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42)

　　第二天他们搬到S家去住的。我们这里不大方便，邻居都知道他们是日本人，还有一个白俄在法国捕房当巡捕。街上打间谍，日本警察到他们从前住过的地方找过他们。在两国夹攻之下，他们开始被陷进去。

　　……他们开始劝我们，为什么不参加团体工作呢？鹿地说：

　　“你们不认识救亡团体吗？我给介绍！”这样好的中国话是池田给修改的。

　　“应该工作了，要快工作，快工作，日本军阀快完啦……”

　　他们说现在写文章，以后翻译成别国文字，有机会他们要到各国去宣传。

　　我看他们好像变成了中国人一样。

　　……

　　萧红带他们去找房子，那个旅馆人多嘴杂，也是危险的。实际上，据当时过来人讲，被抗战洪流裹挟着的暴怒的中国人若是知道他们窝藏日本人，无论是鹿地亘夫妇还是萧红萧军，都会被愤怒的人群围殴至死。然而，萧红非常冷静地书写的着两人的表现，丝毫没有将自己侠义之心和救人于急难的高贵品质表达出来的半点企图。

　　茶房非常多，说中国话的，说法国话的，说俄国话的，说英国话的。

　　刚一开战，鹿地就说过要到国际上去宣传，我看那时候他可差不多去到国际上了。

　　租界上日本有追捕日本或韩国人的自由，想要脱离租界，而又一步不能脱离。到中国地去，要被中国人误认作间谍。

　　他们的生命，就像系在一根线上那么脆弱。

　　作为两国交战中侵略方的“叛逆者”，他们被捕杀的可能性非常之大。他们面对危险的淡定，萧红还是十分惊讶。在S(许广平)家，她看到两人都在写日记，“我想这真不得了，这种克制自己的力量，中国人很少能够做到。”而且，在吃饭的时候，萧红端着碗很难下咽，两人仍然如正常生活一样，看萧红不吃饭还替她挟了一尾鱼放在碗里。在生命危险的时候，怎么“还能够这样安宁呢？”萧红茫然地写到，“临走时我和他握握手，我说不怕。至于怕不怕，下一秒钟谁都没有把握。但我是说了，就像说给站在狼洞里边的孩子一样。”

　　写作《记鹿地夫妇》时，萧红一直强调作家的岗位责任。对于座谈时胡风顺带说出的“只要能够我倒很希望到战场上去跑跑，那一定比现在的工作活泼得多，有趣得多”，萧红不客气地反驳，“你的《七月》编得很好，而且养育了曹白和东平这样的作家，并且还希望再接着更多的养育下去。那么，你也丢下《七月》上战场，这样是不是说战场高于一切？还是为着应付抗战以来所听惯了的普通的口号，不得不说也要上战场呢？”她不赞成作家随大流地往前线冲，但并不反对“抗战文艺”，她希望把高涨的热情冷却下来，迅速地沉淀人们面对战争表现的种种生活情态，从而更真实地表现抗战中的人民大众。读《记鹿地夫妇》，感到她的心血没有白费，她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所提供的战时信息量相当大，无论历史学家心理学家风俗史家都将在她的写作中找到可以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描述。

　　胡风、萧红等《七月》同人在武汉的“抗战文艺”活动，不仅是他们在国家危亡关头勇立潮头的个人选择，也是鲁迅文化圈中人的必然走向。胡风的记录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可以让人们感受到鹿地亘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人们很容易的读过文章后产生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痛恨。胡风的感情抒发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屠杀进步文化的抗议。萧红理性地，带有国际主义色彩的描述，更清晰地让我们看到了鹿地亘的性格。在恶劣的环境下，他喜欢开点玩笑。玩笑之中是坚定不移的赴死的决心。

　　第三节 临汾车站：“萧军万岁！”

　　在逃难过程中，能静心写作并拿出像样的作品，无疑证明了萧红在感情上已解脱出来。在她而言，已抱定“创作高于一切”，就像某些人的观点“战场高于一切”一样，她已将感情之事抛在脑后。然而，动荡的生活状态还将继续，她的创作不得不时时停下。战事进展很快，日军逼进临汾，丁玲负责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决定转移，萧红等一行人均随丁玲的团员们撤往运城。

　　此时，从武汉一同来临汾的《七月》同人中，只有萧军一人突然作出决定，单独留下打游击。

　　临汾车站一别，待两萧再见面时，一切都已物是人非。

　　对于两萧的分离，萧红一直保持沉默，而萧军不久发表《侧面》，披露两人分手事实。据端木蕻良回忆，身在香港的萧红看到《侧面》非常生气。1938年9月10日，萧军《侧面》第一篇完成于成都。他是追记的方式写两人的分手，萧军当时决定萧红他们随丁玲战地服务团一起去运城，他自己留在临汾，实现他一直以来上战场的愿望。

　　萧军是以“因为我强壮！”作为开篇的，这一点应和他以往对外界展示的形象，也与他经常拿病弱的萧红与他强壮的体格相比较的习惯相联系，是他一以贯之的自我表述方式。

　　“你总是这样不听别人的劝告，该固执的你固执，不该固执的你也固执……这简直是‘英雄主义’，‘逞强主义’……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更价值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并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以致引起你的憎恶与卑视……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

　　“人总是一样的。生命的价值也是一样的。战线上死了的人不一定全是愚蠢的……为了争取解放共同奴隶的命运，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死呢？”

　　“你简直忘了‘各尽所能’这宝贵的言语，也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

　　“我什么全没忘。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吧，万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也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地分……”

　　“好的。”

　　萧军写到和萧红进行上述对话时，他们是并排地躺在一面炕上，盯着天花板。直到在外面工作回来的段同志(丁玲)，问他们是否结束争论，“我真听腻了这些呢”以便她进屋睡觉。萧军对丁玲解释他们之间的争论，则是摆起面孔，一幅挑衅的样子，故意地激怒萧红。“不是开玩笑呢！我们常常这样为了意见不一致，大家弄得两不欢喜，所以还是各自走自己的路倒好一点”。丁玲做势要卷起铺在炕上的被子，住在外间聂绀弩他们的炕上，聂绀弩马上告诉，她外面炕上都是男同志，里面好歹还有女同志萧红，可丁玲说，“那有什么稀奇”。最终还是留在萧红和萧军睡的炕上，真的是不足三分钟就响起她的鼾声，而两萧继续争论。但萧红已毫无争论的兴趣。当萧军带着亲昵的动作摸一下萧红的脸和眼睛，萧红眼睛已湿，并“惊慌地把脸转向了一边”。

　　对于第一次见到鼎鼎大名的女作家丁玲，萧红后来对梅志谈到对丁玲的印象，“解放的思想和生活，她表示了吃惊和不习惯”。对此见面，丁玲也清晰地表明相同的看法，她也感到萧红与众不同的气质。《风雨中忆萧红》是追忆萧红最具文采和深度的文章之一。丁玲写到，“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很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丁玲评价萧红的“少于世故”，与许广平对萧红的最初印象是一致的。丁玲所以说唤起很多回忆，应该是更含蓄地表达早年她没有投身革命前的状态吧。再伸展一些想象，丁玲在萧红身上看到自己“昔日文小姐”的影子，而她现在确乎是“今日武将军”的形象。这种脱胎换骨，是两人彼此都意识到，但又不便于相互探讨的事情。

　　丁玲意识到两人的差异，坚称在思想、性格、情感上的差异并没有影响到两人的友谊和理解。唱歌、夜晚的聊天十分快意。“在西安住完一个春天，我们也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丁玲感叹到“像这样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需要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呵！”

　　第二天就要各奔东西，头天晚上萧红与萧军的上述对谈，最终并没取得一致。在临汾分手，“各走各的路”是萧军先提出来的，对此，萧红只是尽到了规劝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