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47)

　　……

　　……看见曹白的信，知道他忙且穷，他一向就永远被一团火烧着，我总担心他会烧着了，他烟又抽得那么厉害，要是知道他通信处我想马上去封信问侯他，我想以前写的通信处一定不能应用了。柏山近况如何念念。鲁迅夫人海婴尚在沪否，应去信劝他们迁出，萧军能不去否。我本来想马上就走，但腿因天寒又较不适，我现在颇感到南方之冷盛于白山黑水，我在东北对于冷是欢迎的，而在此地简直是怕，不知系何原故。还是回家去吧，那儿炉火烧得红红的。

　　兰柱

　　端木蕻良在信的末尾，又特意加上一句，如果“萧红未走，告他(她)我介绍她的那位女友，现在因爬山路和功课吃重惹得哭哭啼啼！入武汉大学借读故也，一笑！”这里所说的女朋友，是端木蕻良的三哥曹京襄的未婚妻刘国英，与萧红相熟。可以从信中看出，端木蕻良对融入《七月》这个抗战文艺大家庭怀有急切心情，对于萧红的动向他也流露出关切的心绪。

　　在胡风和萧军等人来信催促下，他来到武汉，住在小金龙巷，与蒋锡金共用一室。终日谈天说地，唱歌跳舞，写写文章，座谈讨论，生活充满着青春的气息。不久，《七月》同人，青年作家诗人们集体去往临汾，端木蕻良成为其中一员，坐着铁皮车，随着萧红、萧军、聂绀弩、艾青、田间、李又然一同赴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端木蕻良照例向胡风报告临汾的事情，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他这一去，腿病反到好了，“北方使我健康了，你应为我高兴”。

　　3月底萧红给胡风信中，曾经谈到她与萧军目前所处的现状，她的一段话，算是向胡风挑明她与萧军、端木蕻良的关系。“前些天萧军没有消息的时候，又加上我大概是有了孩子。那时候端木说：‘不愿意丢掉的那一点，现在丢了；不愿意多的那一点，现在多了。’”端木蕻良的这番话，若是旁观者角度，似乎真有些暧昧。

　　可以确定的是，萧军走后，两人探讨的话题还是很深入。不过，似乎并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4月10日前后，端木蕻良寄给胡风信中，说明接下来，他打算去兰州和白危一样从事抗战文艺活动。请胡风寄西装的地址是兰州炭市街四十九号白危转端木蕻良，巧的是白危寄居于女友王德谦家中，王德谦也是王德芬长姐。

　　风兄：

　　我，萧红，萧军，都在丁玲防地，天天玩玩。绀弩一定带去许多我写不出来的消息。

　　我有一套西装，是我顶喜欢的，所以我只带出一套了。希望你能把它托人带出，带到汉口，交孔凡客寄给我。寄到兰州炭市街四十九号白危转端木蕻良。如你有工夫，给我寄来更好，不过我怕你没工夫。邮费可由稿费项下扣除，这是说我不久给寄稿的话。

　　其余的话再说，因为我的朋友约我出去玩。

　　专此即请

　　近安

　　端木蕻良

　　据袁权考证，4月7日，聂绀弩从延安回西安后，因思念妻女，独自一人先去了武汉。端木蕻良这里的意思是，他与胡风见面，应该能向胡风讲起许多他信里“写不出来的消息”，这消息很有可能就是两萧在临汾车站、以及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闹分手的事情。他不在信里说，是不方便说。对他而言，两萧的事情太过敏感。萧军来到西安的，发生了太多事情，这中间他三缄其口，对一切不置可否。4月16日，他去信胡风，告诉他不要再往兰州寄西装。

　　风兄：

　　前次写了一信，想已照收。嘱老兄将我的西装寄到兰州的事。请先不要执行，因为还是存在武汉，等着我以后再麻烦你，或许就从此不麻烦了也，一笑！

　　请嫂夫人安。小朋友安。

　　端木蕻良

　　长安

　　四月十六日

　　这封信语焉不详。照旧没有提他和萧红的关系。但以“或许就从此不麻烦了”，表明他和萧红已作出决定回到武汉。端木蕻良木讷孤僻，和萧军的直率激烈的性格完全相反。这里可以看出，他在处理感情事情上，并没有跟胡风讲心里话，或许他并没有准备好结婚的事情。或许是不知道如何说，这样隐晦地把萧红淡化着，不像以往在浙江上虞那样，在信中热切地想了解萧红，思念着萧红。

　　也因此，在这桩带着情感硝烟的“三角”关系中，端木蕻良属于被动一方，无论他多么关心萧红，关注萧红，支持萧红，却看不出他有意识地“橇”萧红。萧红萧军决然分手，并不是端木蕻良直接介入导致的结果。

　　4月中旬，与萧红感情甚好的诗人田间，特为萧红赋诗一首，《给萧红——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七日夜在西安为告别萧红姐而写》。在动荡战乱的年代，诗人田间更期盼萧红能够“唤醒”和“提携”广大中国女性，共同改变自身命运。正如许广平所言，“走出象牙塔”的中国女作家并不多见，萧红生当其时，更是格外引人关注。身上寄托着许多同时代作家热望的萧红，在诗人田间洋溢着激励的富有节奏的赞美诗篇里，应该能够感受到作为一个女作家，她的“时代重托”！

　　中国的女人都在哭泣。

　　在生死场上哭泣，在火边哭泣，在刀口哭泣，

　　在厨房里哭泣，在汲井边哭泣。

　　呵，让你的活跃的血液，

　　从这战斗的春天底路上，

　　呼唤姐妹，提携姐妹，

　　——告诉她们，

　　从悲哀的家庭里，

　　站出来——到客堂里吃饭，

　　上火线演讲，去战地打靶……

　　中国的女人不能长久哭泣。

　　三个月前，萧红在武昌写下《〈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这是一篇公开申明萧红女性主义立场的重要文章。她从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和德国女作家丽洛琳克的《动乱年代》两本小说中，发现了男权中心的社会体制下，全世界女性的共同命运。这两本书无疑刺激她从更广泛的角度，更深入地去思考女性的社会地位。萧红的女性主义思考始终是本着从身边事开始的原则。父母、家人、同人、朋友、邻居等一干社会关系，都是她用来解剖的对象。她不会丢下身边事而去建构凌驾于日常生活的宏大政治叙事。在两位西方女作家那里，她获得了相似的感受和启迪。她首先申明不喜欢丽洛琳克在书中描述的女性形象，因为主动地欺侮人与萧红的生活哲学是背道而驰的。“不受人家欺侮就得啦，为什么还要去欺侮人呢？”她不能不认同丽洛琳克主动欺侮别人的观点。“一个人要想站在边沿上，要想站得牢是不可能的。一定这边倒倒，那边倒倒，若不倒到别人那边去，就得常常倒到自己这边来——也就是常常要受人家的欺侮的意思”。丽洛琳克的信仰及其具有的力量，在萧红信奉的哲学中根本无法产生出来。

　　史沫特莱是萧红熟悉的美国作家，鲁迅先生曾向她介绍过萧红，两个人也见过面。萧红恰恰是在分析评价《大地的女儿》时，深化了一直以来，从哈尔滨文坛开始她所关注的女性生存状态的思考。这是萧红明晰女性主义身份地位的结点性问题。她不无冷静地分析着，“男权中心社会下的女子，她从她父亲那里就见到了，那就是她的母亲。我恍恍忽忽的记得，她父亲赶着马车来了，带回一张花绸子了。这张绸子指明是给她母亲做衣裳的，母亲接过来，因为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她父亲就指问着：‘你永远不会就一声好听的话吗？’男权社会中的女子就是这样的。她哭了，眼泪就落在那张花绸子上。女子连一点点东西都不能白得，那管就不是自己所要的也得牺牲好话和眼泪。男子们要这眼泪一点用处也没有，但他们是要的。而流泪是痛苦的，因为泪腺的刺激，眼珠发涨，眼睑发酸发辣，可是非牺牲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