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目的美好生活》(6)

　　几年前刚搬到上海的时候，和一些多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一起聚会，他们提醒我说，二十年前我走进他们办公室，围巾长得拖地，一屁股坐下就开始说事情，什么寒暄的话也没有，当时他们都私下想，北方的海归怎么都这么不懂事。

　　前几个星期在一个活动上碰到演员黄磊，他叫我“晃姐”，我笑着说，怎么不叫阿姨啦？将近二十年前，我和一个纽约小哥儿们晚上十点到黄磊家，劝说他的父亲让刚考上电影学院的儿子先去演个电影，再去学校报到。那年，他高中刚刚毕业。

　　前段时间，和姜文一起做《锵锵三人行》，他说头一次见面是二十多年前，外面下着大雨，我把他揪到我妈妈家去谈事情。这件事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他说起来之后，我又想起来，他家进门右手好像有个桌子，我在那儿喝了杯茶，那时候虽然是夏天，下起暴雨的时候还是有点凉的。

　　我自己翻阅着几年以前我女儿的录像和照片，那时候她连爬都不会，今天她已经到处乱跑，而且咿咿呀呀开始说话了。昨天来了一个朋友，小家伙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进门，突然大声说：“叔叔有洞！叔叔有洞！”一只手还直往上指着人家裤裆，把客人弄一个大红脸。送完客我问我妈妈，我小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她想了想说，那时候我们都在五七干校。

　　人都会老的，明智的人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保留青春，而是去保留生活中值得回味的点点滴滴。永远青春，生理上是不可能的。而所谓Aging Gracefully(优雅地老化)可能比拼命要留住必须消失的东西要明智一些。服老是好的心态，而强迫自己年轻是很窘迫的事情。

　　想一想，连毛主席都挺服老的。他说青春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而由此“世界是属于你们的”，是年轻人的。萧伯纳曾经感叹说：“青春为什么要浪费在年轻人身上。”他也服老，就是心态还没有毛主席好。王尔德的《格雷先生的肖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ey)讲述了一个永远青春的故事，而其目的是说，永恒的青春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二战以后，法国政府调查香奈儿小姐和一个德国军官的一段情事，当问她为什么和德国人有染时，四十多岁的香奈儿回答道：“在我这个年纪，如果还有男人喜欢你，你已经不再考虑他拿的是哪国的护照了。”美女，特别是聪明的美女，都知道如何向年龄妥协。

　　我认识一个美女，她说只要出太阳她尽量不出门，怕自己晒黑了；笑的时候她尽量不眯眼睛，为了防止眼角有鱼尾纹；她根本不知道红烧肉是什么味道，因为她很有毅力地在保持自己的身材。她自己开玩笑说，等她死了，墓碑上应该写着：某某某，由于怕老所以未老先死了。

　　我们要保存的东西很多，但是青春是最不值得花工夫留的，因为根本就留不住。

　　满大街的包法利夫人

　　Flaubert的包法利夫人是个典型的高不够、低不就，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用上海话说，就是很“作”的女人，用北京话说，就是个“不省油的灯儿”。

　　这种女人在GDP增长非常快的时候繁殖得厉害，现在很多中国男人身边都睡着包法利夫人，或者潜在的包法利夫人。除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养殖包法利夫人还需要一个大环境。首先，包法利夫人出生的小县城要达到小康生活水平——旅店得有四星级的，超市至少是华联的，还要有七八个卡拉OK和足底按摩。然后，一定要有小资的精神境界——不现实的爱情观，对社会地位无休止的向往，以及大量时间在网上阅读爱情小说，保证包法利夫人长大以后可以去狂爱自己搞不明白的东西，比如：艺术，或者男人。再然后，周围一定要有个大城市，一个大染缸，什么鸟都有的大林子。当然少不了商城、豪华餐厅等等必要设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济发展很快，每个大城市周边都出现了有别墅区的卫星城市，我们现在的环境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包法利夫人养殖基地。

　　在小说里面，包法利先生是个循规蹈矩的男人，工作努力，要求上进，就是比较闷。他们住在离巴黎不远的一个三级城市，大概也就是苏州到上海的距离。如果我没记错，包法利夫人刚开始还是挺满意自己的小日子，也很会操办一个家。后来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在巴黎的艺术家，而命运由此转变。故事如果是在今天的北京，我想包法利夫人应该住在天通苑那边的别墅里面。她在北京城里偷情可以坐新开通的五号线，在东四下车，跟情人先去看个美术馆的画展。她可以把车开到天通苑停车场，只要支付两元人民币，爱停多长停多长，然后坐地铁进城。我估计这可以是五号线非高峰时间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还有很多品牌都应该是包法利夫人经济的受益者：比如那个叫La Perla的内衣品牌，谁会买好几千元的内衣伺候一个已经为了养家累得没神儿的丈夫？任何包法利夫人都知道，就是穿上再性感的内衣，老公看见说的一句话肯定是：“多少钱？”这种内衣只有情人知道怎么欣赏。另外就是L’OCCITANE这样的全身护肤用品，也需要包法利夫人带动一下他们的全身护理系列的销售额。职业妇女就注重把脸保护好了，对身体比较忽略。她们没有时间邂逅，就是有，一般也是工作上认识的，都是大忙人，能忙里偷闲邂逅就不错了，也不管那么多，没工夫看那么仔细。艺术家和包法利夫人没有正式职业，所以可以花一个下午欣赏彼此的皮肤，有护理全身的需求。完事之后还可以一起泡个澡，回味一下。澡缸边上的蜡烛、水里面的橄榄精油都是越贵越好。

　　包法利夫人消费能力还是很了不起的，中国大城市旁边有那么多的别墅区，每一栋里面都藏着一个。唯一的问题是艺术家情人，可能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最近中国当代艺术太火，艺术家都成了大款，没有人再渴望一个包法利夫人的救济和缠绵，追他们的人太多了，他们自己的老婆都可以当包法利夫人了。

　　以贵族或者文化人自居的总是看不起包法利夫人这样的女人，住着别墅，浑身名牌，附庸风雅。但是要是以亚当·斯密的角度去看这些女人，她们真是消费经济的栋梁。在中国，我倒是觉得我们应该鼓励包法利夫人现象，一是带动消费；二是我们的文化事业从业人还是有一批需要资助的；三是她们的丈夫大概也没那么老实，所以不当白不当吧。

　　读书无用论

　　有一次，一个女主人在一个大型晚会上精心安排一对男才女貌坐在一起，想让他们邂逅一下。男的给女的让了座，然后问道：“你是做什么的？”

　　女的非常自豪地亮出世界名牌市场总监的头衔。

　　男的说：“噢，你是卖包的。”

　　“那你是干什么的？”女的反问。

　　“我是哈佛商学院教授。”男的非常自豪地自我介绍道。

　　“噢，”女的说，“不就是个教书的嘛。”

　　这一晚上，男的再也没跟女的说话，女的再也没看男的一眼，女主人也悄悄跟我们发誓，再也不乱点鸳鸯谱，吃力不讨好。

　　过了一个星期，女主人接到教授很沮丧的电话，他汇报道，冤家路窄，他居然和“世界名牌”同一个航班去上海，名牌经理当然是浑身名牌进了公务舱，而名牌大学教授却灰溜溜地坐到后面的经济舱。教授说，他太受刺激了，将来他养了女儿，一定不让她念书，让她卖包去。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读书是否有用，二是我到底算不算一个读书人。我在大学里面是个不好不赖的学生，所有成绩都是良+左右，刘索拉说她在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和我一样，所以有个“良上君子”的美名。

　　工作以后非常忙，没时间抱着书本瞎看，但是又特别怕别人看出来我不读书，所以就养成了看书评的好习惯。《纽约书评》是我的秘密武器，不仅知道很多书的内容，还偷了很多大腕的观点，在鸡尾酒会上绝对可以装大孙子了。就比如《世界是平的》这本书出炉后，好多朋友是真的一页一页、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我就看了一眼书评。在一个非常大尾巴狼的派对上有人聊起这本书，我很随意地说，世界要是平了，那共产主义就到来了。旁边的人都觉得我很深奥，除了看过《世界是平的》还研究过《共产党宣言》，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读书人的印象。而事实上，这是书评上看来的观点，我就是巧妙发挥了一下，我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还好话题很快转移到如何在北京炒房地产，不然我这伪读书人就露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