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哪去了》作品连载(13)

　　入住没有多久，我就注意到这个女人。三十多岁的模样，头发染成暗红色，走起路来肥胖的屁股一扭一扭；因为腋下的肉太多，短短的胳膊如同两截硬邦邦的木棒晃动在身躯的两旁。她几乎任何时候都活动在社区的庭院，什么热闹都要凑上去插一嘴，像是跟谁都认识。实在没有什么事情，她就会提一个篮子坐在庭院的石凳上择菜。我在心里暗暗地将她称为“社区西施”。“社区西施”的家景不错。丈夫是跑长途汽车的司机，同时还有几套房子出租，她当然可以心安理得地赋闲在家。“社区西施”常常扯着自己的衣襟和别人探讨衣服的价格。因为不出门，社区的庭院成了她显摆新装的主要场所。她的声音出奇地大，炫耀之中仿佛要把谁比下去似的。

　　打情骂俏是“社区西施”的日常功课。一个秃顶的男人跟在“社区西施”背后，故作惊诧地喊起来：哇，身材真好！“社区西施”笑骂：滚远些，秃头了还这么风流！秃顶男人涎着脸说：秃头才危险，秃头有魅力呵，想不想试一试？你的那位不在家吧？“社区西施”转身举手作势要打，秃顶男人连忙躲开了。

　　我漫步穿过庭院，丝毫没有和“社区西施”搭腔的欲望。

　　为什么？我突然想问自己。

　　另一些女人在这个社区进进出出，许多男人装聋作哑，仿佛从来没有留意过她们，特别是在他们的太太鄙夷地撇了撇嘴的时候。怎么可能呢？

　　不知“流莺”这个称号源于何处，总之，这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指代。许多从事皮肉生涯的妙龄女郎在这个社区租了一套小公寓，也许是因为附近有许多家星级宾馆。社区里的“流莺”往往一口外地口音，相貌俊俏。夏天的穿着十分暴露，但服装的品味并不低。她们的年龄似乎都很小，二十上下，皮肤光洁，气质清纯，偶尔还有些“酷”——例如戴一副款式奇特的墨镜，或者蹬一双柔软的皮靴。“流莺”握着一部手机袅袅婷婷地从庭院穿过，不和任何人招呼，一副目不斜视的架势。她们肯定知道背后的指指点点，矜持是保卫尊严的一副脆弱的甲胄。

　　当然，这种矜持可以瞬间疾速地卸下。那天上午，一个女郎穿一套白绸睡衣倚在门边的玻璃窗上等人。我请她让一让路。女郎转身顾盼，秋水流波，柳眉粉面之间流露出训练有素的职业妩媚。的确，她们的矜持和风情是张牙舞爪的“社区西施”所无法模仿的。

　　“流莺”白天不出门，活动高峰是晚上的八点至十点。这一段时间，社区门口的水泥桥上常常泊了一些出租车等生意。一个出租车司机曾经说过一个情节：某天晚上，他从宾馆载了一个“流莺”回家。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她竟然借着微弱的灯光阅读英语课本。她毫不忌讳地告诉司机，自己是外文系的大学生。明天要考试了，得抓紧复习功课。她们往往孤身一人，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已被谎言剪断。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利用姿色、身体和性器官供养自己，她们似乎活得理直气壮。我打趣地问司机，有没有动了邪念？司机摇了摇头：问过价格，这种“流莺”不是他所能享受的。停了停，司机又百感交集地说：真是乱了。

　　社区里穿制服的保安知晓“流莺”的一切秘密。他们清楚每一个“流莺”半夜几时返回，有没有带人回来过夜。这些面孔黧黑、身躯茁壮的小伙子每个月收入不足一千，晚上几个人挤在单身宿舍里，性是一个迫切又遥不可及的主题。“流莺”们在眼前晃来晃去，撩得心痒难熬。姣好的面容并没有让他们产生崇敬或者仰慕，如同电视屏幕上那些花枝招展的歌星；眼前是一些唾手可得的身体，只要口袋里有钱。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才深深地意识到自己没有钱。

　　这幢楼房设有两部电梯。独自站地幽暗的门厅等待电梯，监测两个跳动变幻的红色数字如同监测高楼的心率。电梯的抵达就是拉开一个小型舞台的大幕。可以看到什么故事呢？几张木然的脸，还是一个美貌的邻居？一对亲密的夫妇，还是那几个叽叽喳喳的小学生？有时，电梯待在下面的某一个楼层久久不动，犹如一团噎住的食物。满腔怒火地从楼梯冲下去的时候发誓要痛骂一顿，看到两个情侣还在依依不舍地吻别只好蹑手蹑脚地走开。

　　电梯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公共空间，这个狭小的方寸之地常常弥漫了一种无言的紧张。我有时很想写一本电梯社会学的小册子。一个打着鲜艳领带的绅士昂然而入，几个浑身汗酸味的装修民工就该往角落里退一步。如果有一身横肉、架一副墨镜的壮汉往电梯里一蹾，其他人将迅速地构思出某些危险的情节。一个英俊的男子与一个穿着吊带裙的女人单独相对的时候，某种微妙的较量开始了：是男人的贪婪目光灼痛了女人的肌肤，还是女人的浓烈香水呛得男人喘不过气来？许多时候，相遇在电梯里的人们完全将提防和戒意摆在脸上。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和我同时踏入电梯的人不愿意暴露他住在哪一层。他宁愿等我离开电梯之后再按某个楼层的按钮。多数人不习惯在电梯里从事闪电外交，短短的数十秒无法完成必要的交流程序。因此，默然相对是电梯内部的主要情节。这幢楼房的装修工程还没有完全结束，一部电梯内部的木板包装还未拆除。为了避免沉默的尴尬，我常常转脸阅读写在木板上的种种小广告：送牛奶的，干洗西装的，磨地板的，卖家具的，每一则广告下方都附有电话号码。

　　一些感觉良好的人目空一切。他们在手机里兴高采烈地谈论一个私人的话题，进入电梯时嗓门丝毫不减。他们的不屑神情总是让周围的人感到自卑。电梯又不是上司的办公室，有什么必要无声无息地缩成一团？

　　对于另一些人说来，电梯似乎是一个活动的迷宫。我最为经常遇到的是一个老婆婆。电梯的门一开，她不是从某一个楼道冲进电梯，就是从电梯里冲到某一个楼道上，然后满脸疑惑地问第一个遇到的人：现在电梯是往上还是往下？

　　垃圾是巨大城市的排泄物。

　　每一天都有无数人清理抛在城市角落里的垃圾桶，一辆辆大卡车将垃圾运到郊外填埋或者焚烧。拾垃圾的人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文学意象，他们悄无声息地走动在城市暗角的阴影里。可以断定，我的如下想象肯定来自某些文学作品：大卡车轰隆隆地支起了车斗，塑料袋、饮料罐子、废旧的报纸杂志、破电视机、烂衣服、打碎的盘子和缺角的瓷砖滚滚泻下。一大批等待已久的拾垃圾大军蜂拥而上，他们手里的铁耙子开始了急促的搜索。

　　另一些拾垃圾的人是散兵游勇。他们单枪匹马地游荡在街道、社区，详细地侦察围墙的夹角、楼梯底下和公共楼道的边缘。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电梯里经常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即是一个社区内部的拾垃圾者。

　　我不清楚老婆婆住在哪一层。她佝偻着身子，花白头发，暗灰色的绸布衫里面似乎只有一副支棱的骨架。多数时间老婆婆都在各个楼道闲逛，仔细翻检拐角处的蓝色塑料垃圾桶。大楼里的人们匆匆地出入，眼角的余光里不断有个灰色的影子晃来晃去。那一天我清理出一大捆硬纸皮堆在房门口打算卖给废品收购站，转眼之间全都不见了。半小时后又在楼道上遇到老婆婆，她见了我远远地转身就走。显而易见，硬纸皮是她卷走了。

　　老婆婆的房子里一定堆满了垃圾。饭厅，厨房，桌子底下，床前，一摞一摞的废纸和饮料罐子塞满了所有的空间，酸腐的味道四下弥漫。她生活在垃圾之间就像一只蚕生活在层层叠叠的桑叶之间。每一天老婆婆都必须磕磕绊绊好一阵子才能从床前摸到门口。我曾经意外地发现，老婆婆有一个读中学的孙子——一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步履轻盈地跨出电梯叫她奶奶。一时之间我有些不适应：小伙子身上的红色T恤、带有耳机的小录音机和名牌球鞋怎么能接受老婆婆的那一双裂得像树皮的巴掌？

　　不久前又一次见到老婆婆从庭院里经过，突然觉得她的腰似乎又弯了许多。背部隆起来，脑袋向前俯冲，走一步拖一步，干枯的身躯摇摇晃晃，仿佛一阵风就能啪地折断。

　　社区的庭院里来了一队迎新的人群，门口的保安甚至破例地允许两辆锃亮的小轿车尾随而入。一个穿西装、打领带、胸口别一枝花的年轻人显然是新郎，几个跟在后面的人手里捧着首饰盒之类的嫁妆。人群之中一个女人高声喊：新娘漂亮呀！众人齐声应和：好呀！女人又高声喊：姑爷英俊呀！众人又齐声应和：好呀！楼道里响起一阵鞭炮，人群在蓝色的硝烟之中鱼贯而入。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奇特的仪式。成功的爱情事件意味了百年好合，人丁兴旺，值得人们直起嗓门大声叫好。这时肯定没有人想到，失败的爱情又有什么后果？

　　那一天午睡的梦境是被持续不断的警笛强行搅散的。我在床上睡眼惺忪地叹了口气：警车又来啦？当时我丝毫没有想到，另一桩死亡事件又一次突如其来地袭击了这个社区。

　　我是在下午出门的时候才知道出事了。又有一个人从临近大门的那一幢楼上跳下来。大楼周围再度用黄带子圈出隔离带，几个黑制服的警察还在那里忙碌。一堵人墙静默地立在黄带子外面，只有一个人悄声地指着二楼过道的一扇窗口说，那里还挂着死者的一只凉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