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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敏创作谈:自己埋了自己

2017年07月17日09:14 来源:《十月》杂志 夏天敏

我听一个学生讲过这么件事:在他们村里,有这么一个人参军去了,参军那年头是极为光荣的事,整个村都为他高兴,都以他为荣。因为那年头是个崇拜英雄的年代,而参军是极严格的,家庭出身、政治面貌、身体条件要求都极严,以至于好些年他们村都只有他一个人参过军。后来,突然说他不在了,也就是死了,也没说啥原因。村里人很悲伤、很难过,商量着为他造了坟,那是对军人的尊崇和火热年代英雄主义的情结使然。家里人尽管悲伤,但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和人们的尊重中生活。

然而,一天深夜,这个被认为死去的人回来了,他在静寂的黑夜里敲响了家里的门。年迈的母亲自然吓坏了,以为他阴魂不散,思恋故土,思恋亲人。但最后终于确认了他是活着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至于他为啥“不在了”,为啥又回来,他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一句解释。第二天,他和家人将他的坟铲了,从此一个从前的他又生活在村里,村里人也没人追问、也没人质疑,一如既往地对他好,一如既往地对他抱着热忱的希望和重托。只是,他从此像换了一个人,变得蔫蔫搭搭,萎靡不振,整个人没了精神气儿,畏畏缩缩、形容卑琐,最后在人们的失望、惋惜和落寞中死去。

这件事想象空间很大,这样的素材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也不鲜见。这个素材可以编织很多不同结局、不同内容的故事,这个素材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见地、不同的解构,不同的悬念、不同的结局,制造悬念是一种能力,编织故事是一种本事,塑造人物则是最高水准。一篇小说,无论长短,只要有一两个甚至一个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过目不忘,甚或很长时间一想起来,就会浮现在你的脑海里,我想这就是成功的了。经典小说是不乏先例,契诃夫、果戈里、欧亨利、莫泊桑、鲁迅、老舍一大批作家作品里的人物,有的就是寥寥几千字,一想起来就呼之欲出。这才是功力,也是文学的终极功能。

所以,我想《是谁埋了我》这篇作品,必须让人活起来、生动起来,无论崇高也罢,卑微也罢,无论萎顿也罢,纠结也罢,一个内心十分矛盾十分压抑,作茧自缚,纠结终身的人,必然要通过情节和细节让他活起来,生动起来,形象饱满,才算成功。

思想、深度、温度、情怀,这几个关键词在小说里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小说写得很流畅、很精致、很文艺,也有那么一点想法,但那点想法是浅显的,是小我的,是个人情绪的,和大的时代,和脚下的大地,和芸芸众生的生活,和穿透时代的深度,总有距离,读了有点什么,细想似乎又没有什么,这和作者的情调有关系,和襟胸气度有关系,与价值取向有关系。我历来关注生活,关注人的命运,大而深奥的思考是哲学命题,小而琐细的是个人情绪,家国情怀是作者的态度。你不能拯救什么,不能改变什么,但总要有一点担当,有一点责任,有一点情怀。所以,我力求写的作品尽量地有思考、有新意、有深度,能不能做到,做到什么份上是能力、是水平问题,但有个目标、有个追求,总胜于无。

我把《是谁埋了我》里的陈水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来思考人的命运,思考人的性格构成,思考人的精神世界。谁也离不开时代大背景,正是在那个英雄主义至上、革命至上的年代,人才会按这个标准来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外部环境并没给他大的压力,甚至宽容他、重视他,他却在内心里纠结着,他是自觉用一种很高的标准来看待他的所作所为,把不是问题当成问题,或者不是很大的问题当成很大的问题,这就注定他要纠结、要压抑、要自虐,活得沉重,这就让我们想起作品之后的一些引人思考的问题。

每每谈起作品,我总爱讲到情怀。一个写作者不具备丰赡、饱满的人文情怀,我想是写不出好作品的。面对大自然的暴虐,面对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而生命的脆弱,尤其是亲眼目睹我家乡的几次大地震,我的心总是针刺一般疼,那些在废墟下死得惨烈的老人、孩子、青春年少,美艳如花的大学生,那扭曲残碎的肢体,让我泪流满目,心疼不已,赶赴灾区,撰写文章,义卖书画,这就是情怀。小的事件、小的人物,同样让我关注、让我疼痛、让我流泪,让我悲愤,在这样的情怀下,我才有可能写出一系列关注弱势群体、充满悲悯情怀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