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大多数人都比较陌生。对于少数民族政权中的一些政治家，过去史学界也持贬多于褒、抑而不扬的成见。在这样的偏见下，为少数民族政权效力的汉族政治家，其命运就更悲惨了。像宋朝的张邦昌、清朝的洪承畴等人，一直被视作没骨气文人的代表，而史可法、文天祥却被视为千古忠臣，流芳百世。

在这样的历史观念下，有一个人似乎被刻意地遗忘了。

他是汉族人，其祖先作为出使契丹的宋使被扣留在辽国之后，其家族开始在漠北繁衍生息，其父为金国高官。他幼年时勤奋好学，后投奔窝阔台，三十多岁就出任“燕京行台郎中”，但因不满官场贪腐，毅然辞官，隐居山中讲学十年。元世祖忽必烈一统天下时，他主动出山辅佐，为蒙古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大政权提供了极大的智力支持。

这个人叫姚枢。姚枢的历史地位很高，可惜现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他的经历复杂，一生中做了许多事情，我认为其中有两件最为可贵：一是推崇理学，为理学上升为元朝的主流意识形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件就是向元世祖谏言“藏富于民”，为元帝国的崛起奠定了经济基础。

我们知道，元代统治者是“马背上的民族”，靠武力一扫天下，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即使感兴趣也没有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姚枢出身诗书世家、名门望族，他深知一个政权如果没有文化支撑，必然难以强大。秦以法家立国、汉朝独尊儒术，这些都是典范。

因此，姚枢早年为皇子阔出担任幕僚时，就曾多次力主保护汉族知识分子，使他们免遭迫害，从而为元朝的汉官队伍保留了大量人才；在协助忽必烈夺取天下时，他建议“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序”，为元朝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并为后世的“延祐开科”、将理学经典《四书章句集注》列为科举必读书目打下了历史基础。当然，长远地看，这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姚枢辅佐忽必烈时，忽必烈还未登基称帝，只是一名统帅。作为其帐下幕僚，姚枢对元朝军队军纪涣散、以暴力取胜的做法不以为然，曾以“军将唯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的尖刻批评，斥责元军不得民心。忽必烈对姚枢的批评表示接受，多次颁布“止杀令”。

在姚枢“藏富于民”的建议下，忽必烈轻徭薄赋，扶持农桑，鼓励工商，主张屯田，迅速恢复了经济，“藏富于民”也因此成为忽必烈重要的执政理念之一。

姚枢生前位极人臣，死后备极哀荣。忽必烈说：“如窦汉卿（即窦默）之心，姚公茂（即姚枢）之才，合而为一，斯可谓全人矣。”姚枢去世多年后，元成宗追赠他为荣禄大夫、少师，元武宗加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鲁国公。如此追封一位死去的官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姚枢的历史地位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