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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鎏金杵纹青铜十字架。 （中国民族博物馆藏）

“文明，就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内蒙古自治区达茂旗出土的元代鎏金青铜十字架，某种程度上似乎就印证着这句话。

这件鎏金青铜十字架，四面排列有浮雕金刚杵纹，每个金刚杵图案上均有鎏金装饰，十字架上部的穿孔可用于悬挂。金刚杵是藏传佛教的修行法器，象征力量与智慧、无畏与圆满；十字架是基督教文化的标志，代表救赎与重生。如此“混搭”，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上蒙古族文化的包容性。

时光回溯到700年前，初春的大漠阴山，白雪仍未褪尽，铁骑扬尘，敖伦苏木城还很年轻。这座城市，曾是铁木真帝国版图里最重要的风景之一。唐朝末年，操着突厥语的西域回纥人东迁，至河套以北的漠南地区定居，由此形成一个强盛的草原部落——汪古部。作为成吉思汗最为信赖的姻亲部落，汪古部参与到建立元朝的宏图霸业中，并在达茂草原上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城池——敖伦苏木城。

与敖伦苏木城齐名的，是嫁给汪古部部落首领长子的阿剌海别，她是成吉思汗的三公主。在经历残酷的军事政治斗争之后，阿剌海别被成吉思汗封为“监国公主”。这个拥有无上权力的女人和被称为“流失的文明”的景教，终使这个部落没有被遗忘在时间的长河中。

莲花座上的十字架，出现在一千多年前中国历史上最负盛誉的时代。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平突厥，经略西域。贞观九年，波斯人阿罗本怀揣被罗马教会视为异端的“聂斯脱利派”教义来到长安，唐太宗允许其在中土传教，这就是景教在中国的发端。唐朝末年，景教在中原衰落。

公元11世纪初，景教再次东传，活跃于西北边疆地区，居住在今包头、东胜一带的蒙古族克烈部人和漠南的汪古部人成为它的信徒。元世祖忽必烈的母亲就是一个虔诚的景教徒，这位了不起的女性政治家，以过人的胆识和远见，通过对景教的包容与拉拢，为其子奠定了一条开放的宗教政策之路，这使得大元帝国不仅从武功上，更从精神气质上吸引着西方人的目光。

忽必烈，这位统一中国版图的大汗，则以帝王之身与基督徒马可·波罗保持了多年的朋友关系。景教也由此向南发展至福建泉州（该地为南方景教中心），历经整个元帝国的兴衰。

景教传入中国，必然与中国文化产生交融与碰撞。在文化的他乡，“不速之客”该如何融入，又如何在交往中保持自身的边界，需要时间，更需要策略。本土化，成为景教的必然选择。于是，借助早已取得民间认同的佛教力量，是景教中国化做出的理性实践，莲花与十字架即是我们当下所看到的国内留存出土的景教遗物上的基本符号。

然而，最诡谲的莫过于文化之生命，亦如四季交替、万物轮回，及至元亡明兴，景教也随之消散在东去的长河中。而敖伦苏木城这座今人看不见的城市，在看得见的器物中被记忆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