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期待接下来在《那年花开月正圆》中看到的是：周莹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自 己身上特别的性格和人格，抓住了晚清末年大环境和小环境给予女性的最大的可能性，在性别秩序森严的前现代社会里冲出来？ 历史又是如何在那个瞬间偶有松动，为优秀的女性裂开了一条缝隙？

周莹一出场，活脱脱一个小燕子，坑蒙拐骗一身江湖气，天不怕地不怕，满嘴里念着“不折手断”的成语上蹿下跳。强大的剧前宣传和无处不在的剧透，让我们一早就知道 《那年花开月正圆》 是一部讲述秦商女首富传奇人生的“大女主”剧，讲述一个年轻寡妇如何通过个人奋斗，撑起整个家族并缔造商业帝国———这又让人想起 《大宅门》 里的二奶奶。从“小燕子”到“二奶奶”，距离如此遥远、似乎哪都不挨哪的两种女性人格与人生，此中的成长与蜕变，剧中的女主人公是如何实现的？ 或者说，编剧、导演、演员等一众主创人员，试图操持着怎样的艺术价值观、叙事逻辑、表达能力去打动和说服观众？

然而仔细琢磨一下《那年花开月正圆》 的核心剧情和女主的逆袭路径，其实似乎与甄嬛、芈月、楚乔们并没有真正实质上的差别

从 《甄嬛传》 开始，以女主为第一主角、围绕她的成长经历展开故事叙述的“大女主”剧强势上线，紧接其后的 《芈月传》 《楚乔传》 《锦绣未央》 《大唐荣耀》 《花千骨》 等陆续霸屏并引发热议。而在 《那年花开月正圆》 之后，《赢天下》 《凰权》《如懿传》 《扶摇皇后》 《独孤皇后》……尚有一大波“大女主”将要陆续登场。除了 《那年花开月正圆》 是原创剧本，其它这些剧，包括已播和未播的，都改变自热门网文IP，因此大致的剧情和人设也都是已知的———无一例外是女主的个人成长和人生逆袭，“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总有三个男人”；她们的每一次人生危机的解除，每一步辗转腾挪、每一个诉求的实现，几乎都是通过这些“背后的男人”来实现的。女主逆袭成功和傲视天下的背后，正是这些男人的无所不能或痴心不悔，如同游戏中的万能外挂。也就是说，在这些所谓的女性成长故事里，一个女人同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仍旧必须通过一个或者几个男人来实现；女性的价值，终究来自和归于她的“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这就是一直以来通行的“大女主”个人成长的叙事逻辑和演绎套路，也是近来为剧评人和媒体所诟病的“玛丽苏”。

《那年花开月正圆》 已经播出过半，目前见到的关于它的评论几乎都在众口一词地表示“总算松了一口气”，“终于不再傻白甜、不再玛丽苏”。这部剧很有正剧范儿，场景、道具、表演的时代感和现实感颇强，主配角都演技在线；周莹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在亲身劳心劳力，并不是仅靠女性魅力便有人为她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而且，剧中有相当篇幅在讲述清末国运颓废中的现代工商业的面貌，讲述秦商之间、秦商与清廷之间的种种博弈，这些都冲淡了女主角人生逆袭中的主角光环和“金手指”套路，确有一定的“解腻”之效———解长期霸屏、面目明显重复的“玛丽苏”窠臼之腻。

然而仔细琢磨一下 《那年花开月正圆》 的核心剧情和女主的逆袭路径，又似乎与甄嬛、芈月、楚乔们并没有真正实质上的差别：电视剧开头，或卑贱或凄惨或软弱的少女，剧终时无不站在人生巅峰，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而女主一路过关斩将，每一个阶段的强大助力还是那些爱慕她的男人们。周莹人生观和生意经的启蒙者是丈夫吴聘，他更是给了她登上商战舞台的可能性；吴聘早逝，周莹挑起家族重担被族人暗害的时候，沈星移接力，救她性命，并保持着随叫随到的待机状态。后面剧情中的细节现在还不清楚，但从已播剧情的伏笔和暗示来看，我高度怀疑赵白石和王世钧也会陆续被女主魅力所征服，成为她逆袭路上的助攻：赵大人负责给吴家洗冤平反，王学徒则负责振兴生意，虽然两人都并非决定性力量的拥有者，但别忘了甄嬛不也还有个太医温实初……总之，吴聘的宠溺，沈星移的死心塌地，以及男配的或仰慕或追随，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女性的盛世”是真实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匮乏也是真实的。作为中国当代最具大众基础的电视剧，它无可逃脱地会被其影响甚至左右，也因此保存记录了这一过程内在的复杂性

“大女主”戏主角光环与“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驾驭世界”的套路，短期内似乎真的很难突破。我想大概是因为，这种套路或者说模式，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女性主体意识、主体地位建构的渐进性、过渡期在电视剧和大众文化这个层面的突出反映。

不能否认，“大女主”戏的霸屏，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女性的盛世”。电视剧是当下大众文化最主流的表现形式之一，而其主流受众正是当下社会与家庭生活中的女性。换句话说，当下大众文化的消费主体是女性，“女性向”不知不觉中已经主导了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这是女性社会地位、消费意识和能力提高的一种显在表现。大众文化本就内含着欲望叙事、白日梦的安抚功效，大女主的“玛丽苏”套路不是网文写作者与编剧从外部递给受众的，而是那些刷文追剧的女性们自身的情感与心理需求的主动文化消费。

而“大女主”戏通行的“玛丽苏”套路，则又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当下女性主体意识的无力。那些最流行、正当红的大众文化作品，可以很明显地折射出当下社会普遍的女性自我想象和内在欲望，更可以从中观察到大众心理普泛的婚恋价值观和性别秩序意识。那些大女主们一路走来，自带主角光环，在此过程里最浓墨重彩的就是征服一个又一个男性，而这些男性的地位，直接决定了大女主们可以解决什么级别的问题———超级“玛丽苏”故事套路的最根本问题所在，其实还是女性在时代生活、在两性关系中的自我想象与定位还没有完全摆脱前现代社会的模式。大概因为，一直以来妇女解放这个大题目在社会生活和大众观念中的影响也仅仅停留在“婚姻自由”“男女都一样”的简单层面，而内在深层的性别机制历史文化反思和重建，根本没有进入公众的关注和思考，原有性别秩序和两性关系本质也从未被根本撼动。

“女性的盛世”是真实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匮乏也是真实的。这反映了文化与伦理在进化过程中的反复摇摆和撕扯。作为中国当代最具大众基础和普泛审美代表性的电视剧，它无可逃脱地会被其影响甚至左右，也因此保存记录了这一过程内在的复杂性。

距离剧终还有一半，尽管结局与核心情节都已被剧透，但过程里仍有许多戏剧性和人性张力可以做足好文章，可以在既有的大套路之内杀出一条新路。而作为追剧的观众，坐在电视机前，侧身故事之外，我期待接下来在 《那年花开月正圆》 中看到的是：周莹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身上特别的性格和人格，抓住了晚清末年大环境和小环境给予女性的最大的可能性，在性别秩序森严的前现代社会里冲出来？ 历史又是如何在那个瞬间偶有松动，为优秀的女性裂开了一条缝隙？ 甚至，中国近代历史演进中那点生发自民间的、微弱却真切存在的“内在的现代性”，那种内部的进化力量。

拭目以待。

(作者为青年文艺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