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斌作品精荟·第四卷《迷幻花园》(4)

　　景焕的弟弟景致倒是个一眼望得见底的人。一看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二十郎当岁，受阶级斗争教育长大的，所以战斗性也就格外强。边说话边抽烟，标准京腔儿。不像个高知的儿子，倒像是成天上老酒馆吃泡花生米的出身。谈起景焕，他直言不讳地说和姐姐的关系不好。“我打过她，也骂过她。”他俨然一家之主的样子，就像是被打骂的对象不是自己的姐姐，而是自己的奴隶似的，“不过，这也不能全怪我。她那人，太各色，招气。三天不打，她就痒痒。她呀，天生就是神经病的脑袋，早晚得得神经病！”

　　我对这番话简直反感透了。第一，他那么随随便便地就把“精神病”说成“神经病”(这在我们学心理的人看来是不可原谅的概念错误)，这暴露了他的无知和自以为是。第二，作为弟弟，对姐姐毫无悯念之情，这也使我感到他的狭隘和冷漠。毫无疑问他不是个男子汉。但是他很直爽，也容易感情用事，这点我可以利用。

　　我了解到景焕过去的男朋友叫夏宗华，是青年电影制片厂的一个副导演。他们从红领巾时代就认识了，可算是青梅竹马。据景致说，景焕很爱他，但不知为什么每次和他见面回来，都是愁眉不展。在她被揭发贪污现款前后的那段时间里，景致曾发现她久久地发呆。后来，就拒绝进食了。在她被街道工厂除名之后，他们断绝了来往。

　　关于夏宗华的情况，我只了解到这么一点点，至于这个人本身，他们全家在交换了一下眼色之后，由景致说出三个字：“不了解。”

　　大约是弗洛伊德定律的作用吧，在送我走出胡同口的时候，景致塞给了我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夏宗华的电话和地址。

　　一个新鲜的念头突然从我脑子里冒了出来。

　　她这个新鲜念头大约就是迫我去和景焕“谈恋爱”，而她自己则在找夏宗华“交朋友”吧。还美其名曰是按“弗洛伊德定律”办事，让这个鬼定律见鬼去吧！我对这件事可提不起兴趣。

　　屋里月光很浓。我睡不着，索性下床把窗帘拉开，出人意料地，并不是满月，而是一钩亮闪闪的新月。我奇怪今天的月光为什么这么明亮。小时候，自然课老师曾教给我们识别新月和残月的办法。他说，很多影剧布景往往爱犯这样的错误：剧本上明明写着“新月高悬”，而背景上出现的却是一钩残月，“残”的汉语拼音字头是“C”，而“C”就是残月的形象。反之，则是新月了。这个办法我至今记得很清楚，真是“儿时所学，终生难忘”。

　　其实儿时的一切都令人难忘。岂止是难忘，儿时的经历就是一把刻刀，一个人一生的雏形就是由那把刻刀雕琢出来的。这两天在J医院实习，发现那么多患强迫症、反应性精神病的人都在童年时代有过不同程度的精神创伤。从这个意义来讲，我真想对着那些不幸的家庭，对着那些不称职的、还没学会做人就有了孩子的父母们，对着那些压抑人、窒息人、扭曲人的社会弊病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在这方面，我总是感到庆幸。我的家境并不宽裕，父母都是小人物。兄弟姐妹一大群。但我却有着一个和谐、温暖、幸福的家。记得小时候，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妈妈为了让我们吃好，真是千方百计啊！她工作之余，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出去采野苋菜、摘榆钱、挖蘑菇，她蒸的棒子面裹白面的发糕“金裹银”，包的马齿苋馅的饺子，蒸的榆钱饭，煨的蘑菇汤，我们吃起来都是又香又甜，回想起来，比现在饭馆里的西餐大菜还有味。妈妈凭着一颗慈母心和一双巧手使我们全家渡过了难关。四个男孩子都长得结结实实，爸爸多年的肺病竟也慢慢地好起来。回想起这一切，我总是由衷地感激妈妈。

　　是的，我发现一个家庭主妇对家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母爱下长大的孩子都有着一颗仁慈、博大的同情心，一种对人宽容的善行。相反，无爱的家庭却往往造就畸形、病态的孩子。我当然不了解景焕家庭内部的真正情况，但是仅从她住院半年，竟无一个家庭成员来看她这一点推断，她是患了爱的饥渴症(而且是重症)的女孩子。

　　这种女孩子往往对爱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渴望，但同时又具有同样强的排斥力。

　　我要小心。

　　就这样，我迫不得已地开始接触景焕。老实说，我对她毫无兴趣。我喜欢的那种女人的类型与她恰恰相反。我喜欢风趣、机智、洒脱、雍容而又具有大家风范的女人。而她，则恰恰是那种敏感，多疑，善感，经常在自尊和自卑两个极端徘徊的人。但是有一点，我却认定是谢霓所不及的——那就是她的温顺。我不知她是对所有人都这样，还是单单对我这样。

　　她听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很恭顺地看着我，不断地轻轻点头。有时，我因为各种原因态度有些暴躁，她也从不改那温顺的模样。我简直产生了一种好奇心，真想试试用什么方法把她激怒。

　　但后来我终于慢慢看出，她这种不可动摇的温顺后面，藏着一种深深的冷漠。她不与人争辩并不是真的认为别人是对的，而是她认为对、错都与她无关，她懒得争辩，也不屑于争辩。即使不争辩，她也已经感到活得很累了。她对整个世界都采取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回避态度。

　　有一次，她不小心被滚烫的稀饭烫伤了脚趾，我带她去换药室换了药，刚换完药便有人叫我，我看她还在慢慢地穿袜子，就嘱咐她出来的时候把门撞上。她又是那般温顺地看着我，恭顺地点头。可我忙完了，回去一看，换药室的门却大开着，玻璃柜里的纱布和橡皮膏少了许多，药盒子也打翻在地，我不禁怒冲冲地去找她。

　　“景焕，刚才我不是让你把换药室的门关好吗？”

　　她抬起眼，恭顺地点点头。

　　“那你为什么不关？”

　　她仍然那样看着我。目光温和，但却没有一丝愧疚和歉意。也许是我的脸色不大好看，她很快便顺下了眼睛。这倒让我自己觉得有些过分了。

　　“是忘了吧？”我给她找台阶，“换药室被搞得很乱。我知道那不是你干的，可因为你不关门，别的病人就进去了，多不好！”我缓和了口气，像训诫小学生似的对她说。

　　她又轻轻地点头，始终没有抬眼。

　　渐渐地，我越来越多地发现她有许多“阳奉阴违”的行为。比方说，有一次她因失眠向护士要眠尔通，护士给了她些冬眠灵，并解释说这药比眠尔通更好，她当时也是温顺地点头表示同意，可当天晚上我下班的时候，却亲眼瞥见她把整包的冬眠灵倒进盥洗室的水池里。

　　还有件事就更新鲜了。有一天下大雨，下午查房时，病房里的病人们都蒙头大睡，只有她一个人在那里折纸玩。折的都是些小纸房子，还真挺别致哩！大大小小排了一溜儿，各种各样的，有的像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大型穹顶建筑，有的像中国的宫殿，有的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小房子。她折得津津有味，连我走过去也不知道。

　　“真漂亮啊！”我的声音很轻，可还是把她吓了一跳。她全身一震，回过头来，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好像半天才明白我对这些小房子所持的态度。于是温顺的目光又出现在她的眼神里。她用细瘦的胳臂把这一溜儿小房子抱拢来，把下颚轻轻贴在小房子的尖顶上。

　　“要是上了颜色，就更漂亮了。我那儿有些彩色水笔，明天给你带来怎么样？”

　　“不不……”她急忙摇头，好像生怕因为这个就和我密切起来似的。

　　但我第二天还是把我的十二色彩色水笔带来了——我怕她是因为拘谨，不好意思开口，然而她说什么也不要。我只好把水笔放进郑大夫办公室的抽屉里。可是，当天晚上，我为了看郑大夫给一位病人做暗示和催眠疗法，又来到医院，无意间却发现那水笔不翼而飞了。

　　我不动声色。第二天，那些水笔又都原封不动地飞回郑大夫的抽屉里。又过了两天，值夜班的护士把一包东西交到办公室，向郑大夫汇报说，十七床景焕的病情又加重了。

　　“这两天晚上，她半夜里起来打着手电，给一堆小纸房子上色儿，嘴里还自言自语的不知说什么……”

　　她打开那包东西，我不禁吃了一惊。原来正是那些纸房子，涂满了红红绿绿的颜色，煞是好看。

　　我百思不解，为什么我真心实意让她用，她不用，却偏偏要大半夜地偷着用呢？

　　景焕的病确实加重了。——自从她的小纸房子被没收以后，她的脸色更加苍白，温顺的眼神里也常常闪过凄惨的神色。对于我，她恭顺之余又有些畏惧的样子。说真的，她这副样子使我更不敢接近她，和她讲句话也提心吊胆的，生怕说错了一个字，又触到她什么痛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