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毕飞宇、编剧梅峰对谈—— 文学与电影如何抵达人心的“未言之域”
11月13日,由中国作协社联部、北京电影学院主办的“北电大讲堂:文学与电影”第二季第四期顶峰对谈举办,作家毕飞宇、编剧梅峰围绕故事里那些未曾言说的内容,探讨人心褶皱里的尊严、伤痛与隐秘欲望,思索文学与影像的内在关联。活动由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讲师、编剧于帆主持。
秩序的确立不必依赖大纲
和当下不少创作者动笔前先拟定写作大纲的习惯不同,毕飞宇坦言无论是短篇、中篇还是长篇,他写作时都不拟大纲。“我了解我自己,我不太可能在写作过程中迷失自我。我的表达方式和天性都是讲秩序的。面对一个讲秩序的写作者,再有一个大纲,我的劳动将会变得非常枯燥。与其说我不愿意写大纲,不如说我在创作过程中给自己留下写作的幸福感。”他同时表示,不写大纲也并非绝对,“我今年62岁了,倘若现在要启动一部耗时5年的长篇,写到第三年或者第四年的时候,我对前两年的工作是否还有把握、是否还很清晰,我不敢说。但是50岁之前,无论我写多长时间,也无论我写了多少内容,我对小说中的大事件是很清楚的。恰恰是因为我心中有数,所以我不写大纲。”
如果说小说创作未必需要依托大纲,那么电影剧本创作又是否存在这样的例外?梅峰表示,自己过去写剧本也不写大纲。“写作是跟着人物走、去寻找人物可能性的过程,写大纲容易前置性地把编剧固定在一个位置。”写作过程中,比大纲更重要的是跟着人物推进叙事、为人物创造符合其性格的可能性。梅峰在给本科班上剧作课时,常会提醒同学们,要先去找一个自己想写的事、想写的人,把这两样东西找到了,就可以进入写作了。如果只是停留在剧本大纲阶段,会让更多时间花在了经营它的完整性上。
文学与电影的“迷人”时刻
无论多么复杂的小说,都由叙事与描写两部分构成。毕飞宇谈到,“叙事是一个撇开时空,带着作者强烈主观性的表达方式。而描写不一样,描写需要沿着时间和空间次序往前走。”他举例谈到,演员徐帆曾出演由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青衣》,后来徐帆告诉他,自己最喜欢小说《青衣》结尾处的这句话——“筱燕秋知道她的嫦娥这一回真的死了。嫦娥在筱燕秋四十岁的那个雪夜停止了悔恨。死因不详,终年四万八千岁。”毕飞宇感到,徐帆不仅是一个好演员,而且她对语言特别敏感,这句话正是自己在书写过程中突然放弃描写而转向叙事时所写下的。这句话在影视作品中,除了用画外音表达外,别无他法。“在我看来,这正是小说最迷人的地方,除了准确描写之外,小说还允许一位作家用叙事的方式伴随描写。而电影可以用更多极致的、综合的工业方法完成描写,有时候仅靠镜头还不够,还需要灯光、音乐等辅助描写,使之更加精确。”
梅峰在创作电影《浮城谜事》剧本之前,经常在天涯社区浏览故事,这部电影的灵感正来源于天涯社区中的一个帖子。“这个故事的迷人之处,在于它写出了人的困境,写出了人在特殊生活环境下所产生的一种近乎应激反应的状态,人产生怀疑、愤怒,犹如一个受到刺激的动物开始采取种种防御性行为。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她的婚姻怎么办?财产怎么办?主人公以‘斗牛’一样的状态去试着面对这些问题。”
在电影《浮城谜事》中,演员齐溪饰演乔永照的情人桑琪,影片中她假借原配陆洁之手去对付更年轻的情人蚊子,她隐忍、克制,许多戏剧张力都潜藏在人物的沉默与眼神里。毕飞宇被这一眼神深深吸引,“她的眼神永远是那么紧张。她时刻担心那些本不该属于自己的生活会瞬间离去,而她对生活的担忧,也吸引一部分观众产生了对自己生活的担忧”。文学能完成这种“眼神”吗?毕飞宇表示,电影和文学都有各自擅长表现的内容,电影有时可以做到文学无法做到的事,有时永远做不到文学书写的内容,这正是媒介转换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困难的对话与言说
毕飞宇的小说中对话极少。在他看来,对话之所以难写,是因为描写语言、叙事语言与作家是零距离的,但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对话同小说里的人物是零距离的、同作家却有着无限遥远的距离。“如果五六个人在一起说话,说到最后全都变成作者一个人的声音,这是不可取的。”
梅峰也感到,对于编剧而言,对话尤为难写。“很多时候,人不会把对生活场景、戏剧场景的真实反应通过语言诉说出来,言说需要通过很多层克制与过滤。”在梅峰看来,文学写作同样面临对话难题,但文学可以通过对心理活动的描写来窥探人物的真实想法,在这一点上,电影很难做到。他希望编剧加强“潜台词”的锻炼。潜台词就是文学里的心理活动。人物身处特定处境时,内心思绪纷繁复杂,一旦外化出来,可能只有寥寥数语,甚至一言不发。把文学中的心理活动直接转译成台词、让人物说出心声并不是一个好方法,好的潜台词不是作者去交付,而是需要观众去破译。
面对难以言说的未尽之言,留白是否能成为文学和电影兼而可行的方法?在毕飞宇看来,如果一位作家大量使用留白,很多时候并非出于他的本意。读者根据其对生活的理解,从留白中感知到人物想说的话,进而产生共鸣。“但我们看古希腊诗歌、《诗经》中的抒情诗时会发现,这些诗歌无不是直白的。留白是后来的事情,也是没有办法的无奈之举。我们要区分留白和含蓄,含蓄是高级的,给人一种特别的美,一个人到了一定年纪才能学会含蓄。”说到留白,梅峰最先想到的是绘画,绘画中之所以有留白这一概念,是由其构图本身决定的,留白带来了视觉结构的改变。将其移植到叙事中,我们会发现好莱坞古典主义电影模型是不允许留白的——前面设置了一个“线头”,后面一定会给观众一个答案,但是好莱坞古典主义之后,现代主义来了,我们会看到电影中有大量留白,比如科恩兄弟的《巴顿·芬克》中就用到了留白,盒子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电影始终没有交代。这在古典主义时期是不可以的,但是为什么现代主义时期就可以?梅峰认为,这是因为故事的叙事重心已经发生了偏移,《巴顿·芬克》不是为了表现案情,而是为了表现一个天才百老汇年轻作家是如何被好莱坞机器给吞噬的。
活动现场,毕飞宇和梅峰都谈到了创作与当下生活的紧密关系。毕飞宇表示,从《推拿》之后,他的小说都与自身经历的现实紧密相连,虽然“回顾”总是诱人的、好写的,但每当萌生书写过往的念头,他总会想起一位文学评论家在看完《平原》之后的委婉意见——“《平原》写得确实好,但是写得好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作家忙了半天,写了一部很棒的小说,但是从他的作品中看不到其跟当下生活的关系,我觉得这可能不太好。”从那以后,毕飞宇选择将目光投向当下。
直到今天,梅峰也保持着看社会新闻的习惯,“关注现实,意味着我们要看见普通人的生活,去思考我们的生活在何种意义上值得进行表达?我们要通过一部电影、一个故事,对这个时代做出一种评价,我想这是任何时期的创作者都不应丢失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