,两者在此得以绾合。小说所作的叙事变革,不止体现在它在坚实的写实主义基础上,含有东方哲学与文化、带有文明演进和神秘色彩乃至存在主义的多重格调,更体现在它既继承了中国古典传奇小说的叙事传统,又吸纳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叙事经验,在叙事结构、叙事策略等方面都体现了先锋性。小说在人性书写的丰赡以及文学书写的开放性等方面,也是值得称道的。

关键词:

诗性书写;中国故事;叙事策略;人性书写

作家赵本夫原是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曾任《钟山》杂志主编,多年笔耕不辍,取得了良好的创作实绩。1981年,33岁的他凭处女作《卖驴》一举夺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天下无贼》因冯小刚翻拍的同名电影为大家所熟知。在1985年前后先锋小说风起云涌的时候,赵本夫勇敢地选择了守望者的角色,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多部优秀的作品。出于不追随创作时髦的坚守,他曾自言:“多年来,我从没有进入文坛最红的核心,但也不是一个被遗忘的作家。”赵本夫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作家,他的《寨堡》、《走出蓝水河》、《绝唱》、《涸辙》、《空穴》等都是精品,“地母三部曲”(《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无土时代》)为人所熟知。 2017年1月,历经十年的厚积薄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长篇小说《天漏邑》,被评论界认为是赵本夫的“巅峰之作”,堪称近年来中国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大家几乎达成共识,“这是一部有历史纵深、有文明演进、有人类胎记、有神秘色彩、有东方哲学内涵的中国小说”,藉由这部小说,作家赵本夫似乎向我们传达:“我们应有自己的文化自信, 历史数千年的文化积累,这是我们的本源和血脉,不能被无视。”[1] 在小说的扉页上,赵本夫引用了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一句话:“我们的世界大得足以容纳许多真理。” 在中国作协举行的“赵本夫长篇小说《天漏邑》研讨会”上,评论家孟繁华认为,这句话可谓理解这部小说的一把钥匙,它体现了赵本夫对世界、对战争、对我们的文明史的一种理解、一种认同。作为研讨会的参加者, 笔者在阎晶明、范小青、陈晓明、孟繁华、郜元宝、张燕玲等多位评论家和作家对《天漏邑》艺术特色和创作理念所作的深入探讨中,深切感受到大家的理解殊途同归——— 《天漏邑》小说文本的意蕴丰赡繁富。这部小说文本的意蕴之多层面、多维度,亦可谓丰赡到“大得足以容纳许多真理”,故而引发评论家们诸多的真知灼见。

一、诗性虚构与天漏邑有关的中国故事

《天漏邑》通过教授祢五常与弟子们对天漏村(邑)历史与文化之谜的追索,杂糅了田野调查的笔法,建立起诗性虚构的中国故事。在《天漏邑》诗性虚构的中国故事中, 处在外围和表层的,是在追索天漏邑之谜当中,还原古天漏邑的诗性中国叙事和追索者祢五常教授及其弟子们生活的当下叙事。小说所写祢五常教授与弟子们对天漏村(邑) 历史与文化之谜的追索,是在写实、纪实的基础上,通过符合逻辑的想象唤起一个苍茫辽阔的非现实世界、虚构的古中国村落形象———天漏邑。作家将文字学、考古学、古代文学、天文、地理、历史与天马行空、神秘瑰丽的想象结合在一起,塑造出一个谜一样的天漏村,许多叙事场景真实与虚幻交织, 既有纪实性,又有离地三尺的文学性,在一种看似不失写实与纪实的天漏村当下的叙事———主要凭借田野调查、考古发现等手法———之上,与古时天漏邑的战争、民生和日常生活打通,很多片段气势恢宏,神秘悠远。《天漏邑》如何虚构、还原出一个古今天漏村(邑)的中国故事,并且使这个虚构的故事充满诗性的魅力,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叙事的努力与突破。在这一点上,小说与陈河的《甲骨时光》很有点气韵相通。两部小说在体现作家诗性虚构中国故事的能力上,颇有殊途同归之处。

熟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就不难体会诗性虚构出富有诗性和抒情性的中国故事,还原一个文化、历史和美学意义上的中国形象的重要性和价值。有评论家说,“中国的小说革命,一度在极端写实和极端抽象之间摇摆,如‘新写实小说’,写出了日常生活的事实形态,但缺乏一种精神想象力,而先锋小说一度致力于形式探索, 把情感和记忆从语言的绵延中剔除出去,也因失之抽象而把小说逼向了绝境”;“小说的物质外壳必须由来自俗世的经验、细节和情理所构成,此外,它还要有想象、诗性和抒情性,这样才能获得一个灵魂飞升的空间”。[2] 天漏邑是一个谜,名叫天漏的村子也是一个谜。祢五常教授及其弟子们通过田野调查和考古学等方法,追索天漏邑之谜,小说在俗世的日常经验和细节情理构成的写实基础之上,所虚构出的古天漏邑与今天漏村的中国故事,呈现出历史与现实的无限可能性。“有梦想,有秘密,有可能性,有精神奇迹,有价值的想象力,这样的小说才堪称是抒情性的、诗性的”,赵本夫的小说语言是诗性的、抒情性的,《天漏邑》是他“面对历史,撬动的是那些深藏不露的隙缝,从而找到和自我相关的联索”。[3]

《天漏邑》开篇,就通过引用古代典籍,引出了谜一样的天漏村:

《列子·汤问》:“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 断鳌之足以立四极。”

是说,任何东西都是有破绽的。

天,也有破绽。

天大的破绽。

天漏村就是天空的一个破绽。

在同一时间里,别的地方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天漏村则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浓云密布,电闪雷鸣。那雷电也来得猛, 如一架状如枯枝的外星轰炸机,突然就出现了,白光闪闪,炮声隆隆,对着天漏村狂轰滥炸,一时间惊天动地,火球乱窜。瞬间,有房屋起火了,山墙轰塌了,紧接着暴雨倾泻而下,轰轰哗哗, 如江河崩堤。那雨量大得吓人,每一座房前都是一挂飞瀑,每一条村道都是一条激流。如果从九龙山顶望下去,半山窝的天漏村正在被毁灭之中。

突然间,雷电暴雨戛然而止。

一只山鹰盘旋而来。

天空碧蓝如洗,就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

但,还是出事了。哪里传来一声悠长的叫喊:“胡三爷让雷劈了! ……”[4]

小说开篇在不失抒情性的事象描绘之外,揭开天漏村迷魅世界的一角,开辟出令想象飞升的空间。之后引出的是专家祢五常对九龙洞中“乍册”(竹简)即村志的发现和解读。接着,小说笔锋一转,转向对天漏村走出的抗日英雄宋源、千张子的书写。直到第二章, 才续写了天漏村从古至今一直如化外之地: “是一个和桃花源对应齐名的地方,而且比桃花源的传说还古老。只是外界不叫天漏村, 而叫天漏邑”,“有说是远古移民部落,有说是一个古代小国的都城,有说是古代囚徒流放处,有说是一个罪恶的渊薮,有说是一个自由的天堂”,“天漏邑就成了一个谜”。“专家祢五常经过多年考察论证,也很肯定地说, 天漏村就是天漏邑。天漏村丰富的资料和信息能够证明这个事实。”接下来,小说引用了史书上关于女娲补天的传说和天漏村竹简的记载,得出结论:女娲补天并没有补好,而是留了缝隙,就在天漏村上空,目的是以泄风雨雷电,警示惩戒有罪的人。祢五常发现的竹简上记载说,天漏村原是一个部落,以天漏为都城建立了一个小国“舒鸠”,而这舒鸠,恐怕是与对鸠的原始崇拜有关,因为:《禽经》上说:“鸠,拙而安。”《诗·召南· 鹊巢》里说:“维鹊有巢,维鸠居之”……[5]作家有深厚的文学和历史文化素养,对文字学、考古学、古代文学、天文、地理、历史等材料广为援引,兼以凭借祢五常教授及其弟子日常所作的田野考察的笔法,诗性虚构出一个古今天漏邑的中国故事。这与陈河在《甲骨时光》中大量借用和援引古代典籍和纪实性材料,是如出一辙的,比如,陈河凭借《诗经》里的短诗《宛丘》:“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6] 就塑造出了与贞人大犬相爱的巫女形象,写出了一段伤感的爱情。相较而言,陈河对考古材料的倚重和借鉴,更加突出和明显。陈河仔细阅读了李济的《安阳》,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研究》、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杨宝成的《殷墟文化研究》、郭胜强的《董作宾传》,等等。[7] 《甲骨时光》把大量的史料穿插在小说的诗性叙述中,诗性虚构出一个民国与殷商时期的中国故事。《甲骨时光》是通过杨鸣条对甲骨的寻找、甲骨之谜探寻发现的当下叙事以及与之对应的古代殷商的故事这两套叙事结构完成对中国故事的构建的,杨鸣条一次又一次在与大犬的神交中返回商朝,两套叙事结构所构建的中国故事得以完整呈现, 一个美学层面的中国形象也逐渐浮出水面。《天漏邑》不似《甲骨时光》那般倚重史料, 但其引经据典和考古学研究、田野调查的途径与笔法,同样对《天漏邑》所诗性虚构的中国故事意义重大。处在这个中国故事外围和表层的,是在追索天漏邑之谜中,还原古天漏邑的诗性中国叙事和追索者祢五常教授及其弟子们生活的当下叙事。读者在读完小说之前,哪怕抛去抗日英雄传奇的叙事结构不谈,依然可以被小说的故事性、可读性牢牢吸引。之所以会不似《甲骨时光》那般倚重史料,正是由于在天漏邑之谜中所包含的是宋源、千张子等人的抗日英雄传奇的叙事, 而不是古天漏邑时期的故事。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史料的相对不充分,对作家的叙事能力也是一种考验。写实与纪实之上的想象力的飞升与精神的腾跃互为张力,所产生的诗性与抒情性,恐怕非得赵本夫这样老而弥坚的作家,动用毕生的思想、精神、知识、生活、文学和语言等的积累才能够实现。评论家张燕玲这样评价赵本夫:“他常常于历史缝隙间见奇崛,于民间民俗中现传奇,于平凡生活成就不凡,《天漏邑》以自己的对历史与现实的挖掘与发现,写了一个灵异而坚硬的现代性的寓言。这个寓言关乎天与地、家与国、世道、天道与人道,寄托与抒发了作者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以及深切的时代之忧, 颇具思想穿透力与丰富的寓言性。”[8]

在赵本夫诗性虚构出的天漏村中,大量的古风民俗使其从古到今幸为一个化外之地。在对古风民俗的描摹当中,作家语言的诗性美和抒情性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呈现。哑巴作为乍册(村志)的书写者能够秉公而书, 似乎蕴含着一种风骨,让祢五常一下子想到司马迁写《史记》;投豆选村长,杀黑公鸡、把鸡血注入一碗酒里、由继任者一饮而尽, 也是一种歃血宣誓,“直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后,天漏村还是这么推选村长。不管外头的世界发生了多少事,天漏村还是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9]村中依然存在着春秋时齐国管仲设的官娼“女闾”(妓女),竟然如猎户、农户、商户等其他行当一样,是个受人尊重的职业,“如果有人欠了嫖资,超过十天, 村长就会出面帮着讨要”,而男孩子婚前也会被送到女闾处调教。能够在小说中将所有涉性的描写都写得富有诗性和抒情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研究者曾经讲过,“性,仍然是我们这个古老东方民族最具有禁忌诱惑力的一个文化焦点命题”,“但无论如何,中国小说中的性欲描写都未能达到西方经典小说中那种主题的凸显———返璞归真,通过性欲描写来体现人的生命潜能;来呈现出美的型态;来揭示性欲后面深层的文化内涵;来表现人的潜意识活动的复杂性;来表现重塑 ‘自我’的生命体验”。[10]女闾调教男孩子,是淳厚的古风,“男孩被母亲送到女闾家时,会发现小院和房间早已收拾得干干净净,里外还散发出一种淡淡的香味,是用几种山草熏出来的, 比如野兰、野桂、野菊等。女闾已在院子里恭候,长裙拖地,古衣盛妆,无论仪容还是穿着, 都透着端庄,和新娘子一样打扮,一点也不轻佻”,天漏村的女闾接客,多数是在山上,恐是《易经》里说的“天地茵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宋源与七女之间的涉性描写, 全无做作和低俗之态。[11] 宋源与他的妻子武玉蝉之间的涉性描写,也是率真和返璞归真之态。对性与情的极致率真的细节描写,当属老年的七女夜里搂着那个宋源帮她做的小板凳睡,“就像搂着他一样。不然,心里太空”。[12]有学者提出:“檀黛云和宋源被敌伪围追在山上时,檀的大段胡思乱想是否适宜当时情境?”笔者倒是同意作家本人的观点: “关于檀黛云和宋源被围时那一段情感的描写,我觉得是成立的。”[13] 能够在涉性描写方面书写得富有诗性和抒情性的作家,方能有这样细致的用心,如此细致地将笔触深入到女县长檀黛云的内心和情感深处,将一个女人在心理和情感上的细腻、敏感、丰富乃至脆弱,逐一写出。

与陈河的《甲骨时光》诗性虚构出一个民国时期的中国故事、与之对应打开的是一个殷商时期的中国故事不同,赵本夫《天漏邑》在追索天漏邑之谜、还原古天漏邑的诗性中国叙事当中,打开的是从天漏邑走出的宋源、千张子等人的抗日英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一直延伸到当下,最终和祢五常教授及其弟子们的当下日常叙事绾合在了一起。《天漏邑》的抗日英雄传奇故事,同样是在写实、纪实的基础上,富有可令想象力飞升和精神腾跃的空间,写实的故事情节、细节与诗性、抒情性叙述,是并行不悖的。诗性虚构抗日英雄传奇的故事,同样离不开史料的援引和借用。作家本人曾言:“作品中所有日本人大规模暴行,都是有真实史料的,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扫荡。包括作品中慰安妇的人数、地址,以及把俘虏女兵充作慰安妇, 后来全部烧死这些,都有真实的记载。那个日本宪兵队长松本也是确有其人。写宋源砍杀日本人和汉奸时,我曾记起安徽老作家陈登科的故事。陈登科去世后出文集,我应邀去合肥祝贺,亲口听鲁彦周说:当年抗战时, 陈登科在锄奸队,亲手砍杀过许多汉奸和鬼子。写宋源时,我参考了这个数字。”[14] 不止如此,赵本夫还将天漏村的抗日叙事的故事情节,与天漏村外整个中国的抗日历史和事件相关联。比如,“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傍晚,一股日本军队突然闯进天漏村”,这并不是孤立的事件, “后来的史料证实,几个月来,中国军队和日军在这一带进行了一次空前惨烈的大会战”,彭城的战斗是与台儿庄一战相关联的。[15]有了这些史料的支撑,《天漏邑》中的抗日英雄传奇故事,仿佛有源之水, 让故事的诗性虚构始终有坚实的土壤,也令小说更加具有一种可读性。

《天漏邑》中抗日英雄传奇故事的诗性与抒情性,其实是天漏村这个谜一样化外之地本身所具有的诗性和魅性色彩所赋予的精神气质。宋源在一场雷击中出离母腹,出生时, 其母寡妇宋王氏已经毙命,他“半边脸乌青发紫”,带着雷击所致、原罪标识一般的黑记降临人世。曾经养育他的又是一个“经常叼着一杆铜烟袋读《周易》《春秋》,又读《左氏》《公羊》《榖梁》,及于《鬼谷子》《金瓶梅》《石头记》诸杂书”的孤老太太,宋源十四岁那年,孤老太太留下一句遗嘱后自缢身亡。那句遗言“以后一定要找一个能管住你的人”几乎就是一个预言,开启了宋源此后的人生。如果没有这样离奇的身世和天漏村的充满灵性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作依托, 《天漏邑》所书写的抗日英雄传奇故事,就会过多地“奇”胜于“传”,甚至是带有太多志怪的传统小说的影子。有了天漏村的与世隔绝、三千年不变的传统,以及这里人与事的奇崛与不同寻常,《天漏邑》所书写的天漏村走出的宋源、千张子的抗日英雄传奇,不止可信,而且因为天漏邑自身历史文化地理的迷魅气质,而平添一种诗性与抒情性。千张子对宋源的近乎男同性恋者“断袖”的情感和心理,因了“天漏村自古以来就有同性恋者,男人女人都有”的生活环境,显得自然而不突兀。“一九四四年秋天,千张子又一次潜进彭城侦察”,借助的秘密通道,竟然是苏东坡任彭城太守时游过并留下两句诗“佳处未易识,当有来者知”的白云洞,千张子还通过这个秘密通道来运输武器。故事的传奇性和所散发出的诗性与抒情性,来自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文化和历史地理。

《天漏邑》所诗性虚构的中国故事,是将追索天漏邑之谜———还原古天漏邑的诗性中国叙事与追索者的当下叙事以及其所包含的抗日战争叙事作了嵌套和绾合。整个中国故事的文学书写,使《天漏邑》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发生密切的关联。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中写道:生命的发展,“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形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 通过遥远的空间,让另外一时一地生存的人, 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16] 陈世骧《中国的抒情传统》英文稿提出了“抒情传统”的概念。他指出西方文学源于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喜剧,而“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 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诗的传统里”。普实克则指出现代中国文学的特色在于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文学的兴起,在他看来,中国新文学的演变呈现了由抒情(诗歌)过渡到史诗(叙事)的过程。近几十年,沈从文、陈世骧、普实克已经先后创造了“抒情传统” 的语境,加上唐君毅、徐复观、胡兰成、高友工等人的论述,不止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场重要事件,[17]而且已经“在古典文学、美学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个互有关联、又有差异的学术话语谱系”。[18] 的确,中国小说里的主观抒情传统自古而今一以贯之,在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很容易就可以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诗性、抒情性小说的发展脉络。郁达夫、废名、沈从文、萧红、孙犁、汪曾祺、迟子建、付秀莹等人的创作,莫不如此。但是, 富有诗性、抒情性的小说,往往带来诗化、散文化的倾向,小说的虚构性和故事性往往较弱。与散文求真、不提倡虚构故事情节不同,现代小说其实是典型的虚构叙事文本 (非虚构作品不在讨论之列),对情节性和可读性有着较强的要求。如何在诗性、抒情性中葆有很好的故事性、可读性,是对作家写作和叙事能力的一种挑战。《天漏邑》诗性虚构中国故事的成功,恰恰来自于作家对中国传奇小说文体资源的借鉴、汲取并加以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之上。

二、中国古典传奇小说文体资源与叙事的先锋性探索

《天漏邑》毫无疑问是一部运用中国的叙事方法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作品,很多人或许意识到了《天漏邑》小说叙事方面“志怪” 传统的影子。中国小说自南北朝开始大致有志怪和志人两个方向,志怪小说一直到《西游记》、《聊斋》等,中间是唐传奇;志人小说一直由《金瓶梅》、《红楼梦》等延续到晚清小说。志人的一脉,在《天漏邑》文本方面,同样不容忽视。就像有研究者认为的: “唐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典范形态,倘若以之作为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的中心界碑, 此前的汉魏六朝‘古小说’如志怪、志人之类,其实可以称作‘前传奇’,而此后的宋元明清话本小说(章回小说大多是章回体的话本小说)大抵可归并入‘后传奇’范畴。”[19] 单纯以志怪、志人其中某一个向度来判明《天漏邑》的叙事与文体渊源,似有失简单。

《天漏邑》所诗性虚构的中国故事,亦即追索天漏邑之谜———还原古天漏邑的诗性中国叙事和追索者的当下叙事这个外层叙事, 以及它所包含、嵌套的抗日战争叙事这两个叙事结构,其实都可以放到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中去考察。“为民间人物立传是中国古典小说伟大的叙事传统之一,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渊源素来都有史传传统一说,而由史学性的史传衍生出文学性的野史杂传,这正是中国小说传统的精华之所在。野史杂传不同于正史正传,它主要致力于捕捉和打捞遗失在民间世界里的野生人物的灵魂,这种古典叙事传统即使在现代中国小说创作中也未曾断绝,而是在借鉴西方近现代小说叙事技艺的基础上加以承传和拓新。”[20] 虽然不能仅仅把赵本夫的《天漏邑》定义为是他想为民间野生人物立传,但野史杂传的史传传统在《天漏邑》里也是可见的。在外层的叙事结构里,专家祢五常及其弟子罗玄、柁嘉、汪鱼儿、乔惠、七女、村长老车、柳先生,甚至那个搞气象的裴专家,等等,都是散落在民间世界里的人物。在外层的叙事结构所嵌套的抗日英雄传奇叙事里,又有宋源、千张子、檀黛云、侯本太和后来的武玉蝉等一系列同样也可以称之为民间世界野生人物的人物形象。而且,两个叙事结构里,有的民间人物是互通的,正是通过这些互通的人物,和共同的空间结构———天漏村,两个叙事结构自成体系,基本按各自的线性时间顺序发展, 在小说的最后,自然绾合在了一起。

对于外层的叙事结构所嵌套的抗日英雄传奇叙事及其延伸性叙事,我们不妨把《天漏邑》放到20世纪50—70年代“革命英雄传奇”与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新革命英雄传奇”的发展脉络中来看。20世纪50—70年代的“革命英雄传奇”,以《红旗谱》、《红岩》、《林海雪原》较能代表其艺术水准;兴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更加蔚为大观的 “新革命英雄传奇”,有都梁的《亮剑》、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石钟山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等等。这些作品虽在创作理念和艺术特色等方面有所差异,但都是对明清古典英雄传奇的文体资源加以借鉴、继承和转化。《天漏邑》所书写的抗日英雄传奇故事,与20 世纪50—70年代“革命英雄传奇”以紧张激烈的革命故事情节取胜、性格丰满立体的英雄人物形象并不多见的情形,已有了明显不同。宋源、千张子、檀黛云的形象各个立体丰满,连有爱国情怀的汉奸侯本太,也都形象生动,不能简单以汉奸论之,小说更多描写了他爱民护民、生性淳朴的一面。 《天漏邑》与晚近的“新革命英雄传奇”必有一绝对中心人物置于英雄群像之中的树状结构也不相同,《天漏邑》因其故事和叙事的复杂与繁富,已经不能简化为中心人物一个人的传奇。像《亮剑》是李云龙传奇、 《历史的天空》是梁大牙传奇、《激情燃烧的岁月》是石光荣传奇的情况,在《天漏邑》中是不存在的。

如果我们仅仅止步于从中国小说传统的层面来看《天漏邑》,就还没有发现《天漏邑》全部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在中国古典小说传统赋予赵本夫小说以骨骼之外,作家有意所作的叙事结构、叙事策略等方面的颇具先锋性的探索,给予了赵本夫小说以丰富的“血肉”之躯。作家毕飞宇读了《天漏邑》之后表示:“我再也没有想到,他为我们写出了《天漏邑》。请注意,我说没有想到,不是说没想到他写出了这部小说;我真正没有想到的是,赵本夫会在这样的年纪再一次完成了他的叙事变革。在《天漏邑》里,赵本夫几乎放弃了他使用一辈子的叙事策略,《天漏邑》是象征的、变形的、魔性的,在坚实的写实主义的基础之上,《天漏邑》带上了魔幻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多重格调,这是一个独特的文本,它很难复制,它最大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我也是一个具有了三十年历史的写作者,我深知《天漏邑》的写作难度和写作成本,在此,我要向赵本夫致敬。”[21]毕飞宇更多是从小说文本所展现的那些非现实主义的因素和质地,来说赵本夫在《天漏邑》所作的叙事变革的。而笔者这里要做的,是从小说文本细读和形式分析的角度,来看赵本夫是如何在《天漏邑》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等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先锋性的探索。

很多人注意到了《天漏邑》有两条叙事线索,祢五常及其弟子是一条线索、宋源与千张子等人是一条线索,这样的概括失之简单。小说是通过一些共通的人物,以及天漏村这样一个共同的、纽带式的空间,而将两个叙事结构勾连和嵌套、最后绾合到了一起。小说在时空叙事模式以及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叙事结构的打开方式方面的探索,值得关注和研究。笔者曾论述过:在近年来的海外华文作家的“中国叙事”当中,作家也常常着意于对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的探索,海外的求学、生活和写作经历,反而令他们最能够接近西方现代小说经验并有可能化用得很好。严歌苓的近作《上海舞男》,小说的叙事结构已远非是“歪拧”可以涵括,小说 “套中套”叙事结构的彼此嵌套、绾合,那个原本应该被套在内层的故事,已经不是与外层的叙事结构构成“歪拧”之状,而是翻转腾挪而被扯出小说叙事结构的内层,自始至终与张蓓蓓和杨东的故事平行发展而又互相嵌套。不止是互相牵线撮合———绾,而且水乳交融,在关节处盘绕成结———绾合,还要打个结儿为对方提供情节发展的动力。[22]与严歌苓《上海舞男》所作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的先锋性探索近似,《天漏邑》中,宋源、千张子等人的抗日英雄传奇及其延伸性叙事, 并不是被简单地处理成一个包裹在祢五常及其弟子的田野调查和当下生活中的叙事,两套叙事结构在自己的时空维度基本按线性时间顺序各自发展,逐渐揭示出真相(到底是谁出卖了檀县长以及宋源对叛徒的追查等), 却因共同的空间结构“天漏村”,而发生关联、彼此嵌套,最终绾合在了一起。

以博尔赫斯式的迷宫式叙事著称的陈河的《甲骨时光》,也主要是在第二章“挂着盾牌的墙下闪过王的影子”、第六章“在南方的征旅上”、第九章“沉沦之城”、第十章“逃亡”中,作了不同时空维度的叙事,不会突破章节的局限而与小说中的当下叙事作反复的嵌套与绾合式叙事。而《上海舞男》则是直接全面取消了小说的章节———既无章节标题也无章节序号,整篇小说一贯到底,仅在作叙事转换时,以空出一行文字的空白行来处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全篇小说既然是将不同的叙事结构并置、嵌套、绾合,就需要整个叙事和气势一通到底。只有章节壁垒的取消,才能够最大程度做到气韵贯通、一气呵成、浑然天成。《天漏邑》有七章,章节没有标题,同一个章节里可以有不同叙事结构的并置和自如转换,这比《甲骨时光》在叙事的先锋性探索上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同一章节内也是以空出一个空白行来作叙事转换,与严歌苓《上海舞男》的叙事手法倒是更为接近。小说第一章,在简短的一段叙述———专家祢五常发现竹简之后,马上转入了宋源的出生、成长经历,并且开启了宋源、千张子等人的抗日英雄传奇叙事。第二章, 主要是祢五常及其弟子的当下生活叙事,却简短插入了柳先生和宋源的一段叙事。第三章是一段抗日战争叙事,檀县长被捕。第四章,开篇写到了新中国刚成立,宋源就被任命为彭城市公安局局长,简短叙事后却笔锋一转,回溯到抗战时期的一段叙事:千张子在檀县长被捕后对日本人的疯狂复仇,以及抗战胜利后日军头目松本的被捕、被杀,其中又还原出了檀县长被捕后所受的种种酷刑与非人的折磨致死、穿插了老百姓为千张子射杀日本人而从容赴死的感人故事。第五章的开篇,接续第二章里遭雷击而奄奄一息的罗玄的故事,整章都是祢五常及其弟子的考古发现、田野调查等的当下生活叙事。汪鱼儿的羽化成仙也发生在这一章。小说的第六章,作家将祢五常及其弟子的当下叙事与后抗战时期叙事———宋源出任彭城公安局长不到一年就与武玉蝉结婚、之后仍锲而不舍追查叛徒千张子的叙事,绾合在了一起。第七章,是将抗日英雄传奇宋源的延伸性叙事与祢五常及其弟子的当下生活叙事,继续作绾合式叙事。

赵本夫在《天漏邑》里,尽显一个老到作家的叙事功力。小说的两个叙事结构,基本都是按线性叙事,在灵活的穿插和转换中, 小说叙事一路前行。上一个叙事往往会为下一个叙事乃至很久以后的叙事和故事埋下伏笔,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不止如此,在同一章、同一个故事序列里,作家往往也采用内部倒叙和多次叙事转换的手法,令叙事节奏发生各种变化,使整个小说的叙事产生一种悬念迭生的效果。小说的第三章,写檀黛云被捕,哪怕在宋源和檀黛云的突围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讲述中,仍然穿插使用了内部倒叙等手法,倒叙、插叙了他们俩此前曾经侥幸一起逃脱的经历。有研究者指出, “不确定性,经常以焦虑为特征。悬念通常是痛苦与愉悦的一种奇特的混合……多数伟大的艺术对悬念的依赖比对惊奇的依赖更重。我们可能很少重读那些依赖惊奇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惊奇一过,趣味遂成陈迹。悬念通常部分地由预兆———关于将会发生什么的迹象———达成”。[23] 通过叙事策略的调整和不停地叙事转换,产生不确定性、也就是悬念,使这部诗性与抒情性满溢的小说,同样具有足够的故事性、可读性。不同的故事序列竟然还要穿插和无缝拼接,这是对作家叙事能力严格的考验,非得有足够的用心,才能够不搭错情节和叙事的线索和关节。赵本夫说到《天漏邑》的写作过程:“进入写作过程,情节和细节,都是即兴的,只管跟着人物和故事走,虽挥洒而不致散乱。但挥洒是需要本钱的。储备要丰厚,不然会捉襟见肘。”[24]我们毫不怀疑赵本夫是随着人物和故事走,但这即兴,却显示了他丰厚的写作储备以及非常新锐的叙事层面的先锋性探索。可以说,《天漏邑》提供了一个如何在中国古典传奇小说文体资源之上,进行叙事的先锋性探索的小说样本乃至范本。

三、人性书写的丰赡与文学书写的开放性

《天漏邑》内涵丰富,意蕴繁复,大家对它的评论也是“众声喧哗”、充满复调的特征。单是其主题,都能抽绎出多个角度、多个方面的概括,莫衷一是。无怪乎郜元宝在读了《天漏邑》后,不禁感慨这本书有着太大的密度,其中很多章节是完全可以独立出来写的。“大家觉得写得好和不足,都是因为它好像是把一个多卷本的书,压缩成了一本书,这在我们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是值得鼓励的。但对于这样一个题材来讲,又让人觉得可惜。”[25]但有一点是几乎可以达成共识的, 在李敬泽、胡平等评论家看来,这部小说我觉得最珍贵的是让我们由此认识人性” (李敬泽语)。尤其是在抗日战争题材里,《天漏邑》在人性刻画和书写方面,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一个以前不曾有的深度。其实不只是在其抗日战争叙事里面,《天漏邑》整个小说,人性书写的丰赡与多维度都是可圈可点的。

小说对于抗日英雄人物宋源的刻画,是生动传神的,不再是20世纪50—70年代革命英雄传奇里主要人物的“高大全”形象。宋源性格丰满立体,不再是性格鲜明却有单一之嫌的扁平化和理想化的形象。在他与七女的关系里,“他时常会把打来的山羊拎到七女家,或者把一张豹皮扔她院子里,有时也会把出卖猎物得来的钱,一把交给七女。”后来他把檀黛云当成能够管住自己的人,由于心里有了檀黛云之后,他在与七女情事中“又变得和最初和她上床时一样手足无措毛手毛脚了”,因千张子去找过七女,他便“再也不会来了”。[26] 檀黛云死后,他一生都在追查出卖檀黛云的叛徒,他娶了武玉蝉,却不懂得家庭生活和责任担当,妻子给他生了儿子, 他却手足无措,这与他在天漏村的出生和成长经历是吻合的,具有艺术的真实性。

《天漏邑》的抗日英雄传奇里,最有价值的人性书写,是对千张子、侯本太等人的人性刻画。千张子是抗日英雄,但他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抗日英雄,他有很多“弱点”、有 “断袖”倾向、对宋源耍小心眼和耍手段,他还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叛徒———他出卖了檀县长,导致檀县长被捕、遇害。但吊诡的是, 他出卖檀县长的原因,既不是出于对利益的追求,也不是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而竟然是“怕疼”:他实在忍受不了日军的酷刑,想活下来报仇。这与过去我们小说中对叛徒的描写是很不同的。过去革命英雄传奇中的叛徒都是定型的,比如甫志高出卖了江姐。再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长篇小说中对于叛徒人物的处理,以《万山红遍》为例,在其征求意见本中,对黄国信叛变一节并未有细节勾勒,甚为简洁,而在其正式出的版本中, 则进行了大篇幅的、精细的描写,尤其是对黄国信的心理,颇增加了些笔墨。这一修改所体现的逻辑是,对于叛变这一错误行为, 在文本中必须彻底披露出其思想根源和心理逻辑。因此,就必须明确展示出,黄国信的叛变是源自其内心深处革命信念的脆弱和根深蒂固的投机心理。此类修改与描述也普遍存在于同期的其他几部小说中。由此可知, 对于反面人物,其“行为—动机”之间的确定性必须得到保证,对于正面人物亦然。[27]《天漏邑》中千张子做了叛徒、侥幸逃脱后, 果然如他自己所想———逃脱是为向日本人复仇,于是他疯狂地向日本人复仇,杀死了很多日本人,自己最后也在抗日杀敌中落得终生残疾。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等着宋源去抓捕他,也坦承有罪。最后还是逃脱了一死, 被天漏村村民接回天漏村,直到终老。这在以前的描写中是不可思议的,他没有被处死, 一个原因是缺少人证物证,另一个可揣测的原因是为尊者(英雄)讳,为了社会舆情和安定。无论如何,如果说千张子是一个抗日英雄,他人性里又有因怕疼而出卖同志的叛徒行为;如果说他是一个叛徒,他又的确是一个英勇抗日的英雄式的人物。

小说对千张子的人物塑造,不是传统革命文学中那种较为平面化的手法。但小说对他的叛变行为,其实是有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的。“怕疼”符合他女里女气的性格特征,他逃出后不断杀敌复仇,最后被炸,新中国成立后宋源追查到他时,发现“千张子伤得比传说中还重。除失去双腿,脸上还有几块疤, 左眼似乎瞎了一样”,“两只手像鸡爪,又干又硬,很难弯曲”、“左手少了拇指,右手少了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当初他杀敌被日军炸,虽死里逃生却落得剩一根肉桩似的, “他坐在那个圆板凳上,因为没了双腿,像放在上头的一根肉桩。”[28]这是这个怕疼的人所付出的代价。新中国成立后,在被宋源缉拿归案后,审理中宋源与他的激烈争论本身就是对他叛变行为的一种批判。在审理千张子的过程中,因为是老战友,宋源强忍心中的愤怒,毕竟曾经一起英勇抗日、死里逃生过, “宋源眼前老是出现千张子那张噙着眼泪的委屈面孔。他一直在咀嚼千张子的那句话,如果摊在你身上……是啊,这事得好好掂量一下了,如果是自己被日本人抓去,像千张子、檀县长那样受刑,自己真的能挺过去吗?他闭目想象着自己受刑的场景,一幕一幕,一幕一幕……”正是因为设身处地设想过之后, 他再次严厉批判千张子出卖檀县长的行为, 就更加有力度和分量:“你认为个顶个杀日本人,你比檀县长厉害得多,我也相信这一点。可是千张子,你要知道,这根本就不是谁活着更合算的问题。你的叛变和出卖,是一个人失去了做人的底线,是一个战士的操守出了问题。我们都是在组织的人,当初加入组织是怎么宣誓的?永不背叛!这一条是铁的纪律,不能变也不能通融的,如果可以通融, 任何背叛都可以找到理由!”[29]为了舆情安定, 千张子才侥幸留得性命,被形同古人的天漏村村民接回形同古村的天漏村,其实就是与现实的隔绝和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消失”。宋源最终出走、与妻儿浪迹天涯,没有再回天漏村,也是出于对他曾经的出卖行为的无法面对。在作家看来,“宋源最后出走消失,没有再回天漏村,是因为他无法面对千张子, 也无法容忍他。但千张子叛变的原因,又让宋源十分纠结,陷入迷乱之中”;“他其实是在愤怒、痛苦、迷乱、无奈、不甘中出走的。”[30]这种对灵魂和人性的开掘程度,是以前的抗日战争叙事里不曾有过的。

《天漏邑》中的侯本太,原是一个土匪头子,后又当了汉奸。作为一个土匪头子,他的志向不过是想当个“乡长”,但国民党就是不肯封他,于是他只好自封。他投靠日本人, 也不是由于思想落后或者想攫取什么利益, 而是国民党要剿杀他,日军逼他投降,他为了保命,只好做了汉奸。这汉奸当得也很窝心,日本人根本不把他当人。他心里也存着他是个中国人的念想,所以,他会乖乖听宋源的话、按宋源的吩咐做事,保护宋源和游击队员;他会在彭城民众和日军对峙的关键时刻,站在彭城民众一边、保护大家的生命; 他还会在檀县长被杀、头颅悬于城门时,为了避免再有前去吊唁的老百姓被杀而偷走了檀县长头颅,将其装于银匣子偷偷埋了…… 他因为做了这么多好事,而被日本人派人暗杀了。他被埋葬后“第二天,侯本太的坟前有烧化的纸钱。据说有不少老人来过这里, 其中就有那次在戏园子里扇了侯本太一巴掌的老戏骨”。[31]这样一个颇有点不可思议,但其实其转变又很合情合理、生动传神的“汉奸”形象,在过去的革命英雄传奇和抗日战争叙事题材的作品里是不会出现的。一个稀里糊涂,甚至有点被强迫性地做了汉奸的人, 能够被宋源的劝诫和彭城民众英勇抗日、从容赴死的精神教育过来,唤醒自己的爱国意识和民族大义———“侯本太置身这座城市, 感到脚底板都是烫的,好像地下有烈火在燃烧。他常会心生惭愧。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也是中国人。”在他身上,苏醒着“自己也是中国人”的意识:“在进城之前,他几乎没有这种意识。不都是人吗?他记得下山前猫爷对他说的话,猫爷不同意自己为日本人做事, 猫爷说咱是中国人,他们是日本人。那时自己还觉得好笑。现在他知道了,世上还有这么残暴的人”;“他记得当初猫爷说过,当土匪还会有人说你一句好话,当汉奸所有中国人都会骂你。”“自己也是中国人”意识苏醒的结果便是,“现在彭城人全部心思都在日本人身上,都在想着怎么防着日本人,怎么对付日本人,自己是不是也应当参加进去?”于是,他按照宋源的指示做事,做完后感到 “很愉快”:“这天晚上,侯本太很愉快”;“他就着一荷叶包咸花生,独自在家喝了半斤酒”;“这天晚上,他真的很愉快!”[32]以此为起点,他后来又做了更多的保护宋源和游击队员以及彭城民众的事情,并招致了日本人将他暗杀的杀身之祸。有人说,“《天漏邑》可以说将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向前推动了一步”(胡平语)。[33]而这往前推动的一步里,最为重要的一点,当然是人性的丰赡和多维度书写。

小说不止在其抗日英雄传奇及其延伸性叙事里面,有着这样细致入微的人性刻画。在祢五常及其弟子身上,也有对人性的丰赡和多维度的书写。比如罗玄,在北京住院期间,没有醒来过,在汪鱼儿为他唱歌的时候会流泪,而“罗玄的母亲守着他时,也会握住他的手,叫他的名字,可他会突然把手往回抽,像痉挛一样”。在汪鱼儿看来,“也许, 他是穷怕了,母亲让他想起那个贫穷的家,有一种恐惧感吧”;“当母亲的手牵住他的时候,他的生命本能让他感到了母亲的存在, 他的潜意识又让他挣脱母亲的手,怕被母亲拉回去。他真的太可怜了。”再比如祢五常与女弟子汪鱼儿之间的感情,本来是两情相悦, 却由于汪鱼儿曾经被继父及其酒友长期强奸的过往经历,祢五常心里的坎儿过不去,竟然面对美丽的汪鱼儿的身体,一下子呕吐起来,将一个男人的真实的人性和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34]汪鱼儿最后从邑山消失———“和羽化登仙没什么两样”,祢五常在那个夜晚的真实的男性心理的流露,何尝不是压垮汪鱼儿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天漏邑》在文学书写上,呈现出一种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小说的结尾,是柳先生的以身饲狼和祢五常的厉声高叫,呈现出一定的开放性,好似一个未完待续的小说结尾, 仔细一想,又的确是小说该结尾的时候了。小说最后,宋源、武玉蝉与他们的儿子似乎是在一起合家生活着,实际上却又不知所踪。而柳先生和祢五常通过田野调查,“对于天漏村的三千年不灭,肯定都有了结论,但他们什么都没说,作品中又什么都说了。如果理出几条放在作品里,作品就蠢笨了”。对汪鱼儿从邑山消失等情节的处理,也都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学书写。作家本人曾言:“在汪鱼儿身上承载的是天漏邑外的世相人生,很让人疼痛。她的人生经历,是对天漏邑的另一种表达和参照。也算是春秋笔法。写天漏村, 不能光写天漏村,写进去还要写出来,写出来还要写进去,进进出出,就有了广阔和对比。但这层意思我在作品中并无阐释。很多都是收住的、隐着的。”[35]

很多人觉得《天漏邑》表达了一种中国文学当中罕有的“原罪”意识,还有人认为小说有着魔幻现实主义与存在主义的色彩, 但我们又分明觉得这个小说并不是去为魔幻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等作注脚,我们也并不能把天漏村、天漏邑类同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镇,似乎也并不能说它具备典型的西方文化和文学中习见的“原罪” 意识。说《天漏邑》是一部体现东方哲学和文化的小说,或许更为恰当。在作家赵本夫本人看来,“所有的美都是残缺的美。作为一部小说,也不可能完美。如果读者有兴趣, 尽可以参与这部小说的再创作,对它进行批评、争论、补充、丰满、改造。我不会认为是对这部小说的不敬,反而由衷的高兴。因为一部小说如果具有各种可能的发挥和延伸, 已足见它的浩大和张力”;“老实说,就连我都觉得小说写完了,故事并没有结束。觉得意犹未尽。就像你说的,面前一片苍茫,甚至是悲凉。我很想去云南找宋源,问问他当初为什么离开,这些年生活得怎样。”[36] 就像小说的名字一样,天是漏的,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有漏的,小说文学书写所呈现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又何尝不是作家有意“漏” 给我们的呢?恰如中国绘画的留白,给我们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这空间,无论是破绽还是玄妙,都给我们留足了发挥和想象的余地———小说以它的文学书写,完美诠释了中国的“漏”文化。

 

注释:

[1] 赵本夫、吴俊:《数千年文化积累是我们的本源和血脉 写作要倾尽全力就像井水是打不尽的》,《青年报·新青年周刊》2017年4 月16日。

[2][3]谢有顺: 《“70后”写作与抒情传统的再造》,《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

[4]赵本夫:《天漏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5]赵本夫:《天漏邑》,第41—45页。

[6]周振甫: 《诗经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90页。

[7]陈河:《甲骨时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后记”,第346—349页。

[8]参见《赵本夫长篇小说<天漏邑>研讨会纪要》,http://www.chinawriter.com.cn/nl/2017/0719/c403994-29415179.html,2017年7月19日。

[9]参见赵本夫:《天漏邑》,第280-283,56-59页。

[10]丁帆: 《动荡年代里知识分子的“文化休克”———从新文学史重构的视角重读<废都>》,《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

[11]赵本夫:《天漏邑》,第28—32页。

[12]赵本夫:《天漏邑》,第298页。

[13][14]赵本夫、吴俊:《数千年文化积累是我们的本源和血脉 写作要倾尽全力就像井水是打不尽的》,《青年报·新青年周刊》2017年4 月16日。

[15]赵本夫:《天漏邑》,第14—16页。

[16]沈从文:《抽象的抒情》,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1页。

[17]参见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第6—63页。

[18]谢有顺: 《“70后”写作与抒情传统的再造》,《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

[19]李遇春:《“传奇”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变趋势》,《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20]李遇春: 《为民间野生人物立传的叙事探索———朱山坡小说创作论》,《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261—262页。

[21] 毕飞宇:《在江苏发展大会“紫金文化论坛” 上的发言》,http//:js.ifeng.com/a /20170521/5687760_0.shtml,2017年5月21日。

[22]参见刘艳:《叙事结构的嵌套与“绾合”面向———对严歌苓<上海舞男>的一种解读》,《文艺争鸣》2017年第5期。

[23]Sylven Barnet,Morton Berman and William Burto,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Boston:Little Brown,1960,pp.83-84.

[24]赵本夫、吴俊:《数千年文化积累是我们的本源和血脉 写作要倾尽全力就像井水是打不尽的》,《青年报·新青年周刊》2017年4 月16日。

[25]参见傅小平:《赵本夫<天漏邑>:小说要体现东方哲学和文化》,《文学报》2017年7月22日。

[26]赵本夫:《天漏邑》,第31—32、38—40页。

[27]参见李丹:《中国当代文学的“征求意见本” 现象———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世纪70年代的长篇小说为中心》,《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28]赵本夫:《天漏邑》,第315、327页。

[29]赵本夫:《天漏邑》,第337、339页。

[30]参见赵本夫、吴俊:《数千年文化积累是我们的本源和血脉 写作要倾尽全力就像井水是打不尽的》,《青年报·新青年周刊》2017 年4月16日。

[31]赵本夫:《天漏邑》,第171页。

[32]赵本夫:《天漏邑》,第119—120页。

[33]《赵本夫长篇小说<天漏邑>研讨会纪要》http://www.chinawriter.com.cn/nl/2017/0719/c403994-29415179.html,2017年7月19日。

[34]赵本夫:《天漏邑》,第253、293—294页。

[35]赵本夫、吴俊:《数千年文化积累是我们的本源和血脉 写作要倾尽全力就像井水是打不尽的》,《青年报·新青年周刊》2017年4 月16日。

[36]赵本夫、吴俊:《数千年文化积累是我们的本源和血脉 写作要倾尽全力就像井水是打不尽的》,《青年报·新青年周刊》2017年4 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