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我》作品连载(9)

　　杜高先生的记忆很准确，这个“小青年”的告密原件，就装在我手边的这册档案里。我把复印件给他看了。这个青年叫徐福明，原是大学生，因偷窃被判刑劳改。他想读书，杜高很同情他，还想帮助他，但这个人却表面和杜高亲近，暗地里专门写告密材料，以陷害他来换取政府的信任。《一纸苍凉》中已披露了他写的材料，但收入这册里的这一份，却使杜高加罚了三年劳教。这个“小青年”恶意地揭发杜高骂管教他的李干事“不过是小警察，以前叫狱卒”，李干事怎能不暴怒起来，怎能轻饶过这个张狂的右派呢？尽管杜高立即上交了一份五千多字的申辩和检查，也已挽救不了自己的命运，他很快就被送到另一个农场去继续改造了。

　　我从档案里还看到一封1960年12月17日杜高写给母亲的信，被扣发并当作材料入档。其实这是一封很平常的家信，是儿子安慰母亲的信，流露着思恋母亲的感情。只因为在信末写了“最近看到报刊批判巴人文艺思想，涉及鲁迅的人道主义”这么一句，就被检查信件的管教人员用红笔重重地画了一条杠，信便装入了档案袋。儿子和母亲就这样被隔断了音讯。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当时对右派劳教分子思想钳制之严厉。

　　从1961年4月加判三年劳教后，杜高和一大批新收容的劳教分子被送到了清河劳改农场。他两腿浮肿，大量咯血，濒临死亡，熬过了难以想象的大饥馑的年月。这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杜高的档案里主要是他写的冗长的思想检查、请罪书和改造总结，共有四十一件。也有四份是他反映周围的人埋怨吃不饱饭的言论，但并没有装到那些人的档案里去，反而装进了杜高的档案里，这大概是因为那几个人都不是右派，说几句牢骚话对他们无关紧要，而对于一个右派，就可以看作是他的“改造表现”的缘故吧。

　　又有一份告发他的材料，杜高先生看了后十分伤感。他悲叹地说，这种囚徒之间的互相撕咬和陷害，看起来是一些个人的举动，其实都是在改造者的驱使和胁迫下进行的，这是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的一种特殊的管治方法。

　　1966年8月“文革”爆发后，右派劳教队检查物品，这次检查的重点是有人检举右派队里正在传阅着一本手抄的小说，作者张志华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劳教后从农场逃跑，流浪到了新疆，又偷偷跑去上海，看望他的女同学林昭(林昭后来在“文革”中被秘密处决)。那时林昭正患重病，从监狱保外就医。张志华和她有过最后的一次长谈。不久张志华被公安局抓回农场。他关在禁闭室里，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下了他的这一段惊心动魄的逃亡经历。张志华是一个很有文学才能的青年，他的这篇作品被秘密地传阅着。管教人员搜查物品时，全队人员已出工劳动，只剩下几个病号留在队里。杜高那时正在生病，没有出工，队部便交给他任务，要他写一个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剧本。他趴在炕头写着，稿纸散乱地摊在炕上，稿纸下面就藏着张志华的那个笔记本。检查躲过去了。他把笔记本悄悄还给了张志华。但没有想到这天病号组里还有一个病号，这件事没有躲过他的眼睛，于是他写了一个秘密报告交到队部揭发杜高。这个报告的原件和小组会批判杜高的记录，都在这本档案里看到了。

　　杜高档案中记录的1959年“大跃进”以后的三年大饥馑岁月，劳教右派们所经历的苦难、折磨和死亡的悲剧，使人们惊骇和心灵震颤。杜高经历的那“两个窝窝头事件”，最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残酷的生存环境对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人格尊严的践踏和摧残。那是在1960年冬天饥饿的日子里，一次由杜高为小组打饭，恰好有一人没来，多余了两个窝窝头。杜高没有及时送回伙房，他有过吃掉它们的念头，但他又不敢吃。正在这时，管教干部发现了这两个没有退回的窝窝头，对他进行追问，他立即作了口头检查，但管教干部不罢手，又召开小组会，发动劳教犯对他进行批判，再责令他写出书面检查。在那个寒冷和饥饿的1960年的除夕之夜，监舍铁门外站着荷枪的警卫，杜高便在昏暗的灯光下，趴在炕沿上，一字一字地鞭挞自己的灵魂，坦白交代自己内心深处的犯罪苗头，批判自己的“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反人民”的阶级本性，再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批判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杜高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的《检查》共有四页，前三页和小组会批判他的记录都收在李辉编的《一纸苍凉》中，第四页夹在我发现的这本档案里了。

　　在《一纸苍凉》中还有一些遗落的文稿，也在我收藏的这册档案里找到了。比如杜高写的两篇改造小结，《一纸苍凉》中只收录了小组会对小结的评论意见，没有小结的原件。巧的是这两篇长长的小结也订在我收藏的这册档案里了。

　　经过了漫长的劳教岁月的磨难，我们看到杜高的身体已受到严重的创伤。档案里保存了1966年农场医院的诊查单和病情报告两份资料。他那时已患有重病。到了1969年，他已经对自己的前途完全绝望了。在《又见昨天》中他曾说“我不再是我”，他已经失去了自我，在精神上已经死亡。

　　可是在这册档案里，我发现了一份1969年10月2日一位同他关系不错的难友揭发他的“反动言论”的材料，这是最后的一份材料，因为11月4日他就离开农场遣送回原籍了。这位难友这样写道：“杜高对我说：我们过去(解放前)等待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新时代来到了，但是现在我们又要等待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杜高先生看到这份材料后沉吟了许久。他对我说，时间过去了快四十年，当时是怎么说的一点也想不起来了，这位难友写这篇揭发材料的动机，也猜想不出来了。但这是一句知心话，在那样一个严寒的时代氛围里，只能对信得过的朋友才会说的一句真话。也许那时候我们的内心深处确真闪动着一个朦胧的希望，祈盼着有一天能结束这个苦痛的年代，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也许正是这个希望支撑着我们活了过来。

　　我读完《又见昨天》后很受感动，便在澳洲华人电台连续播送了这本书。许多老年华人联系自己的经历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很多年轻人也纷纷要求重播。我把一盒录音带赠送杜高先生留作纪念。我请他为我写一张字带回澳洲。他笑着对我说，他不是书法家，字写得不好，从没有给人写过字。我一再要求他，只是作为纪念，他才答应了。

　　2007年2月9日，我回澳洲前去辞别杜高先生，并对他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录音访谈，准备在澳洲华人电台播出。和他的亲切会见和深入的交谈，都是我终生难忘的。

　　最叫我高兴的，是杜高先生把一幅已经装裱好的字送给我作纪念。我展开卷轴，读到了这样一段话：“前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磨难和精神痛苦，必将唤起后代人追求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现代民主。——有感于丽江先生收藏《杜高档案》的劳改卷册”。

　　我默默地诵读着，领略着它的深意。

　　2007年5月于澳洲

　　(原载《老照片》2007年第五十五辑)

　　李  

　　辉

　　① 

　　抗战时期，从上海等地转移到重庆的文化、戏剧、电影、美术、新闻界人士吴祖光、     丁聪、吕恩、张正宇、张光宇、盛家伦、戴浩、高汾、高集等人没有落脚地，回国参     加抗战的爱国华侨唐瑜为他们搭了一座竹结构简易房。周恩来指派夏衍经常去关照他     们，他本人和郭沫若、徐冰等同志也常去探望他们。黄苗子、郁风自己有房住，也常     去和这些“流浪者”吃住在一起。1943年1月，重庆《新华日报》纪念创刊五周         年，举办文艺演出晚会。戏剧家欧阳山尊、李丽莲夫妇演出了解放区的著名歌剧《兄      妹开荒》——勤劳的妹妹改造好了不爱劳动、有点“二流子”劲的哥哥。由于借住在     唐瑜竹制简易房的文化人大多没有固定职业，过着近于流浪式的生活，对“二流        子”一词又颇感新鲜而有趣，遂相互对称“二流子”。有一次，郭沫若又去看望他       们，也说了句玩笑话：“我看你们这里就叫作‘二流堂’吧。”还随兴题了块匾。这便     是“二流堂”的来历。

　　《一纸苍凉》

　　丽江(澳大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