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夏云华先生近期出版了长篇小说《花落古城》 （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年版），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如果说，最初的兴趣主要出自小说的题材属于文物保护和民间文化主题的话，那么，现在我的感动则不局限在题材范围了，从《花落古城》这一小说的选题和写作主旨，我感受到当代中国小说与民间文化结缘和共同关注的主题。

把《花落古城》放在中西小说形式发展历史上看，颇有意思。

小说这一形式的产生应该在市民社会。西方近代小说的主要起源地是16、 17世纪的英国，笛福《鲁滨逊漂流记》和理查生《帕梅拉》一类市民小说正式取代中世纪的传奇形式，成为符合近代市民趣味的文学形式。它的题材主要建立在城市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领域，当然，也有表现庄园生活的作品。但是，并没有离开资产阶级“市民日常生活+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的范围。发展到19世纪俄罗斯社会，则形成了小说表现当代社会矛盾与宗教探寻主题相结合的思想小说或曰宗教小说。社会批判题材成为主导。但是，小说的另外一种形式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法国大仲马和英国瓦尔特·司各特所代表的所谓“历史小说”一派。这一派小说并非取材于正典历史，而是多取材于民间传说和故事，保留了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内容，经过小说家笔法，使之符合当代阅读趣味。它的人物刻画、艺术形式与技巧既不同于中世纪的传奇，也不同于资产阶级市民小说。所以，文学史评价司各特是欧洲历史小说之父，在苏格兰则威望更高，深受爱戴。20世纪美国南部小说家福克纳、黑人小说家莫里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马尔克斯、略萨，则把地方文化、族裔文化与现代性紧密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叙事境界。上述小说创作走向表现出超越简单题材决定论，而趋向把区域民间文化营建的氛围作为关注主体的趣味。“写什么”移出关注中心，“怎么写”成为小说形式的重点。而在怎么写的问题上，则以多元纷呈的民间区域文化作为解除西方启蒙话语霸权的锐利兵器。这个机遇来自后现代环境下世界性边缘文化对中心文化的挑战。

中国小说也产生于市民社会兴起之时。它的题材主要取之于民间传说、野史掌故，保留了丰富的民间文化色彩。例如《西游记》 《水浒》 《三国演义》 ，以及三言二拍系列，都是在民间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学基础上、经过艺术家（有的是艺术家集体）创作而成的。到五四以后中国现代小说形成后，虽则当代社会主题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反映的内容，但是，民间文化从未离开过小说的视野，例如鲁迅先生《故事新编》并非历史而是民间故事新编；沈从文的湘西故事凤凰传说，则提供了民间文化的诗性表达；特别是在延安鲁艺的影响下，民间文化在赵树理、周立波、丁玲、孙犁、康濯等人的作品里留存了丰富内容。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小说流派划分，仍以区域民间文化特色为主要标志，例如文学群体的陕军、湘军、晋军以及京派、海派等，也以山药蛋派、荷花淀派、海派、京派、湖湘文化等命名，主要是强调其创作的区域文化色彩。其中特别有成就的作家，多坚实地扎根在区域民间文化土壤中，例如贾平凹的《废都》和关中系列，陈忠实的《白鹿原》 ，莫言的红高粱系列，汪曾祺的《受戒》和《大淖记事》 ，邓友梅的《烟壶》都是如此。可以说，区域性的民间文化成为当下最有成就小说家的共同旨趣。如果我们把探讨的视野放到1978年到90年代，就能够发现，这一路径似乎非常自觉，而不是一种偶然现象，与世界性文化思潮有着相似的发展轨迹。其中的思想意味值得深入思考。

在这个背景下，我读到《花落古城》后，就感到别有一番滋味。 《花落古城》取材于1948 - 1949年之间，写一个联合国保护古城建筑小组在湖南武岗的经历，应该说，这个取材领域不会有太多出奇的地方。事实上，以小说固有套路来看，外国科学家、解放军、地下党、国民党军队、军统特务、土匪，以及穿插其间的中外青年爱情故事，可以演绎成一部比较出色、但读过便可能混同在许多小说记忆中的作品。但是，这部小说出彩之处却不在上述层面的因素，而在上述人物和故事发生的地方文化层面上；不是写了什么题材，而是它如何写。正是在这一层面的拓展，我们感受到小说家自觉的民间文化追求，感受到小说作为民间文化载体的艺术魅力。

《花落古城》浸透着“武岗”地方文化营养，这一丰富文化营养与事件的扑朔迷离、人物命运变化共同构建了小说的艺术魅力。小说里的武岗地方文化具有立体性，既有历史沿革，宋元明清各朝的历史轶事，也有自然风貌、民间习俗、传奇传说故事，还有饮食、民间工艺、时令节日、民间戏曲艺术、歌谣俚曲、宗教信仰等等日常生活层面内容，不一而足。写法上，从外到内，由物及人，缘实到虚，所谓“一王府、九塔、九桥、十宫、九庙、九寺、五阁、五楼、八古民间、七石刻”等，以及武岗米粉、武岗卤菜、武岗铜鹅等饮食，人们交往间的辈分、结拜、年俗、婚俗、节气、比武打擂，多种民间工艺和工匠行当、餐馆、酒肆、药房、歌妓等等，加上传说、故事、地方戏曲、傩戏、送行歌、武岗丝竹、掌故、野史等等民间文艺经典文体，构成一幅民间文艺的万花筒。这些民间文化元素，成为一种微型叙事，与中国“第一历史古城”城墙保护事件紧密结合起来，共同营建起一种丰厚的文化气氛，使“武岗城”这个故事发生的区域，成为一种中华古文化的象征。它处在悠久的传统之中，稳固却不固化，弥漫却不虚无。在人们、城墙、街道、风习之中，在待人接物、品评行为、言语举止和风物环境之间，“武岗城”生动地稳稳地矗立在读者的心目中，不是故事发生的环境被动状态，而是成为小说表现的主体。

《花落古城》这个“民间文化+历史传奇”的小说叙事模式，使我深受启发。中华传统文化作为物质的形式（例如建筑、日常用具等）已经有了足够丰富的传承样式，作为精神状态的形式（例如哲学、史学、逻辑） ，也都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甚至作为日常生活的内容（例如习俗、节气） ，也都为越来越多的人瞩目。但是，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来传播、传承中华民间文化、传承中华文化的民间日常生活内容，传播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情状、她的文化内容，使之形成民间文化记忆，甚至艺术化为文化符号，却仍然属于尚未开拓的处女地，有着无限美好的广阔空间。 《花落古城》以丰富的武岗地方民间文化元素的艺术书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尝试，既使我们感受到小说艺术魅力生成的一种机制，又使我们领悟到民间文化记忆传承的一种境界，这的确是小说这一文体的历史新变。恰逢中华文化传统备受关注的时期，夏云华的这一自觉努力，我以为，正是我们当代小说形式值得重视的方向。

小说这一形式从市民日常生活走向社会生活、宗教信仰，转向现代性心理体验的个性化表达和后现代环境的多元文化众声喧嚣，再转向对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的关注，为中国小说在后现代叙事环境中生存，提供了新的机会，也为丰富的民间文化获得新的传承媒介，提供了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