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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学智:“典型论”非但不过时,而且仍需强化

来源:文艺报 | 牛学智  2017年02月06日08:54

“典型人物”最先出自文学领域,后来扩展到了艺术的各个领域,是艺术创作中经常用到的一种创作方式。“典型人物”作为一种理论观点,凝结了历代先贤大智的结晶,像亚里士多德、贺拉斯、黑格尔、歌德等对艺术中“典型”的探索,对这一艺术思想的符号化,都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谱系性贡献。当然,人们公认并熟知的“典型论”的创始人、奠基者则是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一文中,恩格斯首次提出了这一艺术概念,他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因此一般的典型人物都是孕育在典型环境当中的,而不是剥离后独自存在的。

小说等叙事性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具有(有代表性的人物)典型性的人物形象,指那些具有鲜明特点的个性,同时又能反映出特定社会生活的普遍性,揭示出社会关系发展的某些规律性和本质方面的人物形象。典型人物性格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表现为非常复杂的状况,究竟哪种性格成分会成为人物的共性,一方面受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所制约,另一方面又受到作家创作意图的影响,只有直接体现着时代的特色和要求,又引起作者特别注意,并被用以寄托作者对社会、人生等重大问题的态度和看法的性格成分,才能成为典型性格中反映某些社会本质的东西。因此,典型人物的共性一般都带有阶级性,而且带有某一时代、民族、地域、阶层的人物所共有的属性。

在世界文学史上,一提起“典型论”,人们就会不假思索地联想到鲁迅名著《阿Q正传》中的阿Q,它便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中麻木人群中的典型人物;也会不约而同勾连起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因为其名著《人间喜剧》中创造了葛朗台,它即是真实反映1818-1848年的历史发展中法国的典型人物,如此等等。

可是,现在,恩格斯的归恩格斯,世界的归世界,甚至鲁迅的归鲁迅,巴尔扎克的归巴尔扎克,而我们——好像完全不需要这些,我们只需要“文化”。这是我看到的最刺耳的一种理论叫嚣,当然也是最有害的一种思想观点。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他们并不去费心思阐释,他们只在乎莫衷一是的“身份危机”;甚至什么是真正的危机,他们也无暇眷顾,他们只在意一个自说自话的个体怎么能利用别人并把别人如何变成梯子的所谓苦衷。也就是说,本来养了一缸鱼,看着其中的一条奄奄一息,不去测试鱼缸里的水质、鱼食、空气等是否有问题,而是一把抓起鱼,面壁思过,拷问鱼的心灵世界是否出了问题。也如同某些诗写石头,观看或体验的方式方法倒不少,隐喻、转喻、借喻、短句、截句、一次性喷发等等,可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却既感受不到所写的是石头,也无法体悟写石头的人的存在。

我不太清楚我们是什么时候什么语境什么价值,以及在什么样的理论批评家蛊惑下开始钟情“内在性体验”的,我只知道在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一书中是这么说的,我们把我们的思想、观念或感情考虑为“内在于”我们之中,而把这些精神状态所关联的世界上的客体当成“外在的”。或许我们还将我们的能力或潜能视为“内在的”,等待将在公众世界中显现它们或实现它们的发展过程。对我们来说,无意识是内在的,我们把妨碍我们对生活进行控制的未说出的深度、不可言说的、强烈的原始情感和共鸣以及恐惧,视为内在的。正因为“内在——外在”的对立,“内在性”才值得去观照。我也只知道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直陈“内在性”的内涵,“如果主体片面地以一种形式而存在,它就会马上陷入这个矛盾:按照它的概念,它是整体,而按照它的存在情况,它却只是一方面”。意思是,只有通过外在的努力,才能确保实现这内在的。至于法国著作家乔治·巴塔耶《内在体验》一书就更不用说了,它虽然把“内在体验”视为“惟一的权威,惟一的价值”,但别忘了其立论的前提,即专辟一章来批判“教条奴役(与神秘主义)”的用意,在他那里,毋宁说,教条奴役或神秘主义,本来就是实现内在性的天敌。那么,他力倡的内在性体验,其文化功能究竟指向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

恕我直言,“反本质主义”可能是导致“内在性体验”的直接后果,随着《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第二版)》(陶东风等主编)、《文学理论》(南帆等主编)等等的相继出版,也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化日常生活”的日益深入,文学观念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几乎覆盖了所有版面,它们差不多都是在反本质主义的麾下完成的。作为理论,对新生现象的梳理无可厚非,当然,破与立,本来也是新理论生成的一般规律,无需大惊小怪。问题是,一到创作赖以存在的现实社会,你尽管可以假定没有什么惟一的、权威的甚至非如此不可的本质理论或意识对人的影响与塑造,然而,恐怕不能一概认为当下人之所以如此,只是人本身的原因,而没有任何外在力量的反塑造——如果真是这样,差不多所有人都被绑到经济主义价值战车并且惟权与势的马首是瞻的局面,就是个谎言。非但如此,更要紧的是,只要如此前提成立,“内在体验”可能仅仅沦为一场梦话,那与第二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闲话休说,言归正传。这里我想重点强调的是,当下小说创作仍需强化“典型论”,而不是有意淡化或弱化。原因有三:一是满篇迷迷糊糊、莫衷一是的个案“文化”样本,铭写与记忆的其实不是“身份危机”或者别的什么危机,而是使身份产生危机或使别的什么确定性产生动摇的渊薮。申明一点,此处的确定性不是宗法秩序乃至宗教群体的灵异体验,而是个体从传统社会“脱域”之后,“再嵌入”现代社会时所必备的人的现代性诉求。作为一种强烈的意愿,现代性诉求在我们这里不是“过剩”了,该“反”了,而是严重不足。切莫把吉登斯、贝克等社会学家基于民主文化内部全面展开的“第二现代性”现实依据,针对“第一现代性”提出的“现代性的危机”概念,张冠李戴拿来解释我们传统社会转型过程中因现代社会机制缺席而产生的特殊价值错乱问题。二是人人都有“内在性体验”,“内在性”实际成了某种神神叨叨、疯疯癫癫面向道山的邪幻知识生产,它也就不具备基本的世俗性特征了,充其量是一些世俗生活之上的浮游物——离成为个体还远着呢。三是如此打造的千人一面的“个体”,其稳定性极差,盖因没有共同体的思想支持,一旦遭遇近焦距镜头,将会全线崩溃。《三体》《北京折叠》一类作品的不时出现,其冲击力之大,已经部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下面我稍微纠缠几句,举几个正面例子来略说一下今天“典型论”仍需强化的理由。

小说《白鹿原》中有个田小娥,电影《白鹿原》中也有个田小娥,当然是同一个人物。但有了电影,此田小娥已非彼田小娥了。电影中的小娥,虽然也很计较进不进祠堂的事,可是她的身体一旦被利用和消费,连她自己也都不见得意识到祠堂对她究竟意味着什么了。小说则不大一样,田小娥与祠堂、白嘉轩与白鹿原,是棍棒都打不散的一个连体。没有祠堂,就没有田小娥命运;没有白氏家族,也就没有此时此刻的白嘉轩。田小娥、白嘉轩的思想魅力,全仰赖于祠堂与白鹿原这个典型环境,反之亦然。高加林、刘巧珍或孙少安、孙少平分别是路遥《人生》《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这些人物的内在性不比当下小说中的内在性差多少,但为什么人们每遭遇现实就能想起他们,而且这种联想又不是搞笑化、小品化了的所谓“屌丝”“草根”所能涵盖?就是因为前者能牵动一时代整体性的社会巨变和巨变中普遍个体的遭遇,而后者只寄存在社会分层中的某一层,是文学类型化的一个产物,它本身没有蕴含饱满的能撕裂社会结构的能量,即是说按照作家叙事的个人化经验,它们只是一个内心世界需要关注且主体性缺失的存在者而已。

接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潮而来的人物,当然各色各样,名见经传的也不乏数量,可是能留下深刻印象的恐怕也不多。在这不多的人物画廊中,我想,涂自强(《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方方)肯定算一个。涂自强如果还健在,今天也不过中年的样子。今天时代一个底层社会的中年人,活得如此艰难而无助,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丰沛的内在性体验非但没能如期帮助他渡过一次次难关,反而他好像最终也栽倒在内在性上了。而这一点,从文学的情感感染力看,好像是文学的初次发现,其实不然,优秀的社会学早以故事化形式完成了。只不过,方方通过涂自强这个典型符号,再度强化了社会断裂的严重后果,它呈现了社会学所不能呈现的文化政治真相,涂自强一生重要的生命流程,缺失的就是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机制,他意义世界的最终坍塌,也基本缘于此。这一角度,方方的“批判现实主义”这一“典型论”,是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一脉贯通的。阿Q如此,祥林嫂如此,孔乙己如此,倪吾诚(《活动变人形》,王蒙)、庄之蝶(《废都》,贾平凹)、曾本之(《蟠虺》,刘醒龙)、带灯(《带灯》,贾平凹)、茅枝婆(《受活》,阎连科)、马垃(《人境》,刘继明)、村长(《上庄记》,季栋梁)、卓尔婉与丁香婵(《越秀峰》,升玄)等等,亦复如此。如果首先建立不起它们存在的典型环境——孟官屯、西京城、曾侯乙尊盘(器物)、樱镇、受活村、河口镇、某医学院与医院,这些人物连同他们携带着的思想观念,均无从谈起。“70后”李浩《父亲简史》与徐则臣《耶路撒冷》等,之所以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广泛关注,是因为“正确”的历史已历经现实主义、新写实、新历史主义、日常生活等洗劫,要坐实父辈及祖辈的苦难史,个人经验已经十分不够,《父亲简史》变换的多样叙事手段,一言以蔽之,不就是为了研究“正确”之所以一直统摄“70后”一代大脑的“知识考古”吗?这是把知识作为典型来叙事的另一新颖典型论。同样,《耶路撒冷》的经验恐怕不是作者写了理想与拯救,而是用一篇中心人物事件加一篇专栏文章的1+1结构,如此既便于直陈核心事实,又可广泛勾连社会背景,在处理现实生活的经验时,拥有了认知的跨度。“70后”的个人经验,融入到陈忠实、路遥、贾平凹、刘醒龙、阎连科、刘继明等人的思想方向中去,构成了有效的“接着说”。从最初的社会分层,到今天的阶层固化,这一批文学人物的执著与动摇、恍惚与确定、无奈与洒脱、轻信与迷乱、狂热与理智,无不铭刻着我们置身其中社会内层的纹路,它是整体的、普遍的,却又是局部的、偶然的。总之,社会结构对个体的作用力,最终才形成了如此个体,而不是相反。人作为目的来表现,而不是作为文化手段,这是今天社会人们对文学的根本需要,也是“典型论”最擅长的语境规定性所决定的。

大的方面说,当代文学也是一个特殊的“典型论”,它是社会学不小心遗漏的一块荒芜之地,也是政治经济学亢奋话语不屑一顾的致命细节,更是文化产业不拿正眼瞧的人文软肋。

这里似乎有个误区需要加以说明,泛泛地看,叙事类文学不可能没有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并且也不存在何样的典型人物和何样的典型环境的问题。强化“典型论”,是因为文学面对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果仍以一般的人性论、批判论和转型论、城乡二元论、类型论来观照现实,城镇化牵动的微观社会阶层乃至行业集团内部具体分层所形成的固化就会成为文学的盲区。要说文学思想的整体性丧失,其实就在这里发生。我不明白,人们普遍对文学摇头,原因究竟在批评家还是作家,但经过一些仔细研读发现,多半原因可能在批评家那边。第一,今天的批评文章非常繁盛,几乎是先有批评文章后才有作品,当以上提到的几论赫然占领大小版面之时,实际支撑作品的“典型论”,顿时被消解了,给人的印象反而是文学性好像只能是大而化之的那么几条原理。第二,诚如前文所言,今天不管哪个代际的作家,一上手基本都是扑着“文化”而去,写半天,其结论不外乎找情节、细节为自我确认赋形,全然不顾个体发展所需的政治经济支持。理论批评在这个写作流水线中,非但很少质疑,而且多为推波助澜之作,好像认为不管什么文化,只要有很多人认可,就是“文化自觉”,紧接着文化包治百病的意识形态便形成了。岂不知,正是理论批评的顺水推舟,不但制造了批评的虚假繁荣,而且严重遮蔽了使文化成为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根源,文化以及文化叙事反而成了赤裸裸的消费品,它的价值指数、精神航标,就此被窒息,它能动于现代文化与现代社会机制建设的启蒙功能,也就因过于分散而显得非常羸弱了。

升玄的《越秀峰》也许读者还比较陌生,不妨以此为例稍作解释。卓尔婉与丁香婵同为医学院毕业生,也同在某医院就业。卓尔婉出身农村,一直被浓厚的宗法文化所熏染,因为弱小,从小便养成了想要强大必须多点心眼、敢于制造潜规则的价值取向。这样的一个性格养成一遭遇机会,潜能便被激发出来了,会来事,知道怎么摆平上司,对她来说几乎顺理成章,于是她得到了她想要的,算是跻身到了“成功人士”队伍,这对她来说是常理。丁香婵家境没那么悲惨,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可是,她有差不多的文化环境,也几乎从小就知道什么是自重自爱,对于医院的那套“潜规则”,她是懂也装不懂。当然,她也没那么纯粹,消费主义那一套也是掌握熟练、得心应手,类似尝尝鲜之类的事,她也没少干。不过,她的确不愿通过“潜规则”实现那个所谓的“成功”。这是俩人的区别。很难说,如此不同选择,是他们自主的价值判断,也很难说摆在她们面前的就现在这一条路。摸索小说叙事经络,作家不过力图聚焦那么一种个体与环境的关系。在这关系中,读者才会明白理想、信仰一类东西,实际上早已被比理想、信仰更强大的东西所揉碎、消解,剩下的只是如何求得基本的生存权的问题。这样的叙事,可不好随便当作一般的官场小说来读,也不便当作通常所谓“于连式”道德堕落样本来审视,毋宁说,它是权力无处不在的象征。这与我们兴冲冲大谈特谈“内在性”好像太不合拍了。事实证明,这一种典型现实,正是无数芸芸众生无法申张其内在性诉求的本质性限制。

转述这些想说明什么呢?说明现代性在我们这里还基本未曾扎根,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多数文学缺乏聚焦探讨一个问题的微观视野,或者说微观视野被不着边际的左一个人性批判右一个人性批判打散了,丧失了在现今具体社会结构深处打量人的能力,导致一个具体的人,现代性诉求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越秀峰》的确没有过长的历史流程,但它凝聚了一个个体与其环境之间共同生长共同腐烂的机制本身。毋庸讳言,特别是近年来,类似理想、信仰的叙事,实乃是把“典型论”推向文学边缘的始作俑者,结果造成了文学力量远逊于社会学的现实,《沧浪之水》(阎真)、《越秀峰》一类适合并有效作用于当前社会分层的作品,反而成了既断之香火。

“文化叙事”看起来好像跑得非常快,看成色听口气差不多已经走到“反现代性”的程度了。然而,忠实的文学读者,始终考虑的不过是文学与自己的血肉联系。这个自己,可能是鲁迅说的浙江的一条腿上海的一条胳膊,也可能是赵树理的“二诸葛”“三仙姑”,亦可能是农村底层者眼里的“茅枝婆”,或者是维权群众特别愿意交心的“带灯”……我想,再怎么高估,对于热衷文学阅读的人来说,不大可能是谁也弄不明白的大同小异的“内在性”以及由此相伴而生的什么“时间观”。死的哲学问题,凡人没法预言和规划,生的问题和如何生的问题,倒可能是凡人特别上心希望多了解的主要议题。即便“内在性”屁股后面或许还会带个长长的尾巴,诸如“丰富”“复杂”之类。从单纯的认知角度看,毕竟,文学阅读不是使人更糊涂,而是使人更清醒,乃至更觉醒觉悟的过程。

而要实现这一朴素愿望,或曰底线目的,哪怕推到后现代也没关系,作为方法和价值期许,“典型论”非但不过时,而且仍需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