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我》作品连载(2)

　　陈晓楠：在20世纪50年代，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在文艺界已经是小有名气。他们身上涌动着青春的激情，他们自信会拥有美好的前程。但是，随着1955年的一场“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的不期而至，这群一心沉醉于艺术之梦中的天真青年，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会被卷入到政治运动的漩涡当中。杜高的档案材料就是从这场“肃反”运动开始的。这一年，杜高二十五岁。

　　解说：“肃反”运动的前奏就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声讨。1955年，以胡风为首的一批作家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遭到震荡的开端，也正是这个运动导致了杜高整个中青年时代的灾难。

　　杜高：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跟我住在一个小楼上，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一个很勤奋很有才华的作家，我非常爱这个人，他就是路翎。我跟他住在隔壁。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所以是很好的朋友。没有想到的是，1955年，他由于和胡风先生的关系，被作为胡风集团最重要的一个分子，开始批判他。

　　解说：路翎受到批判，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处境也十分尴尬，因为谁都知道他们和路翎关系密切。尽管他们与胡风并没有直接的联系，更没有见过胡风本人，但是灾难还是落在了这群年轻人的头上。

　　杜高：到胡风问题一爆发，我们都被隔离审查，要我们交代和胡风集团的关系。胡风是怎么指示你们的？你们是怎么为胡风服务的？你们是怎么执行胡风的指示，来进行反党、反革命的？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吓得不得了。我后来听说，把蔡亮关起来的时候，他那时才二十岁啊，是美院的研究生，他都吓哭了。他说，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胡风啊，我讲得出什么呢？还有一个朋友叫陶冶，他在文化部工作，文化部对外联络局的，做对外文化联络，他也是育才学校的学生。他那时和周而复、郑振铎他们出国访问去了，回来一下飞机，来了两个人，把他直接带回文化部，不许他回家。他问，怎么了？那些人说，要你交代跟胡风的关系。他说，我不认识胡风，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交代什么呢？那个人马上掏出公安局的一个什么证件，说，你交代杜高、汪明给你的密信。因为胡风集团是从他们的密信开始揭出来的。他一听就知道糟糕了，发生了什么大事情了。他也马上被隔离起来，他知道自己陷入一个很大的政治案件里面了。

　　陈晓楠：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之后，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派人强迫杜高搬家，从青艺宿舍搬到了北新桥大二条49号院里面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后来杜高才知道，这里就是路翎的隔离室，几天前他刚刚从这里被公安局逮捕。杜高搬进来之后就失去了自由，开始隔离反省。而他的朋友汪明、田庄、蔡亮等人也相继被隔离审查。在当年中国的政治斗争当中，被打倒者往往会被冠以某些特定的名号，这一点上，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当然也不例外，他们的名号是“小家族小集团”。

　　杜高：因为胡风是一个集团，然后一看我也有这么多朋友，他们就想这也是一个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叫“小家族”，说我们是个“小家族”。为什么叫“小家族”呢？大概是哪一次大家聚会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随便那么说的，说我们都是一群流浪儿童，像一个母亲生的孩子一样，这样一个“小家族”。这样，不知道谁这么说起来的，后来就叫“小家族”，那么人家一听，这个小集团还有个名字呢，那不更好吗？那么就开始深挖，就各个击破。

　　解说：在杜高的档案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有关“小家族集团”的材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材料是杜高在1955年7月31日写的《杜高交代“小家族”的情况》，尽管其中加了不少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文字，但仍然可以看出杜高对所谓“小家族”情况的如实交代和真诚态度。而在另一份专案组的上报材料《关于“家族”小集团的情况》中，它们已经演变为“小家族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证了。

　　杜高：对我们这个所谓小集团，当时写了很多材料来交代，也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啊，说话是非常随便的，无所顾虑的，有的时候也喜欢传播一点消息，文艺界的消息。现在看来，这都不是什么政治性的内容，都是文艺界的一些消息吧。那时认为是不许谈这些东西的，认为这些东西都叫作流言蜚语，说我们是传播政治性的流言蜚语。这就严重了。而且说我们在一起是抵抗革命的集体主义，因为党提倡的是革命集体主义，而我们这些人是表现自己的个性，张扬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一些追求，这都是对抗革命，都是不允许的。

　　解说：同任何年代的年轻人一样，杜高和他的朋友们身上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属于年轻人的弱点和缺点：幼稚、轻率、爱表现自己，有时也很狂妄。杜高曾经对朋友说过这样一句相互勉励的话：将来文代会的主席台上将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要有这个志向。但就是这样一句话，不知被谁检举揭发，经过专案组的改造，变成了“小家族集团”的“政治纲领”，含义就是“小家族”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篡夺党的文艺领导权。在杜高的档案里，像这样的检举材料比比皆是，就连他十六岁时写的文章都成了他反革命的物证和罪证。

　　杜高：到我亲眼看到了我的档案的时候，我才懂得政治运动的档案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并不是全面地去反映你这个人，而是要把你塑造成一个他希望你变成的一个什么样的人，收集了这么一大堆材料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要把你塑造成一个反革命，要把你送去劳改了，他就不能说你这个人还是有些革命表现的，那些材料都不要了。他就专门抽那些对你不利的，哪一点是讲了一句对共产党不满意的话，或者是什么，他要的就是这些材料。所以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这是我原来想不到的。我以为一个人的档案应该是反映他的各个方面，很全面很客观的，但不是这样，档案是按照运动领导人的意图，经过选择，经过编选，经过改造的。

　　解说：在隔离审查期间，除了接受专案组的审讯之外，杜高还要参加群众斗争大会。

　　杜高：我很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群众斗争会。在我们机关里，由剧协的一个副秘书长来主持这个斗争会。他宣布，把反革命嫌疑分子——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给我定案——把反革命嫌疑分子杜高带进来！然后就有一个人把我带进去，让我站着。那个时候很热啊，1955年的夏天，非常酷热的天气，我一直流着汗笔直地站在那里，要我交代跟胡风的关系。然后大家呼口号，你不老实什么的。我感觉到这个斗争会，倒不是呼喊口号的那个声音，要打倒你呀，要你交代问题呀，你老实点呀，这些话给我的压力特别大。比这更刺激我、压迫我的是会场上一些人的那种表情，因为开斗争会的那些人啊，都是机关里面原来认识我的，有些人原来对我是很友好的，但运动一来，立刻换了一副面孔。你在挨斗，他在嘲笑你，他对着你笑，你越狼狈，他越高兴。这种人对人的冷酷，这个给人造成的心灵伤害呀，对当时的我，对我的自尊心的伤害，真是很惨重。

　　解说：到了1956年10月，也就是在杜高被隔离反省一年零七个月的时候，“小家族”的问题总算有了个说法。

　　杜高：给我的结论说：这是几个青年，几个思想落后的青年的结合。就这么个结论，给我们行政降级处分。但是这个结论没有摆到我的档案里面去，因为没有把我打成反革命，没有给我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只是说我们思想落后。他不能认为搞了你十七个月呀，搞了一年半，不能说全搞错了，他不能承认这个搞错了，于是又说我们思想落后，说我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特别大。挑了我几个作品吧，几篇文章，说我有胡风的文艺思想的影响，说我搞那个小圈子活动吧，那么给我行政降级处分。

　　解说：与此同时，“小家族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分别受到处分。有的被调离岗位，有的被分配到西安、贵州等地。经过这场运动后，杜高和他的朋友们已经不能像以前一样形影不离了。不过，“肃反”结束后，中国社会似乎平和了一些，人们喘了一口气。但紧接着，1957年来了，谁又会想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又将席卷中国大地呢？

　　陈晓楠：在杜高的档案原件当中，还塞着一张日期表明是1955年8月12日的一张小便条。这一天，杜高正在群众斗争大会上接受批斗。而这张便条里面，提到了吴祖光、黄苗子的名字。实际上，这一张小纸条的出现，可以说预示了另一场运动的来临，其中的一个大案就将会涉及戏剧家吴祖光等等另外一大批的文人。而和吴祖光关系密切的这个所谓的“小家族集团”自然也脱不了干系。1957年春天，刚刚恢复自由的杜高被安排到成立不久的戏剧出版社。这一年的年初，费孝通先生写下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不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个春天其实是非常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就在这短短的春日里，杜高的生活当中也发生了几件事情。他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看望了路翎的夫人，发表了小品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讽刺官僚主义，并且和诗人唐湜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来批评剧协领导。就是这样的几件事情，在随后而来的“反右”斗争中，统统被算作杜高的右派罪行加以声讨，并且载入档案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