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甘耀明小说中总有那么一个人物，一位老人、一个男孩、一片森林，有着独特灵性和感知的男孩，他和另一个世界形成对接，使得现实世界有了相对应的存在，扩张了现实世界。甘耀明让我们再次思考，人究竟是什么？在现代工业文明的体系下，人越来越被孤独于自然情境之外，既聪慧傲慢，又渺小可怜，我们拥有了种种超越性的科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智力程度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孤独感和异己感也越来越强。为什么？难道不是我们离我们自身越来越远？如果我们失去了关注和理解自然的眼光，我们失去了什么？这与工业、农业无关，与乡土更无关，它是关于人的本质存在问题。

关于现代小说，本雅明曾经说过一句话，现代小说最大的变动就是关于远方的叙事没有了。全球化时代，所有的信息几乎都可以即时到达遥远的空间，那个风尘仆仆、带着无数异域经历的人已经被取消，因为，在他还没有到达我们面前时，他所携带的故事已经被我们熟知。我们也不再需要他，讲故事的基本条件也就没有了。故事或者小说，将不再被需要。

但是，我想说的是，故事并不一定就在远方，它可能也在我们生活内部，在我们精神内部。在我们的生活内部和精神内部，有无数被我们遗忘的远方还没有被挖掘。甘耀明正是这样一位孜孜不倦的挖掘者。他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象征性世界，让我们看到我们尚未觉醒，或者，遗忘太久的自己，让我们看到人的精神存在另外的可能性。他的这一世界包含了我们正在抛弃的自然和肉体，而它们，自然——森林、动物、植物，肉体——与自然相通的、一体化的肉身，曾经是人类最重要的属性和灵性，我们的思维与情感包含着它们的元素和形式。越来越工业化科技化的文明正试图把这些元素驱逐出去，因此，人类孤独、绝望，充满着惶然和惊恐。毫无疑问，甘耀明的小说试图让我们的思维和情感重新回到那些元素之中，他试图让我们看到在这些元素下人的存在的形态。

甘耀明小说中总有那么一个人物，一位老人、一个男孩、一片森林，有着独特灵性的和感知的男孩，他和另一个世界形成对接，使得现实世界有了相对应的存在，扩张了现实世界。《水鬼学校和失去妈妈的水獭》中那个喜欢兰花、保护兰花的男孩，他喜欢那生机勃勃、有着自己生活和美的森林，在那里，植物和动物是纯粹的，为了兰花，它们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森林是活生生的，万物充满灵性，有着绚丽而惊人的美。而人类的贪婪破坏着美和灵性。小说里，动物和人之间那场惨烈的大战展示了人类的残暴和无知，它让我们感受到疼痛，感受到美的毁灭和人性的毁灭。《葬礼上的故事》中的阿婆，携带着家族的历史，面对天空和大地，不断地叙说。阿婆就像是地母的化身，能够与大地沟通，和白云交谈。整部书就像讲故事，幽默，带着生活的韧性和对苦难的化解，这也恰恰体现出生命内部的张力。《邦查女孩》中的帕吉鲁，一个在现代社会中患不语症的男孩英俊善良、充满力量，但却沉默不语，他不知道怎么发声，也很难理解熙熙攘攘的社会，但是当他回到森林中时，他却灵活自如，犹如解脱了束缚在身上的绳索，充满自由之感，这里有他的灵魂、情感和生命，也正是在这里，他和古阿霞，这样一个追寻爱情的女孩子才产生了真正的对话。

小说里的森林充满原始的力，神秘广大，黑暗涌动，它和帕吉鲁、伐木工，和那个山顶孤独的村庄之间并非是索取和被索取的关系，而是完全同在的关系。它们互为存在、互相珍惜、互相感知。在这里，人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又是独立的存在，拥有自己的性格和需求。

与此同时，甘耀明并没有把森林、自然独立于现代社会之外，而是把它作为其中一部分来书写。在这一村庄里，古阿霞在为建立学校而争取资源，们们面临着种种矛盾和痛苦，面临着生存压力，他们希望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等等。

不管是在《水鬼学校和失去妈妈的水獭》中还是在《邦查女孩》中，森林的意象都具有明显的象征性，它在文本中并非只是具体的某一个森林，它也不只是小说人物生存的背景，而是拥有主体作用。它本身就是小说的主角。它所拥有的灵性，它和人之间的对话，与人的关系，构成另一重关系，即古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甘耀明使我们再次思考，人究竟是什么？在现代工业文明的体系下，人越来越被孤独于自然情境之外，既聪慧傲慢，又渺小可怜，我们拥有了种种超越性的科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智力程度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孤独感和异己感也越来越强。为什么？难道不是我们离我们自身越来越远？人类的肉身包含着地理、气候、植物和土壤，我们在看到它们时所感受的愉悦并非只是它们美，而是它们也呈现了我们的形态，或者说，它们就是我们的样态之一。我们都是从其中被孕育出来的，万物平等，万物互相包含，我们有天然的共通的地方。只不过，随着人类的发展，这一共通的地方被我们自己隔绝掉了，我们找不到彼此之间互相感知的频率，我们听不到彼此的声音。我们缺乏这方面的哲学认知。我们在知识层面去理解自然，接触、认知自然，但却很少从情感层面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甘耀明给我们打开这一通道，让我们重新看到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人在自然中的美好，当人呈现他的自然性时，自然也打开它的秘密洞穴，让我们看到它内在的光亮、生命和无限幽远的美。那美也属于人类。只不过大部分人都迷失在工业森林之中，迷失在傲慢的改造社会和自然之中。

如果我们失去了关注和理解自然的眼光，我们失去了什么？这与工业、农业无关，与乡土更无关，它是关于人的本质存在问题。

台湾著名评论家郝誉翔认为，“我们再次看到六年级作家笔下的乡土，绝对不是一个写实概念的乡土而已，它反倒更类乎一种想象，一种象征，甚至是一个梦境，其中或多或少都渗入了创伤的经验，肉体的污秽与挣扎。只是甘耀明并不耽溺，他将之提升为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盈，以及隐藏在幽暗中的嘿嘿笑语。”

“六年级”是台湾对“1970年代”出生作家的一个称呼。在台湾文学的序列里，有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钟理和等乡土小说家，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关于台湾乡土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因此，在台湾，有“新乡土写作”的说法。但是，把甘耀明的作品放置在这一序列里面并不是非常恰当。正如郝誉翔所言，甘耀明的作品更多的关乎想象和象征，他并没有集中于对现实的乡土社会进行书写，他所关注的是关于人的存在的问题。

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小说不关注现实。恰恰相反，《杀鬼》写的是1940至1947年的台湾，有地方历史、地方文化和现实境遇，但甘耀明又不拘泥于此，而是以“帕”这样一个男孩的眼光和经历，来书写整个文化遭遇破坏之时人的命运。这里面所涉及的历史既是台湾的历史，也是人类漫长历史中的一段历史，具有更久远的象征性和启发性。

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甘耀明作品中魔幻与现实相混合的形式，构成一个独特的象征世界，它是审美的，也是现实的。其实，我并不想用魔幻这个词。因为我们所谓的“魔幻”在帕、阿婆和帕吉鲁那里，那就是他们眼里的现实，就是他们的现实人生。又或者，这一现实人生为什么不可以成为普遍人生的一部分呢？甚至，成为现代文明的一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