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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磊:小说是生活的“虫洞”

——《父亲的长生天》创作谈

2017年04月21日09:14 来源:《花城》 侯磊

《父亲的长生天》原名叫《长生天》,是一篇写于2006年的并不成熟的小说。但我偏爱它,那时我不到23岁,还在上大学,同学们都去找实习单位,我把自己关在家中一遍遍读张承志的《黑骏马》,胡乱构想着几十年前内蒙古草原上的知青故事。

故事千百年来都在靠传奇性来吸引人,作者在讲传奇,读者在猎奇。文学是有人想看别人的生活,那生活充满了未知。传奇性不是魔幻性,是故事从逻辑上可发生,但在生活中几乎没有概率发生。《巴黎圣母院》与《悲惨世界》都是典型的传奇,怎可能会在圣母院上有位半聋丑陋的敲钟人,他偏偏和副主教一起爱上个卖艺的吉普赛女郎,而女郎又爱上了一位年轻英俊的军官。读者要看他人远距离的悲喜人生,类型小说至今仍执行这千年不变的真理。写知青题材的小说更是此间的拥趸,它靠与现实生活的疏离感,带领经历过和未经历过的读者,重温或重新开启一段旅程。

时间在变,年轻作家如何写知青故事并非问题的核心,因为写作者不能只写自己经历的事。而核心是知青故事能否再靠它的新鲜感,靠自揭伤疤回忆创伤来吸引读者?知青回归到平淡的生活近四十年了,那荒废的青春只是一代老人心中的暗痛与内伤。艺术创作不只是去揭历史的伤疤,更有时仅仅用目光示意——我们一起去看那生活中隐匿的,看不到的地方。

我的父亲是知青,来往的朋友都是知青战友,每谈及一个人时,首先会说他在东北、内蒙、云南哪里当知青。父亲的知青故事犹如飓风裹挟着冰雪,试图在摧毁现代化生活的一切。知青这一代人老了,他们大多身处底层,看上去平淡无奇,只是街边随意的一位老人。但他们有自己的圈子和精神世界,有自尊和自傲。他们热衷谈论对“上山下乡”和时代的看法,那些看法越来越悲观。我想写他们的故事,不止于过去,还有现在和将来。 “知青文学”把故事只限定在“那火红的年代”,在那“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由“蹉跎岁月”的年轻人出场,把时间地点人物都定死,还要由亲历者来写。我们把知青文学看得太窄,知青可以是身份也可以是思维,甚至不提“知青文学”,只写人,他与知青那个时代有关。

《父亲的长生天》是在尝试镜头的拉伸,把镜头从现在拉到三十五年前再拉回来,可在这拉伸中,并不易对好生活的聚焦点。但小说不是生活的镜子,而是生活的“虫洞”。虫洞又叫时间洞,是天体物理学中的概念,它是连接两个不同时空的狭窄隧道。诗人和小提琴演奏家爱因斯坦认为,透过“虫洞”可以做瞬间转移或时间旅行。此理论是用来写小说的,搞星际飞行大材小用。文学的一大作用是弥补物理学的缺憾与畅想,用语言测绘出那存在于虚空中的蓝图。知青小说最来源于生活,最难超越生活,但最需要写的,恰恰是云的彼端,精神世界的故事。

写作是种渴望,渴望通过加倍的努力去穿过“虫洞”,去窥探那个逝去的,或尚未发生的时空。因为我相信,物理学只是爱因斯坦的业余爱好,而那个爱好的灵感之源是莫扎特。

2017.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