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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英国作家简·奥斯丁逝世两百周年。在大部分读者的眼中，她的小说如一掬清泓，读起来只是清新淡雅，沁人心脾。书中既无惊心动魄的欧洲战事，亦无觥筹交错的名利场，多是乡间的婚恋嫁娶，而这些婚恋嫁娶，又大多以皆大欢喜作结，符合人们对世俗生活的美好期待；书中的绅士小姐文质彬彬，个个都是礼仪的典范。读者凭着“文如其人”的信条，自然会将奥斯丁定义为标准的英国淑女：一位一丝不苟地端着理智与感情的天平、小心翼翼地拨动着生活的秤砣的英国淑女。两百年来，提到她，最常见的标签似乎不外乎就是“典雅”、“择偶”、“绅士淑女”、“英国田园”等等。

是的，与其他小说家相比，奥斯丁似乎太古板了。夏洛蒂·勃朗特曾经指责奥斯丁的作品苍白无力、缺乏真挚的感情，在给乔·亨·刘易斯的信件中她提到，“她 (奥斯丁) 没有任何激情澎湃的东西使人窒息，没有任何深切的东西引人入迷。”勃朗特的确比奥斯丁更富激情，就连这封讨论文学的信件，都写得排山倒海、气势磅礴。马克·吐温对奥斯丁的批评更是不留余地：“每当我读 《傲慢与偏见》 的时候，我就想把奥斯丁从坟墓里挖出来，用她那闪亮的骨头去敲击她的头盖骨。”马克·吐温在日记里面写道：“这个图书馆没有奥斯丁的书籍———这一点足以说明这个图书馆还不错。”

而在各种文学理论盛行的今天，奥斯丁越发显得不合时宜。有一次，碰巧听到几位文学博士生有如下对话：“英国文学还有谁呢？”“奥斯丁!”“怎么还会有人研究奥斯丁呢？ 奥斯丁有什么意思嘛，她就代表了我最讨厌的英国文学! 她所有小说从头到尾都是找对象找对象，人生难道这么没有追求吗？”

听到这样的批评，我不禁为她叫屈——奥斯丁，果真如此乏味吗？ 她的作品的确可以作为英国文学的代表，但其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此。可以说，奥斯丁是英国的，奥斯丁更是世界的，奥斯丁笔下的人物和场景是英国的，但故事背后所展现的人性、道理、法则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奥斯丁的作品非但不似表面读起来那么轻巧，甚至更清醒、更沉重。

奥斯丁本人的生活很难称得上是无忧无虑的快乐，而是一种重压之下的优雅，而她在小说中设计的完满结局，也更像是她对于心灵聪慧的女主人公的一种愿望和祝福

要读懂奥斯丁的小说，还该仔细考察一番奥斯丁的生平才好。

现在我们读到奥斯丁的生平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信息就是“终身未婚”和“热爱写作”。甚至就某种意义而言，“终身未婚”比“热爱写作”这一信息更容易令人津津乐道。但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当我们在提取这一信息时，我们已然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评判、去体察，我们很容易忘记奥斯丁真正的成长背景：奥斯丁并非出生于一波又一波女权运动之后的今天，而是两百年前——一个启蒙运动余温犹在、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的时代，一个旧世界尚未瓦解、新思想已然萌动的时代。只有当我们把奥斯丁重置于18世纪的英国，我们才会对“终身未婚”与“热爱写作”之间的关联及碰撞产生更深刻的理解。

“终身未婚”是对于奥斯丁的生活状态所做出的描述；“热爱写作”则是对于奥斯丁的职业状态所做出的描述。在今天，“终身未婚”也许不算罪过，“热爱写作”也不过是一种兴趣而已。但是在18世纪的英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统治着整个社会。正如奥斯丁在作品中所展现的，当时主流社会的观点是：一位女性一生中最重要的“职业”应当是寻觅良婿、操持家庭；女性从事职业赚取薪金，反而是其社会地位低下、生活困窘的标志。因此，女性不仅不应当“终身未婚”，更不应当“热爱写作”。联系到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奥斯丁不仅不是拘谨守旧的英国淑女，而且是超越时代的叛逆者。

当我们结合时代背景去读奥斯丁的生平时，奥斯丁的形象再不是一个活泼无虑的少女了，而是一位努力突破社会桎梏、寻找安身立命之地的女性。

从奥斯丁的小说中看，字里行间处处是幽默、欢笑，故事的结局也总是皆大欢喜，让人不禁以为奥斯丁一生过得清淡，大概不是多快乐，但也不该多么不快乐。事实并非如此。奥斯丁出生于1775年12月16日，射手座。奥斯丁的确有她射手座的一面。她喜欢唱歌跳舞，喜欢调侃，喜欢东游西逛交朋友，为人热情，并不似当今高冷、有“腔调”的文艺女青年。是的，如果在今天，奥斯丁应该是一位热爱广场舞和“黑暗料理”的文艺女青年。就是这位文艺女青年，当别人在楼下准备午饭的时候，独自躲在房间写作，门坏了也不修，因为这样的话，一来人，门吱吱呀呀，她就可以把稿件藏起来了。对于奥斯丁来说，写小说一定是一件很令人害羞的事情。

除了写作，奥斯丁经常在各场舞会的圈子流连忘返，一场都不肯耽误。在这一点上，奥斯丁应当与 《曼斯菲尔德庄园》 中的克劳福德小姐略有几分相似之处，她甚至被当时的邻人嘲笑说是“butterfly”(花蝴蝶)。当然，奥斯丁若果真只是热衷于跳舞调情，倒也无妨，挑选一位如意郎君当不是什么难事，而后生儿育女，该是幸福美满。只可惜，奥斯丁的性格可能更接近 《劝导》 中的安妮，有着超乎时代的清醒。如果让奥斯丁只是为结婚而结婚，她做不到；而爱情，从来都是奢侈品，可遇不可求。在 《爱玛》 中，当哈蕊丽特和爱玛谈论到婚姻时，爱玛明确地表明自己没有“一般女人们要结婚的动机”：“财富，我不需要；职业，我不需要；地位，我不需要”，并且她清楚地知道，单身女子之所以受人轻视，并非因为单身，而是因为贫困。爱玛的这番话不啻为18世纪英国女性的独立宣言，也一定反映了奥斯丁真实的心声。只可惜，奥斯丁本人恰恰就是贫困的单身女性，选择单身在一定程度上即意味着选择贫困；更何况，奥斯丁如此聪慧，对支配社会运转的规则、对女性的命运清楚至极，她完全可以选择富庶和舒适；但她仍然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写作、坚持自己的生活态度，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路”。这样看来，奥斯丁本人的生活很难称得上是无忧无虑的快乐，而是一种重压之下的优雅，而她在小说中设计的完满结局，也更像是她对于心灵聪慧的女主人公的一种愿望和祝福。

在生命的最后11年间，生活的动荡让奥斯丁愈加深切地体会到人性的复杂和人生的无奈。曾经天真烂漫的调侃和嘲讽，此时渐渐沉淀成对生命的沉重思考；写作从少女式的轻曼风格，转变成了成熟而略显忧伤的笔触

好在奥斯丁在自己的家庭中获得了足够的爱与宽容。奥斯丁的家族虽然不算贵族，却也是书香门第。奥斯丁的父亲、兄长，都毕业于牛津或者剑桥，其家中拥有几百册的藏书。奥斯丁年少时耳濡目染，受到了很好的文学启蒙教育，也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涉足文学创作。奥斯丁经常构思一些短小的故事、谜语，在家中朗读，供人娱乐。在奥斯丁十三四岁的时候，她的两位哥哥在牛津读书。他们办了一份刊物叫Loiterer，刊物中刊载的大多是政治、哲学等事件。有一次该刊刊载了一封读者来信，署名为 Sophie Sentment，信的内容大体如下：

“当我初次读到贵刊的文章时，我欣喜不已。但是，阁下，我认为这是我读过最愚蠢的作品……八期报纸中，居然没有任何关涉爱情的故事……没有爱情，没有女士……谨祝您永葆单身，谨祝您有一个嫁不出去的妹妹，永不迈出您的家门。”

据考证，这封信恰恰是奥斯丁写的，而“你们的妹妹”，恰好就是奥斯丁本人和她的姐姐，而她们最终都终身未婚。这个十三四岁天真烂漫的女孩子，未曾料到自己无心的调侃竟然一语成谶。命运的诡谲之处，真是超乎人的想象。

这个家庭中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奥斯丁的哥哥乔治天生有疾病，在很多奥斯丁的传记里，都很少提及这个哥哥。这位哥哥当时给奥斯丁的家庭带来多少打击，自然无需多言。此外，奥斯丁家族的一位亲戚，因为被嫌疑偷盗，官司打了几个月，也给这个家族带来一些忧虑和不安。而给奥斯丁本人带来最大打击的，是她父亲的离世。

1801年，奥斯丁的父亲决定搬家到巴斯。正是在巴斯，奥斯丁经历了失恋的痛，也经历了丧父的痛。在《劝导》中，安妮一直说自己很讨厌巴斯，她拖延辗转，不愿意搬到巴斯。安妮对巴斯的复杂情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奥斯丁本人对巴斯的复杂情感。据推测，奥斯丁在巴斯可能遇到了一位青年牧师，而这位牧师却不幸离世了。奥斯丁的姐姐卡桑德拉后来出于保护奥斯丁隐私的考虑销毁这一时期的通信，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奥斯丁在这一时期有一些感情波动。如果事件属实，这应当是奥斯丁生命中很认真的一段爱情。1805年，奥斯丁的父亲在巴斯去世。这给奥斯丁带来的打击是不可限量的。从情感层面而言，奥斯丁自然遭受了巨大的痛楚；从现实层面考虑，在当时的财产制度下，奥斯丁父亲去世的直接后果便是母女三人流离失所，无处可归。在《理智与情感》的开头，达什伍德母女四人无家可归，这与奥斯丁母女反复搬家的情景非常相似。值得一提的是，《理智与情感》 的初稿写成于1795年，彼时奥斯丁并未亲身经历丧父、搬家等事件，但其写作笔触之真实、情感之真挚，反映出奥斯丁写作的动机并非记录“街坊的八卦趣闻”，而是展现“请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的生命体验——奥斯丁能够敏锐地捕捉到不同的人在遭遇困境时的心理体验，这是奥斯丁作为作家的伟大之处。

比《理智与情感》中达什伍德母女幸运的是，奥斯丁的哥哥们为她们安置了相对舒适的住所：奥斯丁母女于1806年到1809年在南安普顿居住，于1809年到1817年在汉普顿的乔顿居住。奥斯丁正是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11年。在这动荡的11年间，奥斯丁的写作从少女式的轻曼风格，转变成了成熟而略显忧伤的笔触。《劝导》即成书于这一期间。在奥斯丁所有的小说中，《劝导》被誉为是艺术手法最完美的一部小说，但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安妮·艾略奥特，无疑是最具悲剧色彩、最富感染力的一位女性。不同于其他小说的明快与活泼，这部小说让读者总是能感受到挥之不去的沉重。哈罗德·布鲁姆谈到《劝导》时，认为“奥斯丁的作品具有莎士比亚式的内在性，安妮·艾略奥特便是集中的体现”，他承认他每次重读这部完美的作品时，都感到“十分难过”，这也正是很多读者的阅读体会。这与奥斯丁彼时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生活的动荡让她愈加深切地体会到人性的复杂和人生的无奈。曾经天真烂漫的调侃和嘲讽，此时渐渐沉淀成对生命的沉重思考。

1817年7月18日，不到42岁的奥斯丁患病去世。在奥斯丁弥留之际，当姐姐问她想要什么时，她轻轻地说，我什么都不想要，除了死亡。奥斯丁就这样，安静地、悄然地离开了世界，只留下了几部永世流传的小说。两百年后，当我去拜访乔顿的奥斯丁故居时，奥斯丁卧室吱呀作响的门，写作用的小书桌，小小的后院，一切都依然如故。只在草坪上，窜过一只黑猫，她抬头看看我，冲我喵一声，仿佛是代表奥斯丁，向我这个朝圣者发出一声穿越时光的信号。

(作者为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教师)

 

相关链接

这里有一个更加丰富的奥斯丁

家人对奥斯丁的评价：

她的传记作者所要做的工作是既简单又容易的。像她这样勤勤恳恳、从事文学、虔信宗教的一生，决不是充满事件的一生。她的一生无可指摘，因而她在家人和朋友中间也从来没有受过责备；她的一切愿望不仅是合理的，而且都得到了满足；除去在人生历程中难免遭到的小小失意以外，她从不曾有片刻失去所有认识她的人对她的友好情谊。想到这些，那些为他们无可挽回的损失感到悲痛的人也就得到了一些安慰。

——亨利·奥斯丁

奥斯丁书信：

我只是为了名气而写，并不想得到额外的报酬。

你会很高兴地听说《理智与情感》全部卖完了，除版权以外，它给我带来140镑的收入。因此我现在会要250镑。这只会让我渴望更多。我手头上有已经完成的作品(即《曼斯菲尔德庄园》)，基于《傲慢与偏见》的成功，我希望它会卖得很好，尽管它不及《傲慢与偏见》的一半有趣。

我认为自然和心灵都能包容一个漫不经心的故事的过失，而且人们总体上来说在这点上并不是很在意。

一个村庄里的三四户家庭正是可写的材料。

致詹姆斯·斯坦尼尔·克拉克：

你在十一月十六日的便条中描画了一位牧师，你认为我有能力塑造这么一位牧师，这让我很觉得荣幸。但我得告诉你我不能。这个角色的戏剧成分我大致可以，但是却不是很好，不够热情，缺乏文学性。这样一种谈论的话题应该是科学和哲学，关于这些我一窍不通。或者至少偶尔也应能旁征博引，巧用典故，而这些正像我这样只懂一种语言的女性知之甚少的东西，因而完全无法完成。古典教育，或至少对英国文学，古代的和现代的，有一个精深的研究，我觉得都是对你那位牧师必不可少的东西。

作家论奥斯丁：

作者对人世的了解，以及读者一定会认识到的她那种表现人物的特殊的老练手法，使我们想起了佛兰德斯画派的某些优点。作品的描绘对象常常并不高雅，而且从来也不庄严崇高；但它们总是十分逼真，并且具有使读者愉快的准确性。

这位年轻女士擅长描写平凡生活的各种纠葛、感受及人物，她这种才干我以为最是出色，为我前所未见。大喊大叫的笔调我本人也能为之，并不比现在的任何人差。但是那种细腻的笔触，由于描写真实，情趣也真实，把平平常常的凡人小事勾勒得津津有味，我就做不到。

——司各特本来我没有读过 《傲慢与偏见》，后来看了你那句话，于是把书找来读了，可我看到了什么呀？ 一张平凡的面孔的一幅惟妙惟肖的银版照相! 一座用围墙严加防护的精心侍弄的花园，整齐的花坛镶边，娇嫩的花朵；可是一点也看不到五光十色的外景，没有开阔的田野，没有新鲜的空气，没有青山，没有绿水。她的那些绅士淑女们住在雅致的但是密闭的房子里，我才不愿意跟他们住在一起呢。

——夏洛蒂·勃朗特简·奥斯丁对日常生活具有非凡的洞察力，看到了社交集会、野餐、乡村舞会这些平凡琐屑之中的奥妙，那么，她以这些内容作为写作题材，岂不是很自然吗？ 摄政王或克拉克先生曾“建议她换一种写作风格”，但是，这丝毫没引起她的兴趣。在她看来，浪漫传奇、冒险故事、政治事件或者阴谋等等，不能点亮生活，根本比不上乡村别墅里楼梯间的生活值得描写。

——弗吉尼亚·伍尔夫奥斯丁当然从一开始就是一位高度自觉的艺术家。这是作为一位喜剧作家所必备的，她在这方面可谓出类拔萃。从她对自己作品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她把小说看作一门艺术，并将虔诚之心、毕生之力献于这项艺术活动。

——尤多拉·韦尔蒂简·奥斯丁属于18世纪。那是一个散文与理性的时代。但这么说仅仅点明了奥斯丁那个时代的一个方面。此外，她同时从另一方面获得灵感，这个方面后来被标示为感伤与前浪漫主义，它让我们能以现代的目光来看个人对自己、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理智与情感》在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就在于奥斯丁由此开创了一种叙事形式，全方位地展示了她那个时代各种对立思想之间的冲突：理性与激情、客观观察与主观感受、理性与感性，这些冲突精彩纷呈。分析人类思维活动，区分各部分之间的差异，有助于我们进行进一步观察，了解各部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些都为小说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所以，除了小说主题显现的永恒相关性，这部小说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小说虽然存在作者介入故事的生硬叙述手法，但简·奥斯丁以她精湛的技艺成功地将理智引入了情感世界。

——伊恩·瓦特来到我课堂里听课的那些学生把当代小说看作与现代文化为一体的东西，如工业主义、城市化、巨型大学。他们觉得现代文化中的这种有害性可能会削弱自我，而阅读奥斯丁小说、了解故事人物很可能会起到纠正作用，这正是奥斯丁作品的审美意义所在。

——莱昂内尔·特里林奥斯丁对于人物内心世界和外部行为的关注固然与18世纪理性思想传统强调培育自我意识有关，不过，自我意识在她的小说中通常显现为理解自己同时也理解他人的良好心智。她的故事里很少出现邪恶之徒，也没有因爱生恨的复仇情节，更无因道德缺陷而导致的灾难性婚姻悲剧。那些不尽如人意的婚姻最多也不过是像班内特先生与太太那样滑稽可笑，因此，评论家认为，奥斯丁小说中那些可笑之人揭示的是“错误的喜剧”。这种特点代表了奥斯丁对人性的积极理解，同时也让读者感受到作品洋溢着的人性的温暖。

——哈罗德·布鲁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