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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捷克作家的“疯狂世纪”

来源: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 付如初  2016年09月09日12:09

他叫伊凡·克里玛

在读到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两卷自传《我的疯狂世纪》之前,我先读的是崔卫平翻译的他的一部随笔集——《布拉格精神》。这本书的文章被划分为五个部分,探讨的问题涵盖了童年、记忆、文学、传统、世俗和极权主义等等很多方面。

几乎从一开始,我就被他强悍的思考力击中了,那是一种字里行间散发出来的智慧,一种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只属于读书人的冷峻和清醒。当然,这其间也不排除我对捷克文学、乃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亲近感,因为,我似乎总能从中找到更深层次理解本民族很多文学问题乃至社会问题的有效资源和参照物。比如他在对比思考纳粹德国和苏联对捷克的占领时说:“通常并不是善与恶的力量在互相战斗,而仅仅是两种不同的恶的力量,它们在比赛谁能控制世界。”人,身在其中,只有绵延无尽的无力和绝望,像在全副武装的纳粹看押下、被打上耻辱烙印的犹太人的队伍。他认为,这种绝望感决定了他的观念和写作的主题,但“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唯一拯救世界的希望不是复仇,而是“宽容”。

要知道,作为犹太家庭的一员,他和家人一起被关进纳粹的集中营长达三年,见证了无数的死亡;被解救之后曾视苏联红军为正义的化身,他父亲也由此具有鲜明的“左”倾倾向,加入了共产党;而他的两个舅舅死在为苏联工作的地下斗争中,以至于布拉格的一个广场以他们兄弟的名字命名。

之后克里玛亲历“布拉格之春”、苏军占领和“天鹅绒革命”,也亲见父亲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捷共政府清洗关押,直至开除出党。他自己,则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作品不能在国内出版,只能靠地下出版或者由人秘密带往国外。一度,他也不被允许参加任何和文字相关的工作,只能靠领因花粉过敏而定义的残疾人救济金生活。无论是信仰还是经历,似乎都没有给他“宽容”世界的理由,然而,他仍理性而平和。

据说,这个名字对中国读者来说远不如米兰·昆德拉的捷克作家,在捷克国内的声誉却远远超过米兰·昆德拉,而且作品被全世界翻译的语种仅次于他。因为拒绝流亡、因为参与“布拉格之春”,并一直坚持为争取创作自由而斗争,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写作始终和捷克这个民族血肉相连,使得克里玛和赫拉巴尔、哈维尔并称为捷克文坛的“三驾马车”(一说是哈维尔、米兰·昆德拉和克里玛),在捷克作家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而红遍了全世界的米兰·昆德拉,捷克国内已有二十年不出版他的书。他被视为失去了和本民族联系的、靠展览捷克经验取悦外国人的作家,他的“国际主义”甚至被视为是一种文化上的“叛国”行为。对这个曾经在“布拉格之春”中并肩战斗的同志,伊凡·克里玛也感受到了米兰·昆德拉出国之后写作上的不中肯,也理解国内读者之所以敌视他,是因为他在国外享受着表达自由的时候,捷克国内正在最深重的苦难中挣扎。但克里玛仍然认定,米兰·昆德拉是“这个世纪伟大的捷克作家之一”。正如他理解赫拉巴尔曾向当局表达的忠诚,只是为了出版作品,而不是关心政治、更不是政治投机一样。他依然坚定地认定,整天泡在酒馆里的赫拉巴尔是捷克最伟大的散文作家,是捷克文学的“君主”。

伊凡·克里玛有一种智者的冷静和客观,更有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气。尤其是当这种独立思考被视为异端,放弃它可以获得一切的时候,思考这种行为本身都可以变成代表一个作家的思想质地和人格格局的勋章。

当然,用文学思考捷克的命运这件事情本身,对克里玛而言还远不止这么简单。苏联坦克开到布拉格的时候,克里玛和情人身在国外,妻子在另一个国家,父母和孩子也完全有能力离开布拉格。他可以像很多作家那样,做一个流亡作家。但他几经斟酌,还是带着“不确定、恐惧和放松”交织的感觉,冒着“再进集中营”的危险回了国。而在他不能出版作品、被审查被监视的时候,他总是让自己避免更激进,以免被劝离或者被驱逐。他不想离开捷克,不想离开母语。他幽默地说:“英语可以说一切,但表白爱情怎么能不用母语呢?”

他的世纪“疯狂”的与众不同

应当说,全世界的读者都不缺乏对“疯狂”的二十世纪的认识。这个集中了两次世界大战、集中了两个阵营的“冷战”、见证了人类制度的革命性创造和革命性变化、经历了人类的毁灭性灾难、甚至人性的根本性颠覆的世纪,给人类留下了无穷无尽的伤痛,当然,也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精神资源。我们从太多的历史读物和文学作品中,见证了这一切。

然而,克里玛的伤痛和从中汲取的信仰思考和精神警示,依然能够掀起头脑风暴。不只是他作为一个灾难个体的独特性,也不只是泛泛而言的,他在一个经受了旷古灾难的东欧弱小民族中的代表性。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思考方式,是他作为具有特殊内涵和独特历史意义的作家群体中的一员,在思考历史和未来、时势和命运、精神和自由、独裁和极权等等方面的独特感知和独特表达。一句话,伊凡·克里玛借由一本自传所达到的对一个世纪兼具宽度和纵深的描述,以及由此达到的对历史的洞察和对文学的贡献,乃至对宏大的人类问题的思考深度,不仅因为他作品的主题,更因为他文字的质量。

伊凡·克里玛出生于1931年,而《我的疯狂世纪》则从他开始有记忆写起。在被关到集中营之前,他的记忆是短暂而美好的:父母虽是犹太人,但不信仰宗教,他们出身贫寒,但非常勤奋,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毕业于商学院,是法国公司的职员。仿佛是突然之间,纳粹来了,他们因为血统进了泰雷津集中营,接着分离、饥饿、死亡、恐惧等等一股脑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飞速旋转起来。

整部自传,克里玛采取的都是两条线索并行的叙述方式:全书的主线是叙述经历,按时间线索回忆自己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经历;另一条则是谈论话题,用一篇篇探讨某个相关问题的杂文,讲述自己精神生活和思想生活的蜕变。比如,讲完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他紧接着附上一篇叫《极限》的杂文,综合自己在集中营面对死亡的极限体验和突然被解放的极限体验,探讨极限经历可能带给人的犀利和偏颇。同时,他还对比和平时期人们在乏味的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体会一种人生的悖谬,那就是“没有体会到深刻的苦难就很难真正体会到深刻的幸福”,幸存者的极限经验会转变成一种极限智慧。在与苦难和意识形态纠葛缠斗的时候,他始终未能忘掉人生,他将极限和日常、战争和世俗巧妙地衔接在一起。

读人物自传,我们很少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在感性地体会他的经历和传奇的同时,还能理性地直接认知这些经历和传奇背后所牵涉的历史和文化的深层次逻辑。尤其是对有文化隔膜和历史隔膜的外国读者而言,他不只是让人了解和感受,更催人思考和怀疑。他的自传无限拓展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一部自传的定义。他表达自己,同时也在启迪智慧。只需要看看他附在每一章后面的杂文标题,即可明了他探讨的都是何等重要的问题,他的书中该有什么样的思想容量。比如:思想杀手、乌托邦、恐怖与恐惧、需要信仰、独裁和独裁者、知识分子的背叛、愚民或有关宣传、挥霍的青春、秘密警察、关于精英、关于团结等等。在22篇这样的小文章中,他几乎探讨了与人类社会有关的方方面面,不止是宏观,更多的是史实和细节,甚至他还会联系历史上的种种宗教现象。

伊凡·克里玛用自己的方式给这个疯狂世纪建立了一份历史档案。

所谓历史,更多的时候并不具有实践的功能。正如著名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说的,无论我们在天才的引导下找到多少重新认识历史的角度,比如马克思说要注意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影响、黑格尔提示重视多种文化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制度的生命力、弗洛伊德提示重视个人经验中的非理性和无意识因素的重要性等等,我们都无法借此推算未来将会如何。未来的运行总是超出历史的暗示。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只是重新认识历史,从而更深刻地体会自己身处的现实。面对现实,而不是未来,有时候是历史最大的功用。

而很多小人物的历史之所以会引起方方面面的重视,甚至随着历史的发展,其所获得的情感功能和认识功能都会远远超过大人物,是因为唯有他们才真正体现了历史进程中,绝大多数人做了什么,承受了什么,他们才是人类生活和经历的“极微量元素”的连续体(托尔斯泰语)。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引起更广泛、更持久的情感共鸣,是因为他们弱小而“无辜”,他们是被“大人物”左右的力量,他们是被动参与人类在一次次战争和变革中所体现出来的可塑性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所谓的人类进步,某种程度上只是制度的进步,人性没有进步。人性永恒。

他用理性对待“疯狂”

在已经出版的两卷自传中,克里玛在时间上写到了“天鹅绒革命”成功,哈维尔当选总统,他们这一代作家重获创作自由——当然,后来,更多的变化早已发生,很多问题依然无解。在五十多年的历程中,克里玛既塑造了一个现实的自我,也刻画了一个精神的自我。现实的自我,在“疯狂”的外部世界中如此无辜和弱小,因而显得整部书都是精神的经历盖住了现实的经历。再加上克里玛长于理念和概括的表达方式,更使得现实的自我显得扁平,而精神的自我更为丰满和充实。

甚至,原本该做主干的经历和故事,都变成了密集思想的点缀。哪怕是克里玛坦率书写的自己的两次婚外情,都没有任何世俗气息——他和妻子海伦相互坦诚地交谈彼此出轨的感受,然后相安无事。当然他也检讨,自己把婚外情这种事情都归结为“时代”,也有失厚道。

有关精神的自我,对克里玛而言,对在极端情境下不断寻求人身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作家而言,太重要了,也太急迫了,让人无暇他顾。有时候,我甚至都恍惚,我是在读一本自传,还是在读一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著作。这种感受,跟读卡夫卡和米兰·昆德拉的感受接近,他们仿佛都不是在写故事和人物,而是在表达某种需要探究、需要解密、需要不断破译和阐释的人性隐喻或者政治隐喻。即便是更为幽默和有趣、举重若轻的赫拉巴尔,仿佛也充满了神秘的隐喻和暗示。

克里玛在书中也写到了对卡夫卡的认识、对米兰·昆德拉的认识,当然,写到了与更多作家的交往,比如哈维尔,比如赫拉巴尔,还有因创作《鼹鼠的故事》闻名世界的兹德涅克·米莱尔等等。他还记录了萨特和波伏娃对捷克的访问、他和来自自由世界的作家菲利普·罗斯的对谈等等。

当然,他也无时不在思考捷克文学的传统,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文学发展的规律性特征。他说,在占领政权时候的捷克,“作家被迫说含有寓意的话,寻找各种隐喻,这样才能显得与现实不相干,以便在和审查者的争论中捍卫自己的意图”。同时,作家和读者都对“荒谬”感兴趣,都在努力捕捉政治制度的荒谬,而不是人生的荒谬。尽管他认同托马斯·曼在《一个不关心政治者的观察》中,对现代人精神政治化、把政治当成精神世界的唯一处所的犀利批评,但他还是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所生活的制度下,一切都已变成政治问题。”

在书中,他写到的两个人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是他的工程师父亲。在纳粹占领期间,父亲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被迫为纳粹工作,但他的思想是鲜明左倾的,也做了一些秘密的斗争。战争胜利后,父亲的专业技术还被需要,但为纳粹服务的历史问题则需要审查,为此,他甚至被审判、被抄家,直至被捕入狱、被开除出党。终于被释放出狱之后,他毕生都为重新恢复党籍而努力,这种努力在多年后甚至变成了父亲的遗愿。

第二个是赫拉巴尔,那个写作著名的《过于喧嚣的孤独》的天才作家赫拉巴尔,那个从妻子的角度写自己的自传的赫拉巴尔,一个整天泡在金虎酒吧的、可爱的作家。书中写到,在和占领政权争取创作自由的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作家们空前的团结。克里玛和他的几个朋友并不属于赫拉巴尔最亲密的圈子,但出于对他非凡的创作实力的尊重,他们决定用一种独特的方式为他送一份六十岁的生日礼物,于是他们编写了一份“诏书”,加封博胡米尔·赫拉巴尔为“捷克文学君主”,并庄严地赠给他本人。

这充满了好玩儿的仪式感的一幕,是全书中特别温暖,也特别轻松的情节。一个作家的价值在充满了“爱嫉妒的竞争心”的作家群体之中、在那么严酷的创作环境之下被如此尊崇,在世界文坛上都不多见。当然,伟大的赫拉巴尔,充满了奇思妙想和幽默精神的赫拉巴尔,那个把世界文学的水准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的赫拉巴尔,完全值得这样的尊崇。然而,不久,赫拉巴尔就发表了有损尊严的、拥护现有文艺政策的文字,还不惜为此修改自己的小说。

克里玛对比了他最好的小说之一《时间静止的小城》未经审查前和被审查后的片段,忍不住为赫拉巴尔惋惜,当然他也为他辩白:为什么当大多数人都屈服的时候,要求作家做英雄呢?然而,赫拉巴尔自己没有解释,也没有辩白。他只是不停地写作,偶尔把未经审查的版本寄给地下出版社。

伊凡·克里玛没做过这样的“糊涂事”,但他体谅、理解。包括对苏联占领后的流亡作家,在去与留问题上的选择,他说,关键只在于“一个人认为什么样的价值对他的生命最重要”。接着,他提到捷克历史上非常典型的奇事:我们所有的总统,除了瓦茨拉夫·克劳斯之外,都曾在自己生命中的一段时间里移民或被监禁。

每当看到疯狂世纪造成的人性疯狂的时候,他都把自己和所有人一起放在历史之中。

克里玛的“悖谬”

克里玛在《布拉格精神》这篇文章中说:卡夫卡经常抱怨,在布拉格,每一件东西都是小而狭窄的。2012年,我曾经到过卡夫卡居住的布拉格“黄金小巷”,那种精致的窄小和近乎压抑的逼仄,或许决定了他的作品只能向内,只能面向无限的纵深而不能面对更广阔的世界——而克里玛说,对一个只能承受而不能改变他自身的历史和命运的城市而言,这种小而狭窄,是一种“人性的尺度”,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保存方式”,也是他感受到的这个城市最核心的“悖谬”精神之一。否则,这个城市,这个民族怎么能够熬过那么多次的被占领、解放、又占领、又解放呢?他们怎么面对互相对立的东西在生活中来回出现,怎么克服那难以计数的绝望呢?

“悖谬”是克里玛概括出来的布拉格精神。在他看来,这个城市,从建筑到行事风格,无不体现了这种“悖谬”。而每一个布拉格人,也无不沾染了这种“悖谬”。他在自传中,也反复触及和呈现这种“悖谬”。当然,也因为对这种“悖谬”的体会,他从未流露任何可能令人反感的、基于阅历而产生的智者的优越感。能够在一本自传、一种最自我的文体中,努力摈弃看待世界和人的封闭式眼光,努力为读者打开更宏阔的世界和更多元的视角,几乎可以看作伊凡·克里玛对“悖谬”最深刻的理解。

他在书中写,一个美国记者采访他,问了一个很多人都不好意思问的问题:为什么你的同龄人都死在了泰雷津,而你却活了下来。他显然无法回答,只能推断各种偶然,包括父亲的、运气的等等,然后他不无悲愤地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活了下来,这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但也不是我的过错”,进而,他说:“这是一个奇怪的世界,在这里你必须回答为什么他们没有杀死一个孩子。”

至于在后来的描写中,在经历被抄家、被审查、被监视等等种种极端情况的情形下,“悖谬”的如此渗透更是比比皆是。它如此浩瀚,如此驳杂,如此卓异非凡,如此箴言连连,以至于使得整部书都像一部充满了思辨色彩的启示录、一部充满了刻骨绝望的希望之书。

克里玛说:“这个世界一直发着疯,在这样的世界上,人们如何能够填补空虚,如何逃脱自己命运的无望?”他试着寻找答案,而最后,他借着自己小说的主人公,找到的是内在的自我,是不假任何外求地做自己。他说:

“人生在世,即使是在最好的法律统治下,即使拥有了关于世界和人生的大部分决定权,如果他在自己身上找不到自由,那么,他在世界上也找不到自由。如果高尚没有从灵魂中产生,没有人能授予他高尚;如果他不能摆脱自己给自己戴上的镣铐,没有人能将他从镣铐中解脱……”

在书的结尾,当足以让很多人欢呼自由的新政府对克里玛许以各种职务,包括新党派的成员资格的时候,他统统都拒绝了。他不想当世界的救赎者,因为他意识到:世界并不需要救赎,人类并不需要带领他们走向不久前还难以想象的高度的先知——人类更需要礼貌、工作、诚实和谦卑。这不禁让人想起哈维尔身陷囹圄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

“信仰生活,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