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一部关于美国的小说》(5)

　　年轻的康涅狄格州的国会议员C.C。弗伦奇先生则是一个迥然不同的客人。他存心充当政界的才识之士，立志改革官场习气；他有改革的禀赋，却不幸生就自负的天性。他相当富有，相当聪明，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相当诚实，同时又相当鄙俗。他把自己的忠诚分配给李太太和她的妹妹，却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冒冒失失地称呼后者“西比尔小姐”，因而使后者大为恼火。他特别擅长其所谓的“揶揄”，竭力以拙劣的谐谑表现自己的机智，简直叫李太太忍无可忍；而当态度严肃时，他的谈话又活像参加大学辩论学会年会前的练习，更加折磨李太太的耐性。然而，尽管如此，他以其滔滔不绝地大谈最新政治的动态，以其深切地关心政治赌注的命运，仍然颇有人尽其才的地方。

　　哈特比斯特·施奈德库彭先生纯粹属于另一种类型。他是费城人，通常住在纽约，从而迷上了西比尔的美貌，并经常给她讲解自己悉心钻研的货币和保护贸易的奥秘，以期博取少女的青睐。为了促进这两方面的兴趣和监护罗斯小姐的幸福，他定期访问华盛顿，或者与一些委员会的委员密谈，或者豪华地宴请国会议员。施奈德库彭腰缠万贯，三十左右年纪，身材高瘦，目光灼灼，脸上光洁无须，礼貌周全而谈锋甚健。他以才思敏捷左右逢源出了名，这一方面是为了自娱，另一方面也是故作惊人之举。他忽而热衷于美术，从技巧上探讨自己的图画；忽而从事文学研究，著了一部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的书《高尚的生活》；忽而又专心于体育运动，又是参加障碍赛马，又是打马球，还配备了一辆四驾马车。他最近的活动是在费城创办《保护贸易评论》，作为进入国会、内阁和当上总统的台阶。这份为美国工业效劳的期刊由他亲自主编。几乎与此同时，他还买了一艘游艇，于是体育界的朋友们纷纷打赌，要看看他究竟先扔掉评论，还是先抛弃游艇。不过，尽管有这些怪癖，他毕竟是位极其和蔼可亲的朋友，滔滔不绝地为李太太倾吐业余政治家的奇谈怪论。

　　马萨诸塞州的内森·戈尔先生可是个更为高级的人物：相貌堂堂，蓄着灰白胡子，鼻梁挺直、尖峭，眼睛清朗、敏锐。他年轻时是相当成功的诗人，写出的讽刺诗不但名噪一时，而且由于一些辛辣而机警的词句，至今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接着他在欧洲专心致志地攻读了许多年，直到著名的《西班牙开拓美洲史》的发表，一跃而名列美国历史学家之首，被委派为驻马德里公使。那是一条获得贵族特许状和美国公民所能领取的政府年金的捷径。他在马德里心满意足地待了四年，但政府的更迭却使他复归林下。隐退了几年之后，他现在抱着恢复旧职的愿望来到华盛顿。因为每个总统都以自己的班子中至少有一名文人为荣，而戈尔先生更有马萨诸塞州代表团绝大多数代表的积极支持，所以，他要如愿以偿，前景十分乐观。戈尔先生不仅极其自私自利，而且相当自负，但是他精明干练，知道如何保持沉默，善于巧献殷勤，又渐渐地戒绝了讽刺挖苦的恶癖。现在，他只有在私下或者在朋友中间才仍然不拘言笑；李太太与他还没有达到这种交谊。

　　以上都是男宾，李太太的客厅中固然绝对不乏女客，但比起任何拙劣的小说家来，她们毕竟能够更加生动地刻画她们自己。

　　在通常情况下，客厅中总是流着两股谈话的急流——一股围绕着西比尔，另一股在马德琳周围。

　　“罗斯小姐，”康特·波波夫领进一个年轻英俊的外国人，说，“你要我把我的朋友康特·奥西尼介绍给你，他是意大利公使馆的秘书。你今天下午不出去吧？康特·奥西尼也喜欢唱歌。”

　　“我们很高兴见到康特·奥西尼。幸好你这样迟才到，我刚刚从内阁回来。他们真怪！我连眼泪都笑出来了，一直笑了一个多小时。”

　　“你觉得访问内阁很有趣吗？”波波夫庄重而圆滑地问。

　　“可真有趣极了！你知道，我是和朱莉娅·施奈德库彭一起去的。施奈德库彭一家都是以色列王的后裔，比所罗门最得意的时候还要神气。我们走进一个房间，里面有几个讨厌的女人，天晓得她们是哪里来的，真想不到这时竟然听到这样一场谈话：‘你姓什么，小姐！’‘姓施奈德库彭。’朱莉娅个子很高，站得直挺挺地回答。‘你有什么我大概熟悉的朋友吗？’‘我想没有。’朱莉娅认真地说。‘唔！我好像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姓，不过这没关系，我只想知道谁来访问。’到了街上，我几乎笑得发狂，但朱莉娅一点儿也不了解其中的滑稽可笑。”

　　康特·奥西尼不大明白自己是否领略了其中的滑稽，只适当地咧咧嘴，微微一笑。在天真的妄自尊大和忸怩不安方面，二十五岁的意大利公使馆秘书当然天下无敌，但他觉得永远不开口可能会损害自己英俊的形象，便立刻有些冒昧地嘟嚷说：“你不觉得美国的这社会很奇特吗？”

　　“社会！”西比尔轻松而鄙夷地笑笑，“美国和挪威一样没有毒蛇。”

　　“毒蛇，小姐！”奥西尼说，那满脸疑惑，仿佛一个人拿不准该不该冒险踩过薄冰而决定轻轻地走似的，“毒蛇！真的，他们倒是鸽子呢，我愿意把他们叫做鸽子。”

　　他希望刚才自己用陌生的英语说了句玩笑话，西比尔和悦的笑声使他对此深信不疑，不免欣然色喜，自信恢复，忍不住轻轻地对自己念了两遍：“不是毒蛇，他们是鸽子。”

　　可是，李太太耳朵灵敏，听到了西比尔的说话，发觉话音中包含一丝她不喜欢的自卑；而那两个年轻的公使馆秘书则无动于衷，表情漠然，仿佛默认只是旧世界才有社会交往的观点。他们也太心安理得了，真是岂有此理！她突然打断他们的谈话，气势汹汹的声音，足以震撼他们的“鸽棚”。

　　“美国的社会交往？确确实实，美国是有社会文明的，而且是非常高尚的社会交往，但有它自己的规则，下车伊始的人们很少理解。我来告诉你那是什么吧，奥西尼先生，这样你就绝对没有什么犯错误的危险了。美国的‘社会文明’，就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一切诚实的、彬彬有礼和声音悦耳的女人，一切善良、勇敢和毫不矜持的男人。他们人人都有一张自由出入每一个城市和乡村的通行证——‘顺应潮流，不可背时’；一个人的遭遇如何，就取决于是否使用这张通行证，而不取决于这张通行证是否迎合他的愿望。这条规则是毫无例外的，那些以为‘亚伯拉罕是我们的老祖宗’的人，必然被顺应潮流的性格所吞没；这种性格可是我国的大宗出产。”

　　李太太冲动地一挥叉子，把一块方糖扔进自己的茶杯，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动作未免有点儿可笑。两位受惊的年轻人挨着训斥，根本不懂李太太的意思，只是微微露出默认的神色，站在一旁注视着李太太。但西比尔却诧异得目瞪口呆，因为她姐姐并不是经常这么使劲地挥舞星条旗的。可是，李太太说得太认真了，根本没有发觉他们三人的无声反应，或者，她实在只顾自己说的，别的全不理会。她发泄了一通，大家沉默了片刻，然后，谈话的头绪，又从被西比尔刚刚萌发的那点儿鄙夷所打断的地方，悄悄拣了起来。

　　卡林顿走进客厅。

　　“你都在国会干些什么啊？”马德琳问。

　　“院外活动！”卡林顿以其半真半假的幽默口吻回答。

　　“这么迅速？国会才诞生两天吗？”李太太惊奇地问。

　　“太太，”卡林顿极其平静地恨恨回答，“国会议员像天空中的鸟，只有早起才能捉到虫子。”

　　“下午好，李太太，西比尔小姐，我再一次向你们问好。你们现在是在讨哪些先生的欢心呀？”这就是弗伦奇先生沾沾自喜地自称“揶揄”的高雅格调。他也从国会大厦回来，顺路进来喝杯茶，享受点儿社交生活。西比尔假装没有听见，但脸上的表情却清楚地表明她巴不得狠狠地让他受点儿委屈。弗伦奇先生一边在马德琳身旁坐下，一边问道：“你昨天见到拉特克利夫了吗？”

　　“见到了，”马德琳说，“昨天晚上他和卡林顿先生都到过这儿，还有一两个其他人。”

　　“他谈起政治吗？”

　　“只字没提。我们主要谈书。”

　　“书！他知道什么书？”

　　“那你得问他。”

　　“唉，我们都处在最可笑的状况之中，谁都对新总统一无所知。真的，大家都一团漆黑。拉特克利夫说他也跟我们一样不知道，那绝不可能。他是个很刁的政客，不会没有情报。参议院的一个仆役今天就告诉我的同事卡特，说拉特克利夫昨天给北本德的萨姆·格兰姆斯发了封信；大家都知道，萨姆·格兰姆斯是总统小圈子里的人——啊，施奈德库彭先生！你好，什么时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