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考证：萧红居地安葬地及纪实作品研究》(50)

　　每当人们无法解释萧红的创作，往往会用天才来概括她，似乎屡试不爽。拂去萧红身世种种，她细心写作的文本才是耐得住推敲的佐证。

　　萧红的创作是孤独的，孤独不仅来自于身体不听话，肺病引起的发烧、咳嗽的长期困扰，更主要来自萧红创作观念的与众不同，她的作品在叙述上的纯文学样式与同时代作家风格的大相径庭，而她从未放弃这种孤独的思考，她从来不会随帮唱影，人云亦云。《抗战以后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座谈会，由于萧红不随声附和的态度使得座谈会出现了两次同样的说辞，“萧红说得很清楚，你现在就是在实际生活里面”，“萧红说得很清楚，现在大家都是在抗战里面生活着”。实际上，并非大家都认同她的观点，只是她的观点具有无可辩驳的理由，是正确的。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涉及文艺创作，萧红都会坚持她的观点。胡风主持的《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会。在长篇大论的发言过后，胡风对萧红说，“你早想说话，现在轮到你了。”萧红说完她的观点后，突然一转，“ 比方今天，有半数的人只得到了坐着的机会，而没听到他们的声音，我看他们感到寂寞的样子。这是对于同坐的人的不敬。”萧红为没有得到发言机会的其他人呼吁权利，说明她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涉及到“公平”，客观而非以人情代替规则。她为弱者仗义执言的作风是一以贯之的。

　　《黄河》创作于1938年8月6日，汉口。这时她正挺着大肚子，住在东北救亡总会的地板上，等待去重庆的船。这篇小说发表于1939年2月1日武汉《文艺阵地》第二卷第八期。

　　萧红对战时文艺的把握，就是要写战时百姓生活。由于关心战事发展，是否能够打到自己的家赵城，船老大很巴结八路军小战士。但战士不为所动，只是答应捎个家信，其他一概不外露。这又让人联想到八路军形象。小说很生动，看得出萧红底层写作立场没有变，她观察极为细致。这是她去山西临汾，路上看到的逃难和抗日物资运输过程的缩影。因为老婆死了回家奔丧耽误了时间，追赶队伍的八路军战士抢着搭船，央求船老大。后又与船老大阎胡子对话，表现了八路军和老百姓之间的融洽关系，阎胡子关心仗是否能打赢，能不能守得住。

　　“八路上的……”他招呼着那兵士：“你放下那撑杆吧！我看你不会撑，白费力气……这边来坐坐，喝一碗茶，……”方才他说过的去去去……现在变成来来来了：“你来吧，这河的水性特别，与众不同，……你是白费气力，多你一个人坐船不算么！”

　　“赵城，赵城俺住了八年啦！你说那地方要紧不要紧？去年冬天太原下来之后，说是临汾也不行了……赵城也更不行啦……说是非到风陵渡不可……这时候……就有赵城的老乡去当兵……可是你说……赵城要紧不要紧？俺倒没有别的牵挂，就是俺那孩子太小，带他到这河上来吧！他又太小，不能做什么……跟他娘在家吧……又怕日本兵来到杀了他。这过河逃难的整天有，俺这船就是载面粉过来，再载着难民回去……看那哭哭啼啼的老的小的……真是除了去当兵，干什么都没有心思！”

　　阎胡子原是黄河发大水逃到关东的“闯关东”移民，然而，当关东变成满洲国，他又接到叔叔的信，逃到赵城做小生意安身立命。“要想在此地谋个生活，就好比苍蝇落在针尖上，俺山东人体性粗，这山西人体性慢……干啥事干不惯。”他不断地向士兵打探消息。

　　“俺在山西没有别的东西，就是这一只破船……”

　　士兵并不回答，说是赶路，问他是否给赵城的家人捎个口信。

　　阎胡子让士兵告诉家里人，他一切都好，却还是不满足，对着往同蒲站去的士兵问。

　　“我问你，是不是中国这回打胜仗，老百姓就得日子过啦？”

　　八路的兵士走回来，好像是沉思了一会，而后拍着那老头的肩膀。

　　“是的，我们这回必胜……老百姓一定有好日子过的。”

　　萧红此去临汾，对山西印象深刻，《黄河》强烈的地域特色扑面而来，船是四方形的，黄河不是水而是泥在流动，船如同在泥上滑行。这篇小说刚一发表，就被叶君健翻译成英文，发表在《大路》画报上，销往南洋。萧红就是这样走一地，写一地，把地域风光和抗战故事忠实地记录出来，也深深地寓意着黄河儿女怀着必胜的信念的艰难“滑行”。

　　第八节 汉口：“文艺咖啡室”的幻想

　　情况紧急，上层人都说武汉不保，于是居于武汉的文化人再次选择逃亡。萧红让端木蕻良先去重庆，自己留下结伴再行。萧红找到蒋锡金，要从武昌小金龙巷搬到汉口三教街的东北救亡总会。蒋锡金回忆，“一天下午，萧红忽然坐了一辆人力车，带了个小铺盖卷和小提箱来到三教街”。东北救亡总会住着赵惜梦和孔罗荪，赵惜梦原是《哈尔滨晨光》文艺部、《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的主编，“九一八”事变后，第一时间在报纸上提笔抗日。孔罗荪最早提出“抗战文艺”口号，认为“文艺的力量，不比一颗枪弹的力量小呵！一首战歌能鼓动军士杀敌的心！”哈尔滨失守后，他们在张学良的资助下，前往武汉办《大光报》，做了东北军的喉舌。萧红在武汉与东北救亡总会的关系很密切。后来在逃亡的路上，甚至生命的最后，周鲸文在香港主持的东北救亡总会仍然是她的坚强后盾。

　　萧红为什么不与端木蕻良同往重庆，而独自住在三教街等待下一次航行。梅林写于1942年春天的《忆萧红》披露，萧红怀孕身体越发沉重，他们约好一起去重庆。“八月初旬将上船那天，萧红因了有直达的船落后了，我同罗烽和未克实现充当某报战地记者的愿望的端木蕻良先到了重庆。”梅林对细节的描述说明萧红当时单独去重庆，并不是端木蕻良抛弃她，没有顾虑到她的情况，而是她希望能够等待“直达”的船。端木蕻良因为让萧红独自从武汉前往重庆，一生背负着骂名，恐怕是他事先没有料到的。

　　罗烽女儿玉良《一首诗稿的联想——略记罗烽、白朗与萧红的交往》中说，罗烽母亲和白朗带着半岁的幼儿先期抵达重庆。8月初，罗烽费力搞到一张票，

　　上船后偶然碰到端木蕻良和梅林。

　　当事人端木蕻良接受葛浩文采访，谈及此事时说，“本是准备与罗烽、白朗、萧红我们一起走的。但罗烽去买票没有买到那么多票，白朗和罗烽的母亲先到了重庆的江津。罗烽后来又买到两张票，萧红就说，她和罗烽一起走不合适，票又是罗烽买的，因此要我和罗烽一起走。当时白朗已走，萧红肚子又大，她和罗烽一起走是不合适，万一路上出点儿差错不好办。我去托田汉的爱人安娥，她说她有办法，萧红和她一起走。这样安娥是女的，我就放心了。”据曹革成考证，安娥因田汉在三厅任六处处长，工作暂不方便去重庆，安娥决定单独南下。落单的萧红与端木蕻良通信沟通，认为武汉有八路军办事处和文协，大家可以一道撤离。

　　这三种说法互相都有牵涉，有一点现在可以证实，就是并非端木蕻良有意识地抛弃萧红一人独行。如果那样解释的话，冯乃超让夫人李声韵独自去重庆，也应该受到谴责。问题在于萧红怀有身孕，端木蕻良就此状况考虑不周也是有的，也就是说，他没有意识到在当时萧红怀有重孕的情况下，作为丈夫，他必须陪伴在侧，萧红的身体是非正常状态，他怎么可以让萧红单独走？或者怎么可以托付给别人一起走？晚年的他仍然木讷地说，由这件事，他多考虑一下，两人再由重庆去香港，先是买了一张票，他决计不去，待有两张票，才与萧红一起去香港。

　　在孔罗荪的记忆中，武昌大轰炸第二天，8月11日，萧红在楼梯口打了个地铺。萧红从武昌到汉口的特三区来找他，和声韵一起住在他家。这个两层楼还有一间租给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旬，蒋锡金离开汉口去广州，萧红还留在汉口。“挺着一个很大的肚子，和一些朋友到江边给我饯行。”

　　8月20，萧红依据她在临汾的生活作为背景，创作《汾河的圆月》，写一位老祖母因儿子从军而死导致发疯。

　　邻居看她疯了，就逗弄她：

　　“你儿子去练兵去了吗？”

　　她说：“是去了啦，不是吗！就为着那芦沟桥……后来人家又都说不是，说是为着“三一八”什么还是“八一三……”

　　“你儿子练兵打谁呢？”

　　假若再接着问她，她就这样说：

　　“打谁……打小日本子吧……”

　　“你看过打小日本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