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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自然、肉身与现代文明的处境——甘耀明小说读札

2017年04月21日09:07 来源:文艺报 梁鸿

甘耀明小说中总有那么一个人物,一位老人、一个男孩、一片森林,有着独特灵性和感知的男孩,他和另一个世界形成对接,使得现实世界有了相对应的存在,扩张了现实世界。甘耀明让我们再次思考,人究竟是什么?在现代工业文明的体系下,人越来越被孤独于自然情境之外,既聪慧傲慢,又渺小可怜,我们拥有了种种超越性的科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智力程度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孤独感和异己感也越来越强。为什么?难道不是我们离我们自身越来越远?如果我们失去了关注和理解自然的眼光,我们失去了什么?这与工业、农业无关,与乡土更无关,它是关于人的本质存在问题。

关于现代小说,本雅明曾经说过一句话,现代小说最大的变动就是关于远方的叙事没有了。全球化时代,所有的信息几乎都可以即时到达遥远的空间,那个风尘仆仆、带着无数异域经历的人已经被取消,因为,在他还没有到达我们面前时,他所携带的故事已经被我们熟知。我们也不再需要他,讲故事的基本条件也就没有了。故事或者小说,将不再被需要。

但是,我想说的是,故事并不一定就在远方,它可能也在我们生活内部,在我们精神内部。在我们的生活内部和精神内部,有无数被我们遗忘的远方还没有被挖掘。甘耀明正是这样一位孜孜不倦的挖掘者。他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象征性世界,让我们看到我们尚未觉醒,或者,遗忘太久的自己,让我们看到人的精神存在另外的可能性。他的这一世界包含了我们正在抛弃的自然和肉体,而它们,自然——森林、动物、植物,肉体——与自然相通的、一体化的肉身,曾经是人类最重要的属性和灵性,我们的思维与情感包含着它们的元素和形式。越来越工业化科技化的文明正试图把这些元素驱逐出去,因此,人类孤独、绝望,充满着惶然和惊恐。毫无疑问,甘耀明的小说试图让我们的思维和情感重新回到那些元素之中,他试图让我们看到在这些元素下人的存在的形态。

甘耀明小说中总有那么一个人物,一位老人、一个男孩、一片森林,有着独特灵性的和感知的男孩,他和另一个世界形成对接,使得现实世界有了相对应的存在,扩张了现实世界。《水鬼学校和失去妈妈的水獭》中那个喜欢兰花、保护兰花的男孩,他喜欢那生机勃勃、有着自己生活和美的森林,在那里,植物和动物是纯粹的,为了兰花,它们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森林是活生生的,万物充满灵性,有着绚丽而惊人的美。而人类的贪婪破坏着美和灵性。小说里,动物和人之间那场惨烈的大战展示了人类的残暴和无知,它让我们感受到疼痛,感受到美的毁灭和人性的毁灭。《葬礼上的故事》中的阿婆,携带着家族的历史,面对天空和大地,不断地叙说。阿婆就像是地母的化身,能够与大地沟通,和白云交谈。整部书就像讲故事,幽默,带着生活的韧性和对苦难的化解,这也恰恰体现出生命内部的张力。《邦查女孩》中的帕吉鲁,一个在现代社会中患不语症的男孩英俊善良、充满力量,但却沉默不语,他不知道怎么发声,也很难理解熙熙攘攘的社会,但是当他回到森林中时,他却灵活自如,犹如解脱了束缚在身上的绳索,充满自由之感,这里有他的灵魂、情感和生命,也正是在这里,他和古阿霞,这样一个追寻爱情的女孩子才产生了真正的对话。

小说里的森林充满原始的力,神秘广大,黑暗涌动,它和帕吉鲁、伐木工,和那个山顶孤独的村庄之间并非是索取和被索取的关系,而是完全同在的关系。它们互为存在、互相珍惜、互相感知。在这里,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又是独立的存在,拥有自己的性格和需求。

与此同时,甘耀明并没有把森林、自然独立于现代社会之外,而是把它作为其中一部分来书写。在这一村庄里,古阿霞在为建立学校而争取资源,们们面临着种种矛盾和痛苦,面临着生存压力,他们希望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等等。

不管是在《水鬼学校和失去妈妈的水獭》中还是在《邦查女孩》中,森林的意象都具有明显的象征性,它在文本中并非只是具体的某一个森林,它也不只是小说人物生存的背景,而是拥有主体作用。它本身就是小说的主角。它所拥有的灵性,它和人之间的对话,与人的关系,构成另一重关系,即古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甘耀明使我们再次思考,人究竟是什么?在现代工业文明的体系下,人越来越被孤独于自然情境之外,既聪慧傲慢,又渺小可怜,我们拥有了种种超越性的科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智力程度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孤独感和异己感也越来越强。为什么?难道不是我们离我们自身越来越远?人类的肉身包含着地理、气候、植物和土壤,我们在看到它们时所感受的愉悦并非只是它们美,而是它们也呈现了我们的形态,或者说,它们就是我们的样态之一。我们都是从其中被孕育出来的,万物平等,万物互相包含,我们有天然的共通的地方。只不过,随着人类的发展,这一共通的地方被我们自己隔绝掉了,我们找不到彼此之间互相感知的频率,我们听不到彼此的声音。我们缺乏这方面的哲学认知。我们在知识层面去理解自然,接触、认知自然,但却很少从情感层面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甘耀明给我们打开这一通道,让我们重新看到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人在自然中的美好,当人呈现他的自然性时,自然也打开它的秘密洞穴,让我们看到它内在的光亮、生命和无限幽远的美。那美也属于人类。只不过大部分人都迷失在工业森林之中,迷失在傲慢的改造社会和自然之中。

如果我们失去了关注和理解自然的眼光,我们失去了什么?这与工业、农业无关,与乡土更无关,它是关于人的本质存在问题。

台湾著名评论家郝誉翔认为,“我们再次看到六年级作家笔下的乡土,绝对不是一个写实概念的乡土而已,它反倒更类乎一种想象,一种象征,甚至是一个梦境,其中或多或少都渗入了创伤的经验,肉体的污秽与挣扎。只是甘耀明并不耽溺,他将之提升为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盈,以及隐藏在幽暗中的嘿嘿笑语。”

“六年级”是台湾对“1970年代”出生作家的一个称呼。在台湾文学的序列里,有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钟理和等乡土小说家,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关于台湾乡土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因此,在台湾,有“新乡土写作”的说法。但是,把甘耀明的作品放置在这一序列里面并不是非常恰当。正如郝誉翔所言,甘耀明的作品更多的关乎想象和象征,他并没有集中于对现实的乡土社会进行书写,他所关注的是关于人的存在的问题。

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小说不关注现实。恰恰相反,《杀鬼》写的是1940至1947年的台湾,有地方历史、地方文化和现实境遇,但甘耀明又不拘泥于此,而是以“帕”这样一个男孩的眼光和经历,来书写整个文化遭遇破坏之时人的命运。这里面所涉及的历史既是台湾的历史,也是人类漫长历史中的一段历史,具有更久远的象征性和启发性。

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甘耀明作品中魔幻与现实相混合的形式,构成一个独特的象征世界,它是审美的,也是现实的。其实,我并不想用魔幻这个词。因为我们所谓的“魔幻”在帕、阿婆和帕吉鲁那里,那就是他们眼里的现实,就是他们的现实人生。又或者,这一现实人生为什么不可以成为普遍人生的一部分呢?甚至,成为现代文明的一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