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鹿文化：一种渐行渐远的古老生存方式
来源：中国民族报 | 2017年05月08日09:52
全世界仍有20多个民族、10万余人在饲养驯鹿。
驯鹿既是北极圈民族重要的生活来源，也是北极圈民族重要的交通工具。
一种渐行渐远的古老生存方式
如果把北极圈附近的大陆和岛屿想象成一幅环北极垂挂的罗裙。那么，地图上标示着驯鹿分布地的圈圈点点，就好比是一把撒在这裙摆上的珠子。这把珠子，在中国境内遗有一颗，就是大兴安岭林海中的敖鲁古雅。
中国民族博物馆探寻东北亚驯鹿文化的调查行动，就始于敖鲁古雅。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是驯鹿文化在东北亚抵达的最南端，它是历史遗留给中国的最后一颗驯鹿文化之珠。从这里北上，我们一一探入俄罗斯西伯利亚原野上那些依然奔跑着驯鹿的村庄：埃文基人的、埃文人的、那乃人的、克里亚克人的、楚克奇人的……
何为驯鹿文化
地球泛北极圈地带的驯鹿文化是一个典型的前现代文明样本，即人与自然的紧密依存是文明存在与发展的主要支点。驯鹿文化在空前高涨、无度扩张的现代文明尚未抵达的极地空间里独自残存，并浮现着最后一丝悠然神情。
驯鹿是地球上唯一一种无论雌与雄都长角的鹿，又名角鹿。驯鹿环北极而生，分布于北欧、北美、俄罗斯、蒙古国与中国等地的亚寒带针叶林中，栖息于森林、冻土地带和沼泽地长有石蕊且积雪不多的地方，以苔藓、地衣等低等植物为食。
人类与驯鹿之间建立起的紧密关系，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生活在北半球严寒地带的一些狩猎民族，创造了逐野生驯鹿而居、以驯鹿作为主要生活方式和精神依存的文化。地球上驯鹿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是北欧拉普人(Lapps）（又称萨阿米人）、亚洲大陆北部的北通古斯族群、北美爱斯基摩人……至今，全世界仍有20多个民族、10万余人在饲养驯鹿，驯鹿总数达到250万头左右。
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追寻着野生驯鹿足迹到达贝加尔湖西北勒拿河流域的一群北通古斯人，于18世纪又以驯鹿为运输工具，沿着石勒喀河迁徙到额尔古纳河流域，来到大兴安岭北段狩猎和饲养驯鹿。这个被清代史籍载为“使鹿部”的族群，即是当代中国驯鹿文化守望者——敖鲁古雅驯鹿鄂温克的祖先。近半个世纪以来，驯鹿鄂温克族经历了定居、农耕等一系列重大变迁，至今，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有200多人，大兴安岭密林中散布着他们的6个驯鹿养殖点，共计有1200多头驯鹿。
驯鹿文化的生态逻辑
对于语言的探究总能追寻到一些历史真相。比如对于“鄂伦”一词的索源。在通古斯语中，“鄂伦”至少可追溯出三重含义：驯鹿、苔原高地、泛北极圈东北亚众多通古斯人的自称。
这从某种程度上表明，历史上通古斯人、驯鹿和苔原高地所缔结的关系。而人、地、鹿之间的紧密扭结，则喻示着人与自然高度依存的一种生命哲学。
首先，驯鹿是北极圈民族重要的生活来源。驯鹿的鹿乳营养价值极高，每升驯鹿乳可产生2000—2500卡热量，高于牛、羊乳；鹿皮是上等御寒材料，可缝制衣、裤、帽、手套、褥子等；驯鹿骨和角可制成各种生活用具，如刀把、针盒、雪铲、套索环等。
其次，驯鹿是北极圈民族重要的交通工具。驯鹿行走时步态平稳，使骑乘者感到舒适。每头壮鹿最多可载重五十余公斤，日行七八十余公里。因此，驯鹿有“森林之车”的美誉。历史上，通古斯人很早就开发了驯鹿运输业。驯鹿在原始森林地带曾被广泛用于邮政运输和货物运输，租赁驯鹿运输业曾为通古斯人带来可观的财富。所以，尽管受到技术和工具的制约，但依托北极圈的辽阔地域和丰富资源，驯鹿民族并未遭遇过严重的生存危机，驯鹿文化系统表现出高度的稳定性。历史上，中国境内的驯鹿鄂温克族也未发生过严重的衣食之忧。
再次，驯鹿崇拜是驯鹿民族最重要的自然崇拜。比如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从不轻易宰杀驯鹿，只有实在打不到猎物或驯鹿受外伤无法医治时才吃驯鹿肉。而驯鹿则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深度介入北极圈民族的精神生活。通古斯人把驯鹿作为人与某些神灵之间的媒介，死者的灵魂借助于它前往另一个世界。他们相信，通灵者萨满的灵魂有时会化成驯鹿的姿态出现。萨满的神帽上普遍饰有高耸多叉的鹿角，向上伸展的鹿角被认为是通天的象征，是萨满灵魂上行的凭借物。
驯鹿文化的生态逻辑，还体现在一个重要环节：由于驯鹿喜食森林苔藓、石蕊，而这类植物系多年生长，如长期停留在一个地区，苔藓根部会被吃掉。所以，驯鹿者经常搬迁。这种游猎方式客观上扼制了人对森林原始植被的破坏，保护了生态平衡。
我们有理由认为：驯鹿文化是北极圈民族在地球上并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所发明的一种基于人与自然高度依存关系的智慧生存方式。
驯鹿文化的历史进退
在北极圈驯鹿文化的历史舞台上，我们看见中国的鄂伦春族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即便在现代通古斯语中，“鄂伦春”也明确地指示着这一语义：“饲养驯鹿的人”。
但与敖鲁古雅鄂温克不同的是，近代以来鄂伦春族的生活中并无驯鹿。那么，一个以“驯鹿者”为族名的民族，为何近代以来其生活中了无驯鹿踪影？这意味着在过去二三百年间这个民族曾经发生过一次重大的文化断裂。失去驯鹿的鄂伦春人在走进清代典籍时，他们已演变成骑马者的形象——清康熙年间，鄂伦春人被记录为“摩凌阿鄂伦春”（骑马的鄂伦春人）和“雅发罕鄂伦春”（步行的鄂伦春人）两个部落，这表明曾经作为“使鹿部”重要成员的鄂伦春，在约三百年前已完成了向森林游猎和农耕的分流。
驯鹿从一个民族历史中走失，最有可能的缘由是环境的演变。所以，顺着驯鹿的足迹，追寻到的也许不仅是一种动物的往复，更有可能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一种文化的进退，一个生态环境的沧海之变。
当我们的调查小组深入俄罗斯境内驯鹿人的村庄时，一幅关于驯鹿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嬗变图终于清晰地展现在了眼前——这是一幅东北亚驯鹿文化正在逐渐向北方退缩的趋势图。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全球气候变暖、冻土带北移，北极圈民族正在上演着越来越多与驯鹿文化相离失的故事。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驯鹿文化呈现出衰减的趋势：从事驯鹿饲养业的人口数量在减少；原始森林类型养鹿业呈明显下降趋势；各驯鹿民族中家养驯鹿的数量亦急剧萎缩。导致驯鹿文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有：
首先，与森林苔原资源的生态进退相一致。全球气候变暖，北半球冻土带快速地从南向北消融，驯鹿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急剧变异，其耐以存活的主食苔藓随着冻土带向北方退减，由此驯鹿不得不北移，一些泛北极圈民族为此被迫放弃驯鹿生活方式，从山林退出，走进城市定居。
其次，与工业化的进逼路线紧密相关。一百多年间，驯鹿分布地被咄咄逼人的工业化浪潮各个击破；东北亚泛北极圈民族由南向北渐次解除与驯鹿的依存关系，这一条路线正是现代化逐渐向北推进的路线。
所以，驯鹿的足迹，一方面交织着近代以来东北亚泛北极圈地区的地理气候变化史，它深刻地展示出我们地球正在发生的沧海桑田变化；另一方面，它又呈现出现代化进程为北极圈民族带来的文化演变，隐现着一种古老生态文化的历史进退，交织出自然生态与民族历史、经济生活、现代文明的深刻关联。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性作为背后真正操控手的历史真相。
“驯鹿的足迹”让人深味人类古老传统文化的价值；“寻找驯鹿的足迹”，则让人反思全球化时代的自然、生态以及人类的选择。当驯鹿这种与独特的自然地理高度相融并达成了和谐关系的古老传统在一步步走向衰竭时，人类在这里能做出更好的生计选择吗？
（本文图片为中国民族博物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