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目的美好生活》(7)

　　我年轻时候认识一个读书非常多的男孩子，他很刻意地不修边幅，瞎子都能看出他是个知识分子。他随时随地在看书：马桶、床头就不用说了，他能做到坐车看书从不晕车，做爱看书照样高潮，可以说练了一身看书的功夫。这人现在得有五十多了，最近听说他从写自己的书堕落到给老板写传，从被两三个比他小的女生伺候，到伺候一个比他大十岁的老女人。我已经多年没有见到这个人了，但是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读书的长期效益还是挺值得怀疑的。

　　我老觉得这盲目地读书没啥用，看完书倒背如流是知识消化不良的表现，就跟吃了一顿大餐以后抱着马桶呕吐一样，那营养没吸收进去。一天到晚嘴边挂着名人名言的大概都是有消化问题的人。

　　至于卖包的和教书匠的故事，最近听说他们又邂逅一回，还是在飞机上，都在头等舱。教书匠拿到终身职位，因此也开始穿戴国际名牌了，而卖包的去上了个EMBA，回来也升为品牌经理了，两个人在飞机上聊得非常投机。

　　革命就是不请客吃饭

　　我家饭桌后有一排霓虹灯：“革命就是请客吃饭。”有一次一个电视台借我家拍东西，拍完以后导演打电话跟我抱怨：“晃姐，你那霓虹灯可把我害苦了，我还以为就是毛主席那句话，谁知道被你篡改了，让我们制片看出来了，只好把所有霓虹灯的镜头全剪掉。”

　　我觉得这个制片过于敏感，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理解我为什么把“不”字去掉，因为现如今，饭桌就是沙场嘛！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毛主席当年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种比喻，因为当时在延安闹革命没好东西吃，肯定有同志叫苦叫累，在枪林弹雨中精神不集中，满脑门子红烧肉什么的，哪能不叫领导替他揪心嘛！所以要提醒大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打江山，就必须有吃苦的毅力。

　　而现如今，请客吃饭已经绝对不是老革命偷偷向往的有吃有喝的好日子。饭桌早就变成了沙场，抢生意，赚大钱，怎么少得了请客吃饭这个环节。和打仗一样，吃饭风险很大。我听说一家名牌酒举行过一次盛大的晚宴，招待各路名流，结果不知道哪道菜不是太新鲜，各路名流半夜两点在医院急诊室又汇集了一次，个个穿着睡衣，捂着肚子排队打点滴。其他风险还有饭桌上说错话，这种错误是我经常犯的。有一次在一个饭桌大讲二奶的笑话，结果是我那一桌都是二奶。还有就是请错人，也是我经常犯的错误。比如我以为张三是腰缠万贯的市场部经理，结果吃到一半才知道他的市场经费已经被砍掉一大部分，或者干脆，这人已经辞职了。这要是打仗的时候，就等于带着部队攻了一个没有敌人的山头，还浪费了很多枪支弹药，多丧气的事。所以，时代不同了，革命方式不一样了，现在请客吃饭就是为了革命，为了发家致富，翻身做主人。

　　这点道理，有的外国人早就搞明白了。八十年代中，我在一家咨询公司当差，我的老板虽然是个美国大妞，但是精通中国饭事，经常为了革命大摆饭局，是她给我上了吃饭的革命意义启蒙课。她每次请客都亲自排座位——什么级别的美女，配什么级别的关系户；亲自定菜谱——什么价格的佳肴配什么大小的买卖；亲自定酒水——什么度数的酒配签合同时对方所需要的糊涂程度。这些她不仅了如指掌，而且有神仙般的第六感，每次重要的饭局她都亲自当翻译，一边是外国CEO，一边是中国部长，她笑眯眯地给他们当翻译，说的其实跟两个人的原话毫无关系，基本上属于她自己自说自话。我第一次纠正她，被她臭骂了一顿，她虎视眈眈地看着我说：“我要是把他们说的真翻译给对方听，还可以签合同吗？”也是，从此以后我也学她那样当翻译，以至于有一天一个外国人问我：“我就说了一个no，你怎么翻译了十几分钟啊？”

　　我想都没想冲他说：“你懂什么，中文里说no可复杂了。”

　　想想我已经“革命”二十多年了，吃了无数顿饭，可以说是久经沙场了。最难吃的是一次为了谈奶制品合资吃一桌“全奶席”，居然道道都是甜品，最后一道是冰淇淋饺子。最恐怖的饭局是在原来北京动物园里开的餐厅，主人居然非常自豪地说，我们今天吃的都是昨天刚死的动物，外面绝对吃不着。结果没有一个人敢动筷子。

　　想了想，今天真的要是有革命举行就是罢吃，就像解放前工人罢工一样。像我们这样的“老革命”，天天想回家喝粥。显然，我们的革命毅力在逐日递减。如果我们真的要闹革命的话，大概就是不吃不喝，哪个做买卖的敢说我就是不请客吃饭，那才叫牛。也许，我也应该把墙上的语录改成“革命就是不请客吃饭”。时代变了，革命需要真的不一样了。

　　牛主编

　　干了将近十年刊物我才悟出来：在杂志社最牛的还是主编。出版人虽然是发工资的，但是实际上就是给主编擦屁股的。主编越牛，出版人越。

　　《财经》很牛吧？那是因为胡舒立是非常牛的主编。我其实是个爱说话也能说话的人，但是看见胡主编我就全歇菜了。初次跟她见面，我真的是怀着非常崇拜的心情：“久仰，久仰！”我说。

　　“你就是洪晃啊？”她回答道，“你还瞎弄什么时尚杂志，到《财经》来给我拉广告吧。”

　　《财经》杂志是金融界最好的八卦杂志，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要是想看看谁出事了、怎么出的、还牵涉到什么人，他是肯定要买《财经》才看得到那么好的报告文学，也就是外国人说的investigative reporting。我最尊重胡舒立的地方是她所有八卦都是有出处的，而且是证实过的，她可能是中国唯一去证实自己信息源的主编。就这样，她的出版人肯定不好当，听说《财经》专门有人拎着公文包踏遍祖国大地的上市公司和金融管理机构打圆场，还好都有出处，所以也无可非议。

　　《三联生活周刊》是另外一本很牛的刊物，其主编朱伟，虽然是上海男人，但是早就放弃了上海男性细腻、缠绵的特色，换上了一副“混不吝”的北方风格。我头一次被他骂是因为我骂他，他给我介绍了一个不靠谱的编辑，我以北方女人的泼辣骂他，他非常麻利地回答说：“×你大爷，你TM什么狗屁杂志就配什么狗屁编辑呗！”最后一次被他骂是最近给他打电话，请他刊物中评论一下王家卫导演的《蓝莓之夜》。

　　“我×，”朱伟说，“你现在已经堕落到公关了？！”

　　“那×××的电影你们不是也上封面了吗？”我好声好气地说，一点都不敢再开骂，骂不过这个上海男人。

　　“那TM是我的耻辱！”他吼道，然后就把电话“咣”一声挂了。

　　好的主编是有原则的，这点我清楚也非常佩服，干长了时尚类刊物会忘掉一个主编最核心的东西，也会被广告客户磨合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了。

　　《新周刊》自己给自己做的广告上说：新周刊——观点供应商。牛吧？而他们也的确做到了。我喜欢他们历年来的观点：

　　“狗日的户口”——我深有感触，最近给我女儿办户口，天天嘴里嘀咕：狗日的……狗日的……

　　“一种毒药叫成功”——太对了，我宁可人家说我吸毒，也不愿意人家叫我成功人士。两者都有可能进监狱，我想想，跟吸毒的关在一起——比如张元，总比跟行贿受贿的亿万富翁和前政府官员，比如陈良宇和周什么人，关在一起更酷一点。

　　其实我想说的东西是很正经的：作为主编，必须重视出处、实事求是，不能胡编乱造；还要有自己的立场，不能什么都上，给钱也不能什么都上；要有观点，别总是风花雪月的，浪费笔墨、纸张，说一通废话。牛啊，但是也得牛得有道理。大道理能这么打情骂俏地说出来是不是也算很牛×啊？

　　劳动真的很光荣吗？

　　劳动是人类过于赞赏的活动，我没有听说任何人因为劳动而发财，更没有听说任何人因为劳动而更成才。倒是经常有人因为太喜欢劳动，以劳动为荣，最后活活给累死了。所以劳动到底是不是光荣，咱们得两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