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梦令
从前门搬到洋桥,完全是我的主意。我和弟弟分别去了北大荒和青海后,家中剩下父母两位老人。有人欺负我父母,抢占了粤东会馆里的我家老屋,把他们挤进另一座大院里逼仄的小屋。父亲病故后,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住进小屋,忍受不了窗前全院用水的水龙头整天水声哗哗不断。
换房,成了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后的头等大事,却是奔波多日无果。这时,光华如横空出世的大侠,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和光华从小一起长大,他比我小6岁,69届初中毕业。1968年,夏天,我去了北大荒;冬天,他去了内蒙古。我和他是粤东会馆的邻居,两家一墙之隔,墙是薄薄的秫秸墙,不隔音。我读中学的时候,他家买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在当时的大院里属于新潮。晚上,收音机里常播放长篇小说连播和广播剧,我趴在墙上蹭听。那时候,光华才上小学,他知道我迷上了文学,喜欢听这些玩意儿,便让他爸爸把收音机的音量拧大,好心让我听得清楚一些。
1973年,父亲病故,家中只剩下老母亲一人,我从北大荒回北京,那时光华已经调回北京,对我说,你一定也能调回北京。1974年春节前,我的调动终于成功,回北大荒办理调动手续前,光华将他的棉军大衣借给我,说这时候你们北大荒风雪正猛。
多日未见,我才知道,光华家已经从粤东会馆搬到洋桥多日,听说我正苦于找房子,劝我不如也搬到洋桥。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洋桥这个名字,一打听才知道,清末西风东渐,建起北京的铁路,最早的火车站就在这附近,凉水河上建起能通火车的水泥桥梁,便把这块地方取名叫洋桥。这个有点儿维新味儿的地名,跟当年把火柴叫洋火一样。
光华说的洋桥,指的就是地铁宿舍,他就是搬到那里。那时候,住在那里的一位铁道兵转业的复员军人的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他希望孩子到城里上个好学校,看中了我家边上的第三中心小学,便和我各取所需换了房子。我和光华再一次做了邻居。
我以为这是一个好的选择,便在暑假母亲去姐姐家小住时自作主张,麻利儿搬了家。
这是1975年的暑假。等我接母亲回来,以为这是给她的一个惊喜。殊不知,母亲并不情愿,只是没有表达。一种故土难离的感情在母亲心头升起,住到洋桥没几天,母亲向我提出想回老院看看时,我才感觉到她内心的想法。
都说年轻的时候不懂爱情,其实,是最不懂父母。搬到洋桥的第二年赶上唐山地震,小屋幸好无恙,但附近的人全都住到空场上搭建的简陋地震棚里。光华手巧,什么活儿都拿得起放得下,帮笨手笨脚的我把床搬到空场上,又在床的四角绑上四根竹竿,把蚊帐撑了起来。晚上,我和母亲勉强可以钻进去睡觉。
幸好是夏天,住空场的时间也不长。母亲没有说什么,但在她的眼光里,我看出了多少有些埋怨,好像对我说:看你搬的这个好地方,要是在咱们老院,不会这样的。老屋虽旧,但结实得很!
我没有想到,除了念旧,还有孤独,已经如蛇一样悄悄地爬上母亲的心头,吞噬着母亲的心。对于母亲这样柔弱又内向的人,病魔已经借助孤独逼近了她。可是当时我一无所知。
秋天的一个夜里,屋外正飘着凄苦的细雨。母亲从外屋走到我的床头,把我摇醒,说:“快走!有人来害咱娘俩!”
我爬起来,把她扶到外屋自己的床上,让她躺下,耐着性子说:“妈!外面下雨了,您听差了吧?快睡吧!别想别的,没事的!”
她不再说什么,我也就放心回里屋睡去了。
没过一会儿,我听见房门被轻轻打开了。我以为母亲是看看窗外屋檐下的火炉,怕炉子被雨浇了。可是,过了许久,再听不见门开的声音,只有雨声扑打着房门。我的心陡然紧张起来,忙爬起身跑到屋外,跑出小院。夜色茫茫,冷雨霏霏,没有一个人影。母亲到哪儿去了呢?能够到哪儿去呢?我的心一下沉落进冰窖里,从来没有那么紧张、那么慌张。
我没了主心骨,慌忙跑到光华家,拍响他家的家门。光华和他姐姐一听我说的情况,二话没说,立刻披上衣服,打着手电筒跑出来,和我兵分三路去寻找我的母亲。
“妈!妈!”我冲着秋雨飘洒的夜空,不住大声地呼喊着。在北京城住了这么多年,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可劲儿地亮开嗓门喊过。可是,跑遍了洋桥地铁宿舍的角角落落,又跑出宿舍区跑到大马路上、跑到凉水河边,都找不到母亲。
光华和他姐姐跟着我一边跑,一边不住地喊:“肖大妈!肖大妈!”可是,除了细雨和微风掠过树叶的飒飒声外,唯独没有母亲的回声。
我的心像秋雨一样凉,眼泪顺着雨水一起从脸上流下来。就在我们毫无希望往回家走时,突然,光华指着前面一个小土坡,土坡上影影绰绰地坐着一个人影,对我说:“好像是肖大妈!”我赶紧跑过去一看,果然是母亲!她的屁股底下坐着一个包袱卷,这显然是她早准备好的。我拉她回家,她不回。光华和他姐姐赶过来,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把她拽回了家。
第二天,光华和他爸爸张叔到我家,把我叫出了屋,悄悄地说:“肖大妈这样子,像是得了精神病!你得带她去医院看看呀!别耽误了!”
我带母亲去安定医院。母亲岁数大了,又得了病,走路时身子晃晃悠悠的,光华有些担心,对我说:“我陪你去吧!”我说:“不用,已经够麻烦你的了!”他还是坚持和我一起搀着母亲,一直走到地铁宿舍前面的343路汽车站。汽车来了,母亲上车有些费劲。光华和我一起搀着母亲的胳膊帮她迈上台阶,谁知我们刚上车,车门就关上了。光华还在车上呢。我真是过意不去。他一直陪着我,帮我把母亲送到安定医院。
那里是北京精神病专科医院。医生告诉我,母亲患的是幻听型精神分裂症。那一刻,我后悔这次搬家了。我只想到自己,没有设身处地想想母亲。
这是1976年的秋天。难忘的1976年的秋天。
母亲的病好得比我想象得难,也比我想象得快。医生开的药,母亲不愿意吃,我只好把药品碾碎放进粥里,多搁些白糖,让母亲把粥喝了,顺便把药吃进肚里。母亲嗔怪我说:“你把卖糖的打死了还是怎么着?”药起了作用。
这期间,光华有空就会到我家,陪母亲聊天。在洋桥地铁宿舍,母亲只认识光华一家人,她信任光华,对光华说:“只有你来,我才敢开门!”特别是我不在家的时候,光华来,母亲更愿意聊聊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光华是个急性子的人,唯独陪我母亲聊天,性情温和耐心。
一年多以后,母亲的病基本好了。1978年春节前夕,一拖再拖,我结婚了。婚礼定在年三十晚上。这婚礼真让我汗颜。哪算什么婚礼?家里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任何装饰,只是那天晚上把几位朋友请来吃了顿饭。
那时候我妻子尚在天津,没有调到北京。春节前几天,她请假来到北京。年三十白天,我们和母亲一起收拾了房间,备了点酒菜。晚上,光华和几个朋友来到我家。光华特意给我母亲斟上一小盅二锅头,对母亲说:“肖大妈,您也来一杯!”母亲说:“我哪儿会喝?”但是她依然在光华和她碰杯后抿了一小口。
一辈子的结婚大事,就这样草草完成。都是老朋友,即便再寒酸,也不会说什么,只有对我们的真心祝福。
光华最后一个离开我家,他没有说什么。我看得出来,他很想说点儿什么,又说不出什么。我也一样,很想说点儿什么,也说不出什么。想想在洋桥地铁宿舍这一间半小屋里度过的两年半时光,这一年,我31岁,光华25岁。我们先后从前门到洋桥,从童年少年一步迈到了青年期。那台红灯牌收音机,那件绿色棉军大衣,那深秋雨夜里寻找母亲的呼喊,那去安定医院公交车上的拥挤……
我送光华走出小屋,走出小院,过年的爆竹噼里啪啦震天响,一簇簇腾空而起的烟花在头顶绽放,五彩缤纷,辉映在光华和我的脸上和身上。
近50年过去了,如今的洋桥地铁宿舍早已不在,代之而起的是一片高楼林立的新社区。我即将80岁整,光华74岁。流年似水,真的是一阕如梦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