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我》作品连载(5)

　　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忽然觉得胸背疼得手都抬不起来了，这时别人都已经穿好衣服排队去了，队长在点名了。哎呀，我动不了了，我不能穿衣服了，我坐在那里呻吟。这时班长跑了进来，说：你怎么搞的？就拉我下炕。我说：我今天不行了，我这个胸和背呀，疼得简直是，手都不能抬了。他说：那也不行。他就用力帮我把棉衣穿上，拉着我去排队。到了工地，我就靠在冰冻的土坡上。这时队长过来了，说：你怎么不干活？我向他求饶了，哀求他，我说：不是我不愿意干，我实在是不行了，我这个背呀、手呀都动不了。他呵斥我：干活去！你们这些右派呀，就是会搞这一套，会找理由，你赶紧给我去干活！你们那些花言巧语，你干活去！我没有办法了，只得咬牙跟着队伍干活，实在是干不动了。

　　解说：1962年的春天来了。杜高和几百个右派劳教分子一起转移到另一个农场接受改造。比起以前的劳改农场，这里的条件要好得多。

　　杜高：我记得我刚到那个队的第一天，来查房的那个队长看我还躺在炕上，一个罐头盒子，摆在枕头边，因为我晚上咳血，他一看，满满的一罐头盒子血，那个队长姓高，叫高队长，他很同情我了，他把眉头一皱，低声地说：你不要出工了，你到病号组去。我记得这个话，因为劳动教养以来的这么多年，这个队长第一次用这么和蔼的语调跟我说话，这是第一次，我很感激他。那以后，我就没有出工了。

　　陈晓楠：大饥馑的严冬终于过去，杜高和一群在饥饿年代幸存下来的难友又被带到了北京南郊团河农场继续劳教。在“继续教养三年”的时间里，杜高忍受各种困苦，希望能够如期地解除劳教。可是到了1964年，在他劳教期满的时候，却没有人向他宣布解除劳教的决定。杜高说：这样算起来，从1958年的不定期劳教，到1961年的延期三年，再到这一次的无限期的延长，组成了我的劳动教养三部曲。在这漫长的十一年半的时间里，杜高几乎走遍了北京市公安局管辖的所有劳改单位，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号”。每一年，杜高都要填写一张解除劳教申请表，一张张表格，一年年照抄下来，几乎一个字都没变，唯一变动的是杜高的年龄，每填一张，便长了一岁。

　　解说：时间到了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不过，身处劳改农场的杜高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他从“专政对象”变成了“保护对象”。

　　杜高：我非常感谢这个劳改农场，因为什么呢？事情很妙，中央“文革”有一个规定，不许冲击专政机关，不许冲击监狱。红卫兵什么都可以冲击，党政机关、学校电台，不管什么地方都可以冲击，但是有一条，监狱是不能冲击的。我们那个队长就跟我们讲：你们要好好地老老实实干活，我们保护了你们。红卫兵要来啊，听说这里有个右派队，有几个著名的右派，红卫兵来了拿皮带可是要把你们都抽死的。他说：我们拦住了，不许他们来，他们要来了，你们一个也活不了。我们很害怕呀，提心吊胆，还好，我们在这个劳改农场里被保护起来了。这个事是非常妙的，很有戏剧性的，事物转到了它的反面了。

　　解说：虽然杜高并不在“文革”风暴的中心，虽然他在劳改农场得到“特殊保护”，但是这场“革命”还是让他无时无刻不感到神经紧张，因为国家政治动向的变化，也关系着他的个人命运。

　　杜高：我从《人民日报》看到文章，《人民日报》一个整版。我看了以后，简直觉得我这一辈子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因为什么呢？到了“文革”，我已经劳改了十年了，我的罪行不但没有减轻，它又升级了。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我们这个“小家族”是以吴祖光为首，到了“文革”变成夏衍为首了，把“四条汉子”(周扬、田汉、阳翰笙、夏衍)揪出来了嘛，以夏衍作为后台老板了。到“文革”深入以后，《人民日报》的这篇大批判文章里，把“二流堂”“小家族”的后台老板又变成国家主席刘少奇了。我做梦也梦不到这个上面去，他怎么会变成我们这个小集团的后台？

　　解说：尽管自己的罪行升级让杜高感到莫名其妙，但是，更让杜高感到莫名其妙和慨叹的是，原来曾经审查、批判过他的三位文化部领导竟然也成了被打倒、被批判的对象。

　　杜高：他们的命运都很悲惨。领导“肃反”运动，在文化部直接管我的这个“小家族”案子，而且做了最严厉批示的那个徐光霄副部长，他进了秦城监狱，他作为“走资派”第一个就抓进去了。“反右”运动在首都剧场的文艺界两千人大会上宣布给我戴上右派帽子的陈克寒副部长，跳楼了，把腿摔断，也被抓到监狱里去了。最悲惨的是刘芝明副部长，他是后来专管“二流堂”“小家族”专案、给我们做政治结论的人，当时他把自己当成胜利者，完全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向我们宣布这场斗争以他所代表的无产阶级获胜而结束。这位刘芝明副部长，他的命运实在使我大为叹息。到了“文革”，他被作为文联系统最大的“走资派”，被造反派抓起来，叫他交代罪行。交代什么呢？要他交代“二流堂”“小家族”的罪行。他哪里交代得出来呢？他是只管批判我们的，他交代不出什么来。造反派就说他是“二流堂”“小家族”的包庇者。“文革”跟“反右”相比，就更野蛮更残暴了，交代不出就打他，用皮带抽他。哎呀，他的年纪很大了，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打呀，他硬给活活地折磨死了。据说他的儿子到医院，看他要死了，还同他划清政治界限。儿子都不怜悯他，走了。真是悲惨。

　　陈晓楠：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之前，杜高是一个活泼开朗而且说话毫无顾忌的青年，即使在劳动教养期间，杜高也依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然而，在杜高最后三年的劳教生活里，他身上的锐气被一点一点地磨掉了。杜高档案当中，从1966年到1969年，这三年的材料，除了一些别人的检举揭发和汇报之外，大都是杜高自己写的检查和自我批判，而且越写越长，标题从原来的《思想检查》《思想总结》也变成了《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以此作为自己已经“改造好了”的佐证。

　　解说：1969年是杜高劳动教养的第十二个年头，因为长期患病得不到治疗，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衰弱，又因为对政治前途的无望和人生前景的迷茫，他的精神世界已经濒临崩溃，这个时候的杜高变了，他早已经不是十多年前那个爱发议论的青年了。

　　杜高：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我知道一切都不行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我要生，我要生存下来。这个时候我开始想到，我要生存，怎么才能生存？只有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我就大量地写这个。我学会了，我懂得了，我再不要讲自己想讲的话，我再不想用自己的头脑去思维，我就按照《毛泽东选集》的思想来思想，按照毛主席的那本语录来说话，这样我能不能回到人民队伍里面来呢？果然，最后说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向毛主席低头认罪，有了好的表现。

　　解说：尽管杜高的学习心得都是连篇累牍的歌颂领袖，不厌其烦地表白自己对领袖的忠诚和热爱，但是这些在今天看来愚昧可笑的文字，成了批准杜高摘掉右派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的依据。杜高档案的最后一份材料就是这张《解除劳动教养呈请批示表》。批准解除劳教的日期是1969年4月23日，但是直到半年后杜高才获准离开劳改农场，被遣送回原籍湖南长沙。

　　杜高：我回到我的故乡了，我回家了。因为我刚从农场放出来，我刚刚得到自由，我精神上跟在监狱里还完全一样。我总感觉后面有人在监视着我，我不习惯自由地走路，虽然没有人强迫我，也没有人跟着我，但我总感觉和在劳改单位一样，我走路非常注意，好像队长时时在监视着我。我被囚禁的时间太长了，一时解脱不了。

　　解说：回到长沙后，杜高流落在城市的底层，成了一个靠做临时工为生计的闲散劳动力。十年间，他拖过板车，描过图，干过零杂工。不过，杜高虽然从形式上恢复了人身自由，但是他的思想和行动已经变得非常迟钝，终日处在一种惊恐状态之中。

　　杜高：回到长沙以后，我非常警惕，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加上我的身体也很不好，就在街道上老老实实地干活，给我多少报酬我就拿多少报酬，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改造，受到这么沉重的惩处，就我个人讲，我变成了什么呢？我变成了一个虚假的人。我很谨慎，我得学会去适应这个环境，使人家感觉我是一个很老实可怜的人。贫穷已经使我很衰老了，我变成了一个外表显得老实可怜、用力压抑我的内心情感的这么一个虚假的人。正因为这样，我获得了安全，这个社会容忍了我，人们跟我谈话，街道干部找我谈话，我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我再说我最近在干什么，我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他们认为这个右派分子改造好了，这个知识分子变好了，但是这个我已经完全不是我自己了，所以我最后的结果是“我不再是我”。这就是这个二十五年，从“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劳动教养，经过漫长的劳动改造，除了让我的青春生命死亡，除了让我的青春年华毁灭之外，把我变成了一个“不再是我”的这么一个虚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