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出生地是兴安盟乌兰浩特，1岁时随父母到呼伦贝尔。所以，我几乎走遍了呼伦贝尔草原，却对兴安盟的草原一无所知。去年夏天，我终于来到了神往已久的乌兰毛都草原。车一开进草原，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舒缓的山峦，层叠渐去，一条蜿蜒清澈的河水穿过草原，流向远方。河边是一丛丛的红毛柳，树丛之间点缀着一头头花斑色的奶牛，有的悠闲地饮水、吃草，有的懒散地躺卧在草丛里慢慢地咀嚼回味。山坡上，像星星一样布满了雪白的羊群……这种田园牧歌的景象即使在神奇的呼伦贝尔也不易看到。这分明是草原中的草原，北方高原的世外桃源。

乌兰毛都乡的书记达胡巴雅尔告诉我，这就是传说中的杭盖。杭盖是蒙古语，即山林中的草地。内蒙古的草原一般分为三种地貌：典型草原、荒漠草原和杭盖草原。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的大部分地区属于典型草原，也叫平草原；鄂尔多斯、阿拉善等内蒙古西部则属于荒漠草原，或叫戈壁草原；乌兰毛都则是典型的杭盖草原。所以，森林、河流、草原和丘陵是杭盖草原必备的四个特征。听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我的朋友、蒙古族歌手布仁巴雅尔唱的那首《迷人的杭盖》：“北方茂密的大森林，养育着富足和安详，露水升空造云彩，生机勃勃的杭盖。蔚蓝色的杭盖，多么圣洁的地方，满山野果随你采，只求不要改变我的杭盖。”多年来，我一直在琢磨杭盖这个词的含义，今天才终于真正理解，原来它包含着如此迷人的境界。

乌兰毛都草原处在大兴安岭向科尔沁草原和松嫩平原的过渡带上，紧邻阿尔山和蒙古国的东方省，是著名的科尔沁草原的一部分。乌兰毛都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就是“红树”，因盛产红毛柳而得名。据说红毛柳一般都长在有水源的地方，树干高大笔直，远看如白桦树，叶子会随着秋天的临近而由翠绿变成枯黄，之后便随风飘落，但是它的枝条却永远保持着红色，远远望去，一丛丛、一片片，如火焰、似彩霞，给静静的乌兰毛都草原增添了火热的激情，也形成了别处草原所没有的独特景观。

历史上，这里是成吉思汗的幼弟帖木哥·斡赤斤的领地。帖木哥·斡赤斤比成吉思汗小6岁，在蒙古帝国建立的过程中，作为左领军，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蒙古帝国建立后，成吉思汗以大兴安岭为分界线，将岭西以海拉尔河、哈拉哈河流域为中心，岭东以洮儿河、嫩江流域为中心的最大面积的土地分封给了他，并让他掌管蒙古大本营的中央“兀鲁思”。成吉思汗带兵出征时，帖木哥·斡赤斤则留守漠北的蒙古大本营，以“监国”身份处理国政。在“监国”期间，他果断地铲除了向成吉思汗发起挑战的通天巫阔阔出，深得成吉思汗和母亲诃额伦的宠爱和信任。《史集》记载：“成吉思汗爱他胜过其余诸弟，让他坐在诸兄之上。”后来，他和他的后人塔察儿又拥立窝阔台、蒙哥和忽必烈登上皇位，巩固了蒙古帝国，成为蒙古民族延续和发展的重要阶段。

回想历史，再看看眼前如仙境般的现实，让我真切地感受到风水宝地这个词。

如今，乌兰毛都是科尔沁右翼前旗的一个乡，蒙古语叫苏木，总面积2408平方公里，总人口约5000人。让我惊讶的是当中竟有98%是蒙古族，这个比例在全内蒙古自治区也是最高的。所以，走进乌兰毛都乡的所在地，在街头，在人们之间的谈话中，你几乎听不到一句汉语。所不同的是这里的蒙古语夹杂着一些汉语的名词，让我这个在北京生活了将近40年的蒙古人几乎可以听得懂。

这种现象确实值得研究。近代以来，蒙古民族与汉族经过长期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了这种特殊的蒙汉杂糅的语言环境。有人说这种变化是对蒙古语言的侵蚀和同化，我过去也认可这种观点，但是当我实地考察后发现，这其实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在语言自身的流变过程中，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主动借用或挪用。语言学告诉我们，语言具有身份认同的功用，“是其使用者的象征。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它浓缩了其民族的法则、传统和信仰。”(见罗伯特·迪克森的《语言兴衰论》)但同时，它也具有交际的功能，是人类相互交流的工具，这就促使语言向便于使用和沟通的方向演变。蒙古语对汉语的借用，就如同汉语对英语、日语等多种语言的借用一样。我当然尊重和热爱纯正的蒙古语，我也不只一次表达过我亲耳聆听蒙古语朗诵诗歌时的感动，我还知道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但是我们只能面对这种变化和存在。

我发现，这种对汉语的借用或挪用多数是针对名词，且多是一些外来的现代词汇，比如电视、冰箱、手机、微信等等，而主语、动词、句式乃至音调依然是蒙古语言所特有的。我还注意到，这种借用大都只限于口语，在书面语中，尤其是在诗歌语言中，依然保持着传统蒙古语的纯粹性。就是这样的充满争议的语言，成了不仅在乌兰毛都，而且在兴安盟大部分地区蒙古人彼此交流的生活语言。

由此，我想到了在乌兰浩特机场的一次有趣经历。我准备乘机回北京前，想买点家乡的土特产，我试着用不标准的蒙古语问了下价格，两个售货员竟然都用蒙古语回答了我，让我非常意外。这里被认为是汉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蒙古语的普及率甚至高于呼伦贝尔、鄂尔多斯。我常常回呼伦贝尔，我在海拉尔，甚至在下面的牧业旗里都很少听到人们用蒙古语对话交流。作为一个从小就远离母语却对母语充满渴望和自豪的蒙古人，我真希望多听到蒙古语，哪怕是这种有争议的不规范的蒙古语。

当天，接待我们的乡宣传部部长斯琴女士带着我们来到草原深处的一户牧民家。一家三代人住在一幢红顶白墙的砖房里，房檐和房门两边雕着传统的蒙古族民间吉祥图案。院子里停着一辆轿车、两辆摩托和两台打草机。院中央放着两个长长的水槽，几只羊将头伸进槽里饮水，见我们来了，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我们。三只牧羊犬在远处的草丛中警惕地站起来，望向我们。

家里的壮劳力都出去放羊和打草了，只剩下老人和小孙子。走进老人的房间，我被迎面墙上挂着的一幅蒙古文书法吸引。斯琴告诉我，这是老人的作品，上面的文字翻译过来就是“宽阔的草原”。我惊奇地转过头，看着盘腿坐在炕上的老人。老人今年64岁，由于有严重的哮喘病，显得非常消瘦，但眼睛却炯炯有神。3年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开始练习书法。笔墨和宣纸是他托人从城里买的，没有砚台就用碗代替。经过3年多的刻苦练习，他参加旗里的书法比赛，获得了三等奖，成了当地名副其实的牧民书法家。

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在呼伦贝尔一中曾经学过一年蒙古文，所以我对蒙古文的书法情有独钟，我还收藏了两幅名家的蒙古文书法作品。两年前，我开始自学蒙古文书法。蒙古文虽是拼音文字，但是又有象形文字的特征，笔画结构特别适合用毛笔书写。据说，蒙古文书法已有近800年的历史，近几十年发展尤其迅速，出现了不少书法大家。我看着挂在墙上用卷轴装裱的老人的作品，尽管装裱得相当粗糙，但是字写得有分量有个性，落款的下方还规规矩矩地印着红色的名章。我没有想到在如此偏远的草原上，竟然还有人这么热爱蒙古文书法，默默地参与着蒙古语言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应我的请求，老人起身为我们写了一幅字：“团结就是力量”。在老人写字的过程中，小孙子一直伏在桌上，用两只小手替爷爷镇纸，眼睛一直盯着爷爷手中的毛笔，眼神和眉毛不时地随着爷爷的笔触一紧一松，似乎是在为爷爷加油鼓劲，让我陡然产生一种感动。

荷兰社会学家艾布拉姆·德·斯旺在《世界上的语言：全球语言系统》一书中说：“要使一种语言存活下去，就得有相当多的人继续使用它，甚至还要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抵御日新月异的社会和语言环境的入侵。”我在前面说到，乌兰毛都乃至兴安盟的大部分的蒙古人在说一种有争议的蒙古语，他们多数人已经失去了蒙古族原有的游牧生活方式，转为农业或半农半牧的生活状态，但是他们至今依然坚持以蒙古语言和文字作为主要的交流工具，这是世界语言史上的一个奇迹。所以，面对非议，他们不必感到尴尬，也没有理由觉得羞愧。我认为，它总比某些“公开表示坚守集体传统，私下却轻视自己所继承的语言和文化遗产，尽量让子女学好优势语言以谋求更好前程”(见《世界上的语言：全球语言系统》)的人强得多。写到这里，我要忏悔在我少年时期仅有的一段学习蒙古语的时间里，没有认真地学习和掌握蒙古语。

告别了老人，我们来到一个叫乌温都日乌乐美的牧场。牧场的主人叫乌云达莱，是一个年轻的牧民，他开了一个旅游点，专门供来往的客人品尝正宗的蒙古族餐饮。我其实一直对旅游点不太以为然，觉得它破坏了草原的天然景观。记得呼伦贝尔的鄂温克旗有一个叫巴音呼硕的地方，是当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的拍摄地，《敖包相会》这首歌就是这部电影的插曲。这里水草丰美，蓝天白云，是呼伦贝尔最美的牧场之一，也是我对草原最初的记忆。1976年7月，父亲与我，和弟弟在离开呼伦贝尔迁往北京之前，曾在这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30年后的2006年，也是7月，我们三人又来到这里，准备再拍一张合影，可是就在我们曾经拍照的地方，已经筑起了一座巨大的钢筋水泥的蒙古包，周围停满了各种来旅游的车辆，远处，成群的马被系上缰绳，载着游客，无精打采地走动。这种景象完全打碎了我童年对草原的美好印象。

好在乌云达莱的旅游点是建在路边，看着更像是一个普通的牧业点。坐在宽敞的蒙古包里，我一边喝着奶茶，一边倾听着主人乌云达莱开发旅游点的经历。起初他并没有计划经营旅游点，只是因为每天挤的牛奶特别多，剩余的部分就用传统工艺做成一些奶干、奶豆腐、奶皮子之类的食品，送给附近的乡亲品尝。渐渐地，就有了开一家奶制品小店的念头。没想到小店开张后，来买奶制品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客人还要求吃现场宰杀的新鲜的羊肉。乌云达莱就和家人一起，搭起几座蒙古包，办好了食品卫生合格证，开始正式对外营业。旅游点开张后，乡里的、旗里的，还有乌兰浩特市里的客人都纷纷来这里就餐，人多的时候要提前电话预定。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旅游点就收回了成本，而且还有所盈利。但是，乌云达莱并没有满足于眼前的成绩，他希望通过旅游点，进一步扩展服务项目，在保护草场、保持草原生态的前提下，让旅游者在领略草原风光、品尝特色美食的同时，多了解一些蒙古族古老的文化、民俗和日常的生活。比如深入牧户家里，感受牧民的游牧生活，比如挤牛奶、接羊羔、剪羊毛、学习手工制作奶制品等，甚至还可以学习蒙古语，学习长调和呼麦。

我为乌云达莱的计划感到惊喜，也为他的远见和精神所折服。我们知道，旅游点是近20年在内蒙古草原兴起的旅游加餐饮的服务项目，这种方式无疑吸引也方便了外来游客对草原文化的了解，同时也为当地的牧民增加了经济收入。但是这种方式毕竟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遮蔽或者扭曲了蒙古族文化最精彩最具特色的部分：一群人坐着汽车来到旅游点，吃手抓肉、喝奶茶，然后骑上被人牵着的马在草地上遛一圈，或者穿上戏服似的蒙古袍照几张相。这种旅游节目在北京的延庆、河北的坝上都可以做到，但却无法真正体现蒙古族文化和草原文明的实质。 由此，我想起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右旗的几位“80后”蒙古族青年，他们从去年开始自发地组织“湖上草原”生态假期活动。他们怀揣着将草原自然生态完整地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梦想，尝试以环保的理念，在旅游中将自然考察、民俗体验、文化交流结合在一起，邀请国内乃至世界各地的热爱自然、热爱环保的朋友共同参与，力图将真正的草原之美和蒙古族的人文之美传达给世人。

800多年前，成吉思汗的幼弟帖木哥·斡赤斤留守在这片风水宝地，掌管并继承着祖先的财富和领地。今天，从乌云达莱，还有那几位“80后”的蒙古族青年的身上，我看到新一代蒙古人对家乡的热爱，对蒙古族文化与传统的自信心和责任感。还有那个我忘了名字却让非常尊敬的牧民书法家，在蒙古文字走向“边缘”的危机中，默默地守护着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

临别时，乌云达莱的一句话让我感慨，让我深思，也表达了我对家乡的一个愿望：“我希望长生天保佑我们，像我们的祖先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永远不要改变。”正如《迷人的杭盖》中唱的一样：“蔚蓝色的杭盖，多么圣洁的地方，满山野果随你采，只求不要改变我的杭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