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摆平地方性叙事与超越性的审美关系

作为一个置身西部的农业大省，迄今为止，乡土文学一直是四川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主流。而地方性叙事或地方色彩则是乡土文学的美学原则。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乡土文学”就直接以“地方色彩”(local colour) 命名。其核心涵义是“着重描绘某一地区的特色，介绍其方言土语，社会风尚，民间传说，以及该地区的独特景色”，也就是周作人所说乡土地域中的“土气息、泥滋味”。“地方色彩”具有特别重要的叙事功能，不仅是文学想象其地域文化的重要元素，而且还是文学建构其艺术魅力的特殊路径。它在为不同地域的作家提供文学书写的多种可能性的同时，也使地方色彩的呈现为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意义。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就以其独树一帜、细节生动的地方性叙事，复活了晚清至辛亥年间的“成都记忆”，成为“文学的《华阳国志》”和现代小说史上的经典巨著。

沙汀乡土小说的地方性叙事、以《在其香居茶馆里》和《淘金记》为代表，在深沉冷峻的描述中栩栩如生地呈现了黑暗时期川西北特殊的“乡镇记忆”，很多年后不同代际的人们展卷细读仍然会产生寒气逼人的阴郁感觉。然而，文学的地方性叙事并不是唯一的艺术标准和美学原则。地方性叙事也有一定的艺术局限性。它在强化地域特色的差异时，也可能导致文学书写拘囿在差异性的牢笼之中，从而丧失书写人性和命运的共同性，丧失文学从特殊性中建构普遍性的审美能力，最终还可能使地方色彩成为一种奇观叙事，只能满足好事者的猎奇心态。中外文学史上那些地方性叙事的经典作品，如福克纳的“邮票大小的约克纳塔帕法县”、哈代的“威塞克斯的穷乡僻壤”、马尔克斯的“海边小镇马孔多”、鲁迅的“鲁镇”和“未庄”、沈从文的“边城”、李劼人的“天回镇”、阿来的“机村”等等，在地方色彩的特殊性书写中，最终发现和建构的是民族历史和人类命运的普遍性意义。换句话说，任何一种地方性叙事最终都要寻找或建构一个普遍性的主题，都要历史地展现出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内在审美关系。正如哈代所说，他笔下那些威塞克斯的乡下人物，虽然看上去其“思想感情都带有地方色彩，而实际上却四海皆然”。他的威塞克斯是通向世界的乡村之路，而不是孤悬世外的“桃花源”。早在 1936 年，茅盾在讨论乡土文学的地方色彩时就说: “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所以，地方性叙事的真实奥义在于既能入乎其中亦能出乎其外。

新世纪以来，四川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呈现出一种引人瞩目的发展态势，在作家人数和作品数量上都超越了过去，一些 60、70 乃至 80 后的作家作品，特别是康巴作家群，已在文学界得到了较大的认同和关切。阿来的《空山》和《瞻对》、李一清的《木铎》、颜歌的《我们家》、罗伟章的《声音史》、凸凹的《甑子场》、达真的《康巴》、贺享雍的《乡村志》等优秀作品，都以不同的艺术个性和精神向度获得了自我的超越和提升。可以说，当下的四川小说已然初显出“高原”破土涌动的迹象。但殊为遗憾的是，公认的“高峰”之作还是难见踪影。四川百年现代小说史上的三座“高峰”《死水微澜》《家》和《尘埃落定》已经载入 20 世纪的文学史册。而新世纪的高峰仍让我们翘首期待。从高原通向高峰是一条漫长的文学道路，诚然需要艰苦卓绝的创作努力和矢志不移的艺术信念。但对四川本土作家来说，如何在文学的地方性叙事中提升建构普遍性的艺术能力，找到打通特殊性与普遍性、差异性与共同性的艺术路径，把地方性叙事同民族国家的历史想象，把地方的小叙事同民族的大叙事、地方的小历史同国家的大历史有效地融会贯通，或许正是题中之义。

在此，阿来的创作经验和文学理念值得我们思索和借鉴。一直以来，他始终不渝地书写着藏地的历史故事和现实人生。从上世纪的《旧年的血迹》《尘埃落定》到新世纪的《空山》《瞻对》，可以说是地方性叙事的典型作家。但阿来从来就不是一个仅以藏地故乡的“异域情调”来眩人眼目的作家。相反，他的文学书写拥有深邃的眼光和广阔的视野。在处理藏地题材时，他总是在地域和族群的差异性中寻找人类的共同性。因为在他看来，生存与发展是全球不同地区的人们遭遇的共同性的根本问题，“比起人类的共同性来讲，文化的差异、生活的差异其实是很小的，在生存命题面前，人类的共同性也远远大于差异性”。而要在差异性中找到共同性，阿来强调作家要“有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特别的题材，特别的手法，都不是为了特别而特别。在这一点上，我绝不无条件地同意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这种笼统的说法。我会在写作过程中，努力追求一种普遍的意义，追求一点寓言般的效果”。这是一种通常易于被人忽略的主体意识，那就是在特殊性中建构普遍意义的叙事能力。阿来不同时期的创作也都充分地践行了这一文学理念。所谓“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和普遍的人性指向”，在阿来的文学语境中实际上就是地方性叙事如何实现与民族国家的宏大历史、政治和文化进行对话的问题。《尘埃落定》书写的只是藏地一个土司家族半个世纪的兴亡史，但经由主奴关系、鸦片种植、土司战争、权力斗争和边境贸易等情节设计，麦其家族偏安一隅的小历史事实上就与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大历史艺术地融会贯通了。大历史在小历史的描述中是一种浮动的背景意象，个体的情欲和特殊的权欲也自然地指向普遍的人性，因其如此，那种“普遍的历史感和普遍的人性指向”的文学观念，最终就艺术地成就了《尘埃落定》宏大的文学气象和诗性的美学风格。阿来的文学实践及其可贵的艺术经验应当成为超越地方性叙事的一种美学向度。

( 向荣，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批评寂寞的时候，文学也寂寞

这是套用四川作家何大草一个长篇小说的题目《我寂寞的时候，菩萨也寂寞》。

四川有好的作家，却没有好的批评家。这有点儿得罪人，有些自视很高的批评家会有意见。退一步说比较好，四川有好的批评家，却没有好的批评家群体。其实，在今天，只有行政区划上的四川文学，哪来纯文学意义的四川作家?麦家，我们一直以为他是四川作家，因为他曾经就是我的邻居，可获“茅奖”后，他荣归故里，就成为浙江作家了。“现代性”都是流动的，何况人? 这是个全球化的时代。

但深入文化与文学内里，又真有一批地道的四川文学家，没有他们，中国文学会黯然失色。现代文学史上的郭沫若、巴金、李劼人、艾芜、沙汀等不用说了，当代的周克芹、流沙河、魏明伦也不必说了，即便是今天的阿来、何大草、罗伟章、颜歌等人的文字，离开了“四川”的文化基因还真说不清楚。阿来如何四川，早已被多民族批评家所阐释，在此不赘。何大草的绝大多数作品，都与成都的泡桐树小学、宽窄巷子、将军街甚至支矶石的拴马石、狮子山的红砖小楼有关。罗伟章的那些“乡土”“底层”“教育”的小说，何曾挣脱过宣汉、大巴山的纠缠。颜歌的“伤心故事”、想象虚构，从平乐镇上路后似乎就没有回头的意思。还有一些 90 后的“小”诗人(注意这个“小”指年龄上的“小”) ，譬如余幼幼，她的那些扎根在诗的词语里的感受，后现代的皮相里是四川人的机智、平和与锐利。而以龚学敏为代表的一批中年诗人，他们活跃在大凉山、自贡、蓬溪、德阳、西昌或在某地打工的现场(比如郑小琼) ，他们的诗歌简直就是四川的血肉凝聚。龚学敏写攀枝花的一个“钢”就成就整整一本诗集，而且在文体上的探索、尤其在“诗”与“史”“诗”与“画”的互文上所做出的努力，再一次显示出四川诗人的前卫姿态。四川文化或者说巴蜀文化太具同化力了: 原来，传说中的天府之国，温柔富贵之乡，在文化上却是一把锋利的刀，一旦与此遭遇，谁的时光不被它雕刻?

正因为如此，我们愈加需要一批优秀的四川批评家，不然，远比上述更多的四川作家得不到应有的阐释和传播。如今的媒介社会，不阐释就不存在，不传播就立即死亡。历史自有评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是痴人说梦就是昨日黄花。更何况在海量信息中迷失的人们，更需要专业读者——文学批评家的指引。没有哪个时代的文学，比今天更需要批评家的在场!

进入新时期以后的四川文学，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散文、戏剧，其实际成就远远超过文学史的评价。诗歌一马当先。《星星》诗刊在国家、地方与民间这三元诗歌刊物的格局中举足轻重。莽汉、整体主义、非非主义等诗派引领诗歌潮流，李亚伟、柏桦、翟永明等诗人，批评界根本没有说够。象何大草、颜歌、郭敬明、七堇年这样的小说家，关于他们的批评还没有真正开始，他们在当代文坛的意义，既没有得到深入的阐释，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还有散文。眉山有一个以周闻道为首的“在场主义散文”流派，已有近十年的历史。他们以“精神性、介入性、当下性、自由性、发现性”为纲领，在“在场、去蔽、敞亮、本真”的写作宗旨下，凝聚了一群国内有追求的散文作家，集束式地推出了一批颇有分量和特色的散文作品，举办了六届全国性的在场主义散文大奖，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得到了孙绍振、丁帆、陈思和、南帆等著名学者的好评。有人认为它极有可能带来中国百年白话散文的转型。散文研究专家陈剑晖还把它写进了新世纪的散文史。可如此大的“动静”，几乎没有引起四川评论界的关注，更少看到四川评论家的批评文字。

批评与文学一样，在本质上都是自由的，本不该有更多的要求。但我们是一个组织化的国家，重要的资源在体制之内。四川没有一个好的批评家群体，责任主要不在批评家。总能看到巴金文学院、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的消息，但很少看到签约批评家。批评家似乎无足轻重。四川的各类媒体，为文学批评提供的空间就更不用说了。批评家的自生自灭，换来的当然是文学的同样命运。批评家不是吹鼓手，文学也不怕批评家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怕的是根本没有批评，怕的是批评家完全不说，保持沉默。因为，批评的寂寞，必然是文学的寂寞。

(唐小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沉心聚神 煅铸精品

无论当今文学如何边缘化，都应该承认，文学创作从来都是一种高贵的职业，是一种精神贵族才能玩得起的职业。如果仅想写写玩玩，凭个人的爱好晒点文字，那不叫文学。但如果想成就大事业，给历史一个厚重的交代，就必须沉心聚神、煅铸精品，否则只能充当一个徘徊在文学边缘的匆匆过客。

今年 4 月 29 日，著名作家陈忠实去世，陕西媒体和全国多家媒体迅速跟进，连续刊发相关纪念文章，各界人士也纷纷前往陕西作协悼念，一周内人数过万。5 月 5 日，告别仪式在西安殡仪馆举行，不仅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中国作协主要领导出席了告别仪式，还有上千名自发赶来的各界群众为陈忠实作最后的告别，其规模之大创陕西当代作家几十年来之最。为什么会有如此高规格的悼念活动?除了陈忠实的人品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 陈忠实有《白鹿原》! 这是他的垫枕之作，也是他留给历史的厚重交代!虽然只有一部，但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已经足够了。许多年前，我们曾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但实际上，这个观点永不过时。文学史从来不以作品的数量取人，质量才是取胜的唯一法宝。且不说张若虚“孤篇横绝”的《春江花月夜》，仅曹雪芹没有写完的《红楼梦》就将中国文学史压得沉甸甸的。这难道还不够吗? 有谁还知道他们写过别的作品吗? 可见，写得多不算什么，写得精才是能耐，写得绝才是交代! 而想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具有深刻的思想、敏锐的洞察、非凡的文学感悟力与表现力外，还需要沉心聚神，将文学视为终生追求的神圣事业呕心沥血，才有可能铸造出属于时代、属于民族、属于历史、属于世界的伟大作品。

沉心，意味着四川作家要潜下心来，不跟风，不趋势，不媚骨，始终以坚定的文学信仰放飞自己的文学梦想。

我们知道，新时期四川文坛最先走向全国的著名作家是周克芹，他在《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所塑造的许茂老汉、许秀云，是当代文学史上至今依然熠熠闪光的两个典型。有的写家著作等身，但一辈子也未拿出一个栩栩如生、为人称道的典型，而周克芹仅仅在 22 万字的小说里，就为人们提供了两个不朽典型，这是足以使众多自诩为作家的人为之汗颜的。小说通过普通农民许茂和他的女儿女婿们的生活遭际，揭示了历史的回潮给农村百姓带来的无尽痛苦与人生艰辛，被称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之作。那么，作家是怎样表达这一构思的呢? 毫无疑问，是通过亲情的重建与人性的复归。你看，小说前半部就写许茂一家亲情的坍塌与人性的泯灭:四姑娘许秀云与郑百如离婚后无奈回到娘家，许茂老汉满脸不悦，家里有宽敞的住处也不让女儿住。不仅如此，他明知大女婿金东水生活艰辛仍视而不见，甚至大女儿不幸病逝、别人劝他将自己的寿材先用来安葬大女儿时，他都一口回绝。他面对工作组斤斤计较，赶场时又对危难之际的同胞施以小伎俩。可以说，正是亲情的坍塌与人性的泯灭，导致许茂老汉自私、固执、冷酷甚至绝情绝义。这当然是历史的巨大倒退! 因此，周克芹通过书写许茂老汉重建亲情的转变历程，许秀云由绝望到希望的人性诉求，将人性的光芒重新照耀在许家、照耀在葫芦坝、照耀在刚从浩劫中艰难走出的每一个人的心坎上，也传递出春回人间这一既有时代内涵又有永恒魅力的艺术主题。周克芹在写许秀云时定下这样的基调: “于艰难中含泪直面人生，在困苦中坚忍不拔地开拓未来”，以展现无论世事如何艰辛人民都不会绝望、希望与人民同在的人生真谛与崇高立意; 写许茂老汉时也给他定下“私心重，人正直”的基调，以揭示时代的曲折与人性的复杂。正是这种独特的把握与出色的艺术表达，使周克芹成为时代的宠儿，也成为当代四川作家中迄今为止表现农村生活题材的第一人。而这一切若没有长期植根于生活、沉心而严格地遵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是无法实现的。

聚神，意味着四川作家要集中精力，认准自己的矿脉，深挖下去，挖透开来，挖出属于自己、属于时代、属于民族、属于人类的天地。多年前，鲁迅曾答复沙汀与艾芜“选材要严，开掘要深”。这句话在今天乃至将来仍应奉为创作的指针。那些出色的作家如老舍、莫言、陈忠实、沙汀等等，哪一个没有自己的一方天地? 只要提及北京市民生活、高密东北乡、白鹿原、川西小镇，人们自然而然地将他们的名字与这些关键词联系在一起。这既是他们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中苦心经营结出的丰硕果实，也是他们留给后人的鲜明印记。就当下四川作家而言，不少作家坚守自己脚下的土地，在乡土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有一些作家，创作视阈飘忽不定，时而关注城市时而着眼乡村，时而走笔历史时而尝试反腐，时兴什么就写什么，令人难以琢磨。就主题而言，也是时而表现城市底层民众的生活境况，时而书写教育界的各种乱象，时而展示农村基层干部的不同欲望，时而探索乡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时而回望历史的潮头，时而追求主旋律的感受，时而回忆青春的情怀，时而关注家庭生活的艰辛，自己感兴趣什么就写什么，令人颇为费解。当然，这不是不允许作家开拓自己的新天地，如果作家对其所表现的内容有独到的感受、切肤的体验、精深的理解，在拓新的同时展现精湛的艺术表现力，也很有可能成为文学史上的重要收获。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许多作家在转换创作视阈时，往往既不十分熟悉新的题材领域，又丢失了原有的创作个性，端出来的往往是一碗夹生饭。而作家之所以进行这种创作转换，有时仅仅是因为时下这类题材较受读者关注而自己间或也有所留意，于是在某种动因的驱使下，临时起意，匆忙起笔，当然很难挖深挖透，其它更是奢谈了。特别是那种跨度较大的转换，教训往往大于经验。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即便著名作家也不能幸免。老舍擅长表现北平的市民生活，但抗战时期创作了抗战小说《火葬》，事后自己都很不满意。巴金的抗战小说《火》三部曲与他应有的艺术水平也有相当的距离。而当他们重新回到自己的那片天地后，《四世同堂》与《寒夜》就成为文学史上厚重的交代。因此，我们希望四川当代作家不要心有旁鹜，更不要急功近利，而要找准自己的矿脉，想想究竟挖深挖透了没有? 哪些地方还可以再挖掘? 是不是为之刻上了自己鲜明的印记? 即便如此，还要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煅铸精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给自己的文学人生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为历史留下一个厚重的交代。

当然，成就一部伟大的作品需要多种因素，只有那种集深刻的思想、敏锐的洞察、非凡的感悟力与卓越表现力于一身者，才有可能站上文学之巅。但这类天赋极高的文学精英可遇而不可求。对于当下的四川文学界而言，有不少作家具有良好的文学才能，但却常常在飘移中迷失了自我，这是令人十分惋惜的。笔者之所以对他们投去关注的目光，并对他们有更高的期待，就是希望他们在努力提高文学秉赋的同时，能够沉心聚神，为四川文学更为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不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时代的责任!

(陈思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底气、地气和大气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随着“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而被发明出来，并委以这样那样的重任，为时还不到三百年。而与此同时，“文学的终结”之说三十年前就已经诞生。这不是说它已经消亡，而是说“文学”这种东西被委以重任而整个社会也高度认可其重要意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放在这个“大历史”的视野中来看，当代四川文学的总体状况，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也不必过分苛求、妄自菲薄。我们需要多从建设性的角度谈问题。

首先一点，是要有底气。我们是文化资源大省。四川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历史的悠久，就是在世界上来看也完全拿得出手，足以跻身第一梯队而毫不逊色。我们拥有不可忽视的读者市场，数量不菲的作者队伍，门类齐全的刊物和出版机构。朋友们经常开玩笑说，凭着自己的读者市场、作家队伍和出版机构，四川完全可以“关起门来称王”，自给自足而绰绰有余。不少影视作品乃至新兴的游戏产品，都会想方设法加入“四川元素”，原因就在这儿。近年来，有关方面的扶持措施和支持力度，事实上也相当的大。据我的观察，四川读者的地域和历史认同感，也非常高。所有这些，都是四川当代文学的底气所在。

但如何把我们的底气尤其是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学发展的动力呢? 关键的一点，我认为要接地气。四川现代文学成就辉煌，既有郭沫若、巴金、李劼人这样的文学巨匠，更涌现了何其芳、沙汀、艾芜、陈铨、陈敬容、周文、方敬、曹葆华、罗淑、陈翔鹤、玉杲、邵子南等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名家。撇开时代色彩和历史偶然性不论，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还值得我们今天借鉴，那就是他们的写作大多接得上“地气”，既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又和个人切身经验紧密相关。李劼人的龙门阵及其“成都味”，沙汀川西北乡镇小说的川剧色彩，周文对川康边地军政生活经验的独特描绘，玉杲对大渡河流域袍哥文化现象的发现，罗淑关于沱江流域盐民生活的书写等等，都是现成的例子。而在郭沫若、艾芜、陈铨、陈敬容等人身上，我们也很容易发现那种聛睨一切、一往无前地面对陌生世界、面对未来的抒情气质。这其中，也还隐藏着“闯四川”的底层移民文化精神，和重土安迁的中原文化及其传统的士大夫气质并不完全一样。

因为“接地气”，日常生活中的底气也就转化成了文坛上的“勇气”。周文为自己的小说细节而直面权威，不惜与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学刊物主编傅东华来来回回，展开轰动一时的“盘肠大战”，其勇气就来自于个人直接的生活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在上海、延安、重庆转了一圈之后，沙汀最终还是回到偏僻的川西北故乡，专心致志从事长篇小说创作，为 1940 年代中国的农民文学闯开了一条新路子，更是“接地气”的生活与写作勇气的最好见证。顺便插一句，我个人认为，沙汀的文学成就和历史地位，目前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和评价。

不是说当代四川文学没有“接地气”的作家和写作风格(流沙河始终如一的方言诗歌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而是说，随着中国当代文学日渐成熟并规范化和制度化之后，我们似乎把规范化和制度化本身错误地当成了目的，忘记了“接地气”的重要性。规则永远不是限制，但也绝对不是目标本身，而是“接地气”、激发创造活力的保障。就我有限的经验来看，因为不“接地气”，四川当代文学的底气也就不像历史上那样旺盛，成就自然也在无形中受到了限制，从而在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上面临某种不无尴尬的瓶颈状态。

第三，是希望多一点大气。文化资源丰富、从业人员数量大、期刊门类齐全，是四川当代文学的底气所在。但就我有限的同时也不一定可靠的个人经验来看，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好像不那么充分。大量自办刊物的存在，说明现有的文学期刊还不足以容纳作家们丰富多彩的创作实绩。但另一方面，部分期刊的读者和作者队伍又面临萎缩、老化甚至“圈子化”的问题。我们有评论家协会，有相当数量的文学研究人员，但如何有效地和当代四川文学的发展结合起来，形成良性互动的机制，仍然大有继续探索的余地。有关部门的一些常规活动和制度措施如何与作家的创作活动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也可以大处着眼、从长考量。这一切的最终成果，毫无疑问地应该是优秀作家的养成和优秀作品的诞生。

(段从学，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

 

文学康区

——四川文学新的生长点

四川文学的资源优势在哪里? 这需要我们梳理一下现有的资源格局，从而发掘哪些是被遮蔽掉的和值得被发掘、甚至可以形成爆发态势的。

从传统视角看，西南文学的传统重心在巴蜀文化区，巴蜀文学的核心区域在汉文化区域，这是因为巴蜀文化最早融入到汉族文化、中原文化核心圈之中，现代文学中的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等人也主要是遵循这一传统模式进入中原文化圈来发挥影响力的。当代四川文学中的都市小说、诗歌与新世纪的青春文学、儿童文学乃至网络文学，都是循着这一文化理路而发展的。但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已经面临全球化与同质化、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下的欲望化危机，这种主流文化资源的危机也同样体现在四川文学的发展中。因此，在检讨这种现状的同时，我们须要调整思路，寻找新的生长点。我以为恰恰是一些少数民族作家表现出与主流文学的时间差与文化差，展现出对于灵魂和信仰的关注、对于身份认同以及文化的深层思考。礼失而求诸野，他们令人看到文学治疗的希望与旺盛的生命力。在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西南文学的未来中心将向少数民族文化圈(民族学、人类学所谓的“中间圈”) 转移，西南的多民族文化正因此而成为新的文学资源富矿，诸如康巴作家群、大凉山诗群、广西三剑客等都可见证这种多民族文学的发展，而其中尤为突出的便是文学藏区的崛起。

四川历来是汉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接区，因此，文化融合就成为四川的一大特色和资源优势。如果说云南、贵州等省是以少数民族的多样性而见长，那么四川作为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接触和拉锯的前沿恰恰是以融合而见长。但以往对其重视并不够。传统的题材中，就生活区域可划为都市文学与乡土文学两类，少数民族地区一般被纳入乡土文学。而从民族分类来看，汉族/少数民族的分类固然使各自的特点更鲜明，但也割裂了二者的联系和互动，文化融合的资源优势因此未能充分发掘。

就文学资源的丰富和爆发可能而言，大西南与拉丁美洲最具相似性。大西南文学相对于现当代文化和文学形成对比优势。传统农耕文明、现代都市文明都已过度开发，人们对其资源与模式的思考已经烂熟，这就会走向板结和厌倦。面对想象资源枯竭危机，历史语境中陌生化的大西南成为题材和文化资源意义上硕果仅存的神秘文化区、文学神话区。1980 年代的文化寻根有感于传统主流文化衰竭而另辟蹊径，这个未完成的命题使得大西南文学有成为这样的二次寻根根据地的可能。大西南文学具有的独特资源优势就在于生态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西南由地理到自然生态的多样性决定了文明的多样性，也决定了文明开发的复杂层级，开发的落差使这里既有原始文化的活化石区又具有原始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混杂区，还有原始文明的早开发与早熟区、现代文明的晚开发区。由此带来的文化荒诞感、魔幻化反差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具有最为丰富的资源汇聚和最具爆发可能性的“富于包孕的瞬间”。

美国史学家理查德·怀特“中间地带”理论、人类学学者王铭铭“中间圈”观点，提供了视野拓展，将关注点由以往的汉文化与中央政权的核心圈转向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中间圈”，超越以往的夷夏等级观、文明单向归化观，在不同族群的历史与文化的互动之中，将产生各自新的自我发现与身份重构。熟悉与陌生、历史与现实的会聚下，将是对无数“富于包孕的瞬间”的戏剧性激活。妙趣横生的细节、曲折丰富的故事、鲜活的人物、丰厚的文化底蕴俯拾皆是，由此，中间圈将是最具有文学爆发力、最能产生伟大作品的区域。

文学藏区不是传统的藏族文学，也不是藏区文学，而是超越以往过于僵硬的民族、地域限制，在文化融合基础上的创造。这并非是要去寻找一个既存之物，并非对原有事物的简单复制，也不是要谁归化谁，而是多民族充满文化自豪地共同融合创造的一个新生事物。它的典范意义在于融合基础上的“创生”，即创造新生，这是量变积累上的质变，是对于新的文化身份认同、内在文化经验元素、文学意识都发生质变的崭新文学。中间圈文学爆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而是其文化资源与创作实绩已经进入文学主流，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提供核心动力机制，并改变当代文学主流格局的重要领域，这甚至可能是未来最具活力的区域。伟大的文学一定是以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族群记忆为支撑的，《浮士德》来源于德国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白鹿原》来源于儒家文化和农耕文明的数千年积淀，《尘埃落定》则来源于中间圈的爆发。阿来成为西南贡献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面旗帜，正是文学藏区和中间圈的一大代表。就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形式革新来说，文学藏区催生了新的文学表达形式，1980 年代开始的先锋文学与本土魔幻现实主义正是以文学藏区为基地而启动的。“魔幻”的产生根源于汉藏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文化混血，而其发生机制则在于不同语系之间的相互发现而造成的“魔幻化”体验和话语杂糅。这是民族性与世界性交融而产生的本土化成果，这种魔幻化产生了“马原叙述圈套”，产生了扎西达娃、阿来的文学，成为了先锋文学的启动机制，进而极大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气质与话语格局。而新世纪以来又产生了新的通俗文学类型，何马的《藏地密码》引发藏地通俗探秘写作热。而就文化意象来说，文学藏区催生出了新的族际融合与文化身份认同，催生了新的中国文化想象原型——文化意象“西藏”“香格里拉”，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替代传统文化中“昆仑”想象的可能性。

在文学藏区的建构中，文学康区则尤其值得关注。王明珂认为“羌在汉藏之间”，就文学与文化融合而言，此处可借用为“康在汉藏之间”。“走进西藏”游记书系中有一本阿来的《大地的阶梯》，这形象地描述出自东向西逐层递升的地貌格局。而在文化分割与融合格局上，其实也存在着这样一个逐层递进的阶梯层级。青藏高原相对远离内地汉文化区域，其与四川、陕西为代表的汉文化区域接壤过渡的正是康巴、安多地区，故而康巴、安多地区往往也成为了历史上政权争夺、军事拉锯的区域，也因此成为了两种文化接触更多、碰撞更多、融合更为显著的区域。由此，康巴、安多地区就由大地的阶梯而成为了历史上文化沟通与融合的桥梁。就现代文明的特征来说，康区、安多不如汉文化区繁冗，就藏族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封闭与传承来说，康区、安多不如卫藏纯粹，因此，它们对于汉藏二者来说都有些边缘化，但这二重的边缘化换个视角看正具独特的优势。它是汉藏全方位、长时段的对话区，它是中华记忆、民族性、世界性的结合点。相对于板块中央的凝固和僵化状态，板块边缘的碰撞与融合带来边际活力，这正是现代科技与文化创新的一条根本经验。而文学上，从世界文学先例到中国现实关注，都证实了文学康区的独特价值。有资源储备，还需要点火的导火索，也就是创作与交流的触发机制，这就是文学康区更具爆发力的原因。在都市文学的趋同与后殖民化的背景中，都市固然是经济与资本的高地，却也成为文化的过度开垦区与资源枯竭区。在此背景中，文学藏区开掘出的奇异想象空间与魔幻绚丽色彩成为当代文学的炫目区域，而文学康区、安多则是其中尤其具有爆发力的区域，多元碰撞融合的漫长历史使其文学选择充盈着许多“富于包孕的瞬间”。阿来的创作成就、近年的“康巴作家群”都已证实与实践了这种文学的边际活力。对于“多民族文学”的建构机制来说，文学康区正是探寻多元融合的标准取样，对其的重视也将助推“多民族文学”的新突破。

(白浩，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