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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当下的诗歌创作，表面看来多元并举，一派繁荣，整体上还是日趋边缘化，对于很多诗人来说，其实也有着隐隐的焦虑与困惑。而走向自觉的诗歌批评与研究，却在沉潜与喧哗中觅得一方宁静。诗评家对诗歌语言、写作技艺、思想源流、精神态势等方面的探索，使诗歌批评愈显深度与力度。作为七〇后批评者，刘波既写诗，又作评，他一直坚守在诗歌的现场，其批评“既是对于诗歌文本的一种阐释，亦是一种关于感性、感受力、经验世界与语言的表达”（耿占春语）。如刘波自己所言，《诗人在他自己的时代》（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版）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诗歌评论集”，而且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的精神需求”。然而，在语言创造的前提之外，该著还包含着作者对重提诗歌的力量感与思想性的追求。他对时代与社会的介入，对诗歌常识的洞察，对尊严写作的提倡，对诗意日常的守望，不仅承续了他之前著作的感性情怀与理性品格，还彰显了其独立的批评立场和问题意识。

《诗人在他自己的时代》“写作时间跨度近十年”，作者行文理性而不呆板，稳健而不张扬，秉持一贯的严谨与自然。“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得易贫。幽人空山，过雨采苹。薄言情语，悠悠天钧”，此乃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对“自然”一品的定义，而“自然，说到底是诗歌的最高境界，也是观者和评论者、研究家的最高境界，所谓道法自然”（张清华语）。刘波将自身的文学理想有效地融入到学术研究，以专业的方式进入，以公共的方式出来，从而增加了诗歌批评的“亲和力”。全书共分为四辑。第一辑是关于诗歌与思想的六篇阅读札记，关注、参与又超越诗歌现象。刘波一直在介入时代中触摸良知，坚持走心的批评，而独特的语言创造和深蕴的思想内涵，是他判断一首诗好坏的标准。囿于精神困境，面对当下诗歌普遍的“轻”而“浮”，言之无物又无病呻吟，在时代与命运、日常与诗意、政治与美学的大框架下，作者坚执诗歌的思想之力，以期触摸其内在的肌理。第二辑述及当代诗歌的生态问题。作者对“新感觉力”“常识”“思想性写作”等问题的认识与思考，分别以先锋诗人的父亲书写、王小妮和于坚的创作为中心，探讨传统伦理与诗歌美学的变迁和先锋诗人的持续性写作状况。第三辑依代际划分，以特定年代的诗人群体为研究对象，对21世纪八〇后、九〇后以及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诗人群体的创作特征作了整体观照，并着重介绍了21世纪女性诗歌的审美风貌。与第三辑对诗人群体的探析不同，第四辑以杨克、王寅、小安、李南、朵渔五位诗人为例进行个案研究，以窥见诗歌与诗人经典化的轨迹。现实与梦想对接，思想与语言相携，书中不仅有想象与经验的交融，灵魂的冒险和对话，还有尊严的在场和日常诗意的潜滋暗涌。

在论及八〇后诗人在21世纪的创作时，刘波指出，除了这一代际群体呈现出的青春与朝气，由现实生活的压力所产生的无奈伤怀之外，他们大多数人的精神之旅正待开启，“而立”意味着心魂和精神的真正确立，即精神上的真正成人。“诗歌是诗人的信仰”，在刘波看来，在这个普遍缺乏信仰的时代，诗人“选择诗歌并坚守一种诗歌精神”就显得弥足珍贵，而八〇后诗人内心的坚守，不仅是对外界诱惑的抵抗，更是承担起了一种“传承与开创的责任”。当大多数人沉迷于文字游戏的自我把玩，刘波强调注重诗歌的思想力量和精神高度，触摸内心的那份疼痛与正义感，对生命葆有热爱并叩问存在，乃是八〇后诗人通向诗性之境的必由之路。在对唐不遇、阿斐、郑小琼等诗人的整体考量中，他认为语言创新、性情之真与精神冒险的相联，才是八〇后诗人保持精神重量和持续性写作的根本，即“唯有语言和思想的双重融合，80后诗人的写作，才会在经典的层面上获得更多的可能”。

进行个案研究时，对于一直以来被遮蔽的女诗人小安，刘波指出其良好的语感与童话般的纯净使她的写作显得与众不同，而语感和意境则是她诗歌能立起来的根本，她对功利化色彩和过度技巧性的拒绝这一行为本身，就值得我们重新认识这位诗人。而针对被当作“消费社会里抒写城市最为独特的诗人”杨克，刘波认为时尚与欲望是他真切表达城市情结的精神资源，从对城市里声光色影的捕捉，到对城市人日常生活细节的把握，从感性的现象描摹到理性的价值关切，诗人拥有了一份直逼内心的情感体验，其诗歌也由此获得了一种深邃的力量，这种力量又反过来影响他对城市病症的揭示与批判，最终引发诗人对终极家园的探寻。杨克的城市书写中也不乏对常识的关注。在刘波看来，诗歌常识“不仅是普通的知识，它更应该是诗人的心灵真实”，“我们很有必要重新提倡尊重常识的写作，让诗人在本质写作中发出‘求真’之声”。其实，我们遵从常识就意味着带着良知，去靠近一首诗有感而发的本质，叩动诗人的心魂，感知其真性情与大境界，诗人的写作由此获得了坚实可靠的思想支撑，也拥有了向下的瓷实力量。在杨克的诗思表达空间中，时尚与欲望是飘忽的表象，但因其内心遵循着思想意识中的理性精神，所以他的文字并不轻飘浮华，而是有质感与重量，他书写的城市灵魂就是人心。在新世纪诗歌现场，刘波从“我拒绝与任何诗歌运动合作”入手，探寻李南诗歌写作的突破口，发现对束缚其个性的规则、秩序和范式的本能反叛，成就了诗人写诗时独特的精神资源，并在对其诗歌“大和小”“轻与重”的审视中，洞悉诗人的生命感觉与人生信念。对于七〇后诗人朵渔的分析，刘波从他诗歌的思想性与修辞的对接出发，认为朵渔所坚持的是一种写作的责任和精神的难度，他对思想的追寻，既与自我启蒙有关，又和对更多人的精神启蒙相连。而他对羞耻之心和常识感的持守，使他常陷入一种“失败”的精神处境，但那“自律性的反省，正是诗人能够以思想者的姿态立于诗坛的保证”，并探索诗的终极最后通向爱的可能。

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诗歌主要用语言和思想来表达世间一切，而“思想在诗歌中的浮现，并不是要代言某种切实的精神，而是借助于言说来揭示冥冥中存在的某种关系，它可能是天真的、幼稚的，也可能是灵动的、纯粹的，而诗歌很多时候就需要这种无邪之感。这种无邪正是赤子之心的美学”（刘波语）。在《诗人在他自己的时代》这本书中，这份赤子之心也表现在诗人于取材上应该既“符合日常生活的逻辑”，又符合真情实感。“诗歌的题材再大，也大不了生活本身”，那些人生阅历与情感体验，那些旷达与智慧，皆联于日常的经验和生活的积累。现实的小，思想的大，经验的轻，精神的重，这诸多因素的交融渗透才成就了诗意之诗，即“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这大地之上”。

波德莱尔曾言：“我真诚地相信，最好的批评是那种既有趣又有诗意的批评，而不是那种冷冰冰的代数式的批评，以解释一切为名，既没有恨，也没有爱，故意把所有感情的流露都剥夺净尽。”而在刘波看来，“诗歌批评应该是一种生活批评”，应该从日常生活中探寻和发掘点滴诗情，或者是淳朴的乡土记忆，或者是置身城市的现实感受，或是某时某刻触发的微妙情绪。如何来触摸并记取这份诗意，关乎诗人与批评者的价值观。“我还是希望能重新回到一个读者的位置上去感悟、去体验、去认知”，“我将这些文章当作是一个诗歌读者的日常感受”，刘波将生活与诗歌批评联系起来，其温和冷静的批评话语背后，则是泛着理性之光的诗意表达，这种带着批评家真感受与真性情的批评，可以说是在生活这块大地上开出的诗意批评之花。面对一个时代，守望一份诗意，我们有理由相信，《诗人在他自己的时代》这本书所展示的走心批评，值得我们期待。

[作者单位：湖北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