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翎长篇新作《劳燕》以大量的口述史和博物馆历史文献资料为底本，试图揭开那段尘封几十年的历史，以宏大现实主义的姿态介入战争书写，却以一种新历史主义的文本呈现出来，这不是关于战争中炮火连天正面战场的书写，而是一个女性与三个男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战争只是淡化为一个故事背景，战争的背后依旧是人性。在纪念抗战胜利的历史节点，她用一些不为人知的小人物的故事，书写了别样的历史。历史与现实成为了小说最重要的一组关键词，最终呈现出来的是回不去的历史与到不了的现实。虽然作家一再淡化战争结束后的各种历史背景，但战争结束之后现实生活的惊心动魄仍让那些参加过真正战争的人感到可怕。张翎真正思索的，还是操纵着历史与现实背后的人性，毁灭我们的不是战争，而是人性。

一

张翎的故事叙说能力依旧很强，她将一个女性悲惨命运的故事讲述得荡气回肠而又引人入胜。一个有着三重身份的普通的中国浙南山村的小女孩，在她的未婚夫刘兆虎那里她是阿燕，而在美国牧师比利的眼里，她是斯塔拉，另一位美国大兵伊恩则称她为温德，三个男人的亡灵追忆这个女孩，呈现出三种不同的侧面。而每一次讲述，都能让听故事的人扼腕叹息，甚至流下眼泪。

这个普通女孩的命运是如此多舛，她被日本兵性侵，又遭同胞欺凌，未婚夫也抛弃了她，更为可悲的是，同村的人却没有对她施与同情，反而是各种风言风语，就连小孩子们都拿她寻开心。这里的小孩子们很明显是受到大人们的影响蛊惑，这种落后地区人性的缺失由此也可见一斑，这一切使她走向崩溃的边缘。牧师比利救了她，教给她医术，她在战争中重新站立起来。面对新战士鼻涕虫的劣迹，她勇敢地挺身而出为他说情，鼻涕虫战死，被日军砍下脑袋，她亲手将鼻涕虫的脑袋缝回到身体上，这种触目惊心的描写，让阿燕的过分镇定有了别样言说的空间。

这部小说中张翎故事编织技术更加精湛，思想主题更为宏大，艺术精巧也越发娴熟。从《望月》开始，张翎塑造了一个个多重身份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有着惊人的一致。她们经历多重苦难，最终反而参透人生，最终接纳生活的一切磨难，这或许正是文学的力量所在，尤其是本来就处在弱势阶层的女性，更能激发起读者的怜悯之情，也就更具抚慰功能。《余震》中的小灯、《睡吧，芙洛，睡吧》中的刘小河、《阵痛》中三代女人惊世传奇的生命孕育、《流年物语》中那个说着蹩脚法语的中国女人等，这些女性在生存的绝境面前，保持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挺立。《劳燕》依旧如此，在一切磨难面前，劳燕选择了坚强。她历经时代风云，顽强地生存下来，在伤害她最深的刘兆虎落难的时候，她依然选择放下怨恨，并用爱来给他新生。《劳燕》在本文中是劳累的燕子的意思，象征着女主人公一生劳累凄苦的命，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最具中国韵味的典故，预示着故事的走向。

“劳燕”代指伯劳和燕子两种鸟类，“劳”是伯劳的简称，“劳”和“燕”分别朝不同的方向飞去，在传统诗歌的天空下，伯劳匆匆东去，燕子急急西飞，瞬息的相遇无法改变飞行的姿态，因此，相遇总是太晚，离别总是太疾。东飞的伯劳和西飞的燕子，合在一起构成了感伤的分离，成为了不再聚首的象征。小说中阴差阳错的情感纠葛，尤其是结尾那封尘封数十年的书信，将这种劳燕分飞的意境充分描摹出来。此外，这一典故还有另外的意思，当伯劳遇见了燕子，二者就相互完成了身份的指认，这也象征着小说中人物身份的复杂性。小说中一系列人物不断地讲述他人，诉说自己，但最终究竟能不能完成身份的指认，却是一个不解之谜。

二

在主题层面，作家以新历史主义的姿态对被人忽略的小历史进行重塑，如描写战争对四十一步村的影响、描写对日本投降、描写战争结束后民众的狂欢、三个男人两瓶威士忌的狂欢庆祝，以及战争结束后历史的车轮继续裹挟着人物命运前行等，都具有小历史的姿态。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这份历史的探询与重塑都与一般宏大的历史书写完全不同。

作品还体现出另一个大的主题：身份认同。海外华文作家不可避免有种流散者身份标识，作者和叙述者普遍存在的身份认同危机与焦虑合流，互为投射。主人公的三重身份一方面预示着人物命运的复杂性与悲剧性，同时也暗示着海外华文书写的身份认同与焦虑问题。张翎一向被看做是没有乡愁的作家，但走出国门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身份认同的思索与焦虑，《劳燕》的创作动机与“玉壶”这个地方不无关系，而这一陌生的地名，实际上串联的是自己对故乡的怀念与认可。在小说的故事框架里，每个人物也都指向了故乡，比利在归国途中死于“败血症”、伊恩回到美国家乡、阿燕和刘兆虎先后回到四十一步村。阿燕的本名姚归燕，也是用归燕来比喻对故乡的皈依。

《劳燕》开篇“我的名字和绰号多不胜数”正是多重身份指认困境的写照，也是所有故事得以展开的前提，这不只是牧师比利身份指认的困境，而是文中所有人物命运纠缠的前提，题目中的“劳燕”也与身份指认相关。无论作品怎样虚构，都有作者的情感投射，张翎也不例外。《劳燕》对月湖那块神奇土地的书写是作者通往玉壶的一条路，那条路上有磨不灭的记忆，斩不断的乡愁。当她用老战士的口述史与博物馆的历史文献资料去还原那段尘封的历史之时，也是作者灵魂的一次归乡之旅，几十年前的玉壶因战争掀起过震荡，几十年之后，这块土地同样让这位漂泊家国之外的作家心灵为之震荡。流散漂泊之感在海外华文作家们的笔下永远是不可回避的话题，伊恩谶语般的一句“死后每年都要在这个日子里，到月湖等候其他两个人”，“死后”一词如智者一般预示了人与人之间的聚散别离。

在书写历史的同时，是作者对人性的拷问。战争带给人类的痛苦记忆罄竹难书，当牧师比利见到阿燕及其母亲遭遇日本兵暴行的时候，他蹦出了一串“畜生、畜生、畜生、畜生……”这是战争带来的苦难。而阿燕的磨难并未就此结束，相反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的遭遇就完全是人性所为了：瘌痢头对其的性侵一方面是文中交代的性压抑，另一方面更是落后保守迂腐的环境使然，失去贞洁的阿燕是个不洁之物，任何人都可以唾弃她。就连刘兆虎，也因此放弃了他们的感情。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刘兆虎从学堂带回了一套又一套的新思想新观点，甚至梦想着要去延安，而他面对阿燕时却选择和常人一样。伊恩和比利也都因着各自的原因爱上了各自称为温德和斯塔拉的阿燕，说是爱，其实不过是战争年代各自寻找的心灵慰藉罢了。作者让每位当事者自己站出来叙述，而显而易见的是，每个人都隐去了一些真相，即便都是从死人口中说出，依旧不能正视各自的本性，不能正视自己正是人性最为荒诞的点，而且每个人都有一个借口——战争，战争是块遮羞布，是“块遮天蔽日的大黑布，在它的遮掩之下谁也看不见自己的良心”。小说中，伊恩对温德的淡忘使他想起比利的忠告，想起了“人性是怎样一件千疮百孔的东西，战争和和平是两个世界，各自有门却不通彼此”。伊恩这段回忆揭开了用战争掩盖人性的那层薄纱。内心世界人性的较量才是延续人一生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真正的战争已经过去多年，人类怎样反思历史正视现实仍然没有答案。

三

整篇小说真实与虚构、历史与现实、现实主义书写与浪漫主义想象交织。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副文本插入，人物被带回历史的现场，但在作者精心编织之下，读者却不知何为历史，何为想象。与历史相关所有的建筑物件包括人，早已面目全非，尽管有遗迹残留，历史的真实痕迹残存于何处却无处可寻，而这些仅存的残痕却串联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海外华文作家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想象往往大过现实。身份的特殊使得文本本身也更加含混暧昧。架空历史、想象现实，这是很多作家的惯用套路，这种比鸡肉本身还美味的鸡精仅仅是一种替代品罢了。故事读完，意义在现场也就结束了，故事能带我们回到历史中去猎奇一番，却无法对现实中的问题有什么实质性的解答。文学没有现实性可言，永远只可能是高于生活的。这种想象现实与历史的写作使得作家并不能真正进入历史与现实，实际上，我们需要的不是文学中的那份历史，而是缅怀历史的那份情愫，我们需要的也不是文学中的那份现实，而是逃离现实的那份想象。

张翎喜欢在小说中插入大量的历史资料，可历史资料并不能使小说的真实度提高，因为小说体裁已经规约了这是一部基于作家主观想象的文学作品，那这些历史资料又起什么作用？恐怕主要应该是为了增加历史的厚重感。作家创作的渐趋成熟使得小情小爱已经难以承载一起成长起来的思想性，需要较为宏大的东西来承载，历史是最佳的切入点。因着各种原因，当代作家似乎有回避现实的姿态，在历史的书写中不但不回应现实，反而有架空历史之嫌。历史的厚重感究竟给小说带来了什么？是对轻浮文坛风气的纠偏，还是创作火力的过犹不及？

如何书写历史，如何讲述女性命运，张翎在继续寻找别样的答案。她对历史和女性命运的书写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与重复性，这是丰富了女性形象的文学画卷，还是给人以刻板的形象一时难以裁决，有待时间的验证。至少我们可以聊感欣慰的是，《劳燕》让纪念碑与历史课本上没有出现的人名和地名，出现在了文学的谱系中并被记住了，无论这些名字是真实存在的还是作家虚构的，都足够让我们的灵魂顺着这些名字缅怀那段尘封的历史，看清历史与现实背后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