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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2026年第11期|苏北:慕汪斋漫记【三题】
来源:《散文》2026年第11期 | 苏北  2026年11月18日08:13

女作家笔下的汪曾祺

汪曾祺先生和女作家交往的故事,坊间流传甚多。我也知道不少。

汪先生第一次见到铁凝,两人并不认识。汪先生穿着一件灰色棉衣,慢悠悠地说:“铁凝,你脑门上怎么一点头发也没留呀?”后来铁凝回忆说,他打量着我,仿佛我是他久已经认识的一个孩子。几年后在石家庄见面,铁凝送给汪先生一本书,汪先生看了扉页上的签名,指着“铁”字说:“铁凝,你这个‘铁’字的金字旁写得太潦草了。签名可以连笔,但不能连得不像个金字旁了,是不是?”这也是铁凝日后回忆的。铁凝说:“这件事我很难忘,因为除了我的父母,已很少有人能当面这么直爽地指出我的毛病。这‘毛病’,我当时还视为‘潇洒’呢!”

宗璞是哲学家冯友兰的女儿。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演话剧,在巴金的《家》中饰演一个老更夫,宗璞还记得。八十年代,宗璞与汪先生一起参加太湖笔会,在船上,汪先生递给宗璞一张香烟盒的纸,上面写了一首诗:

壮游谁似冯宗璞,打伞遮阳过太湖。

却看碧波千万顷,北归流入枕边书。

宗璞非常高兴,多少年后还保留此字条。

《江南》杂志主编袁敏还很年轻时就认识了汪先生。一次到汪先生家去玩,抱着自己只有九个月大的儿子,汪老头屁颠屁颠地为小孩蒸了一个鸡蛋羹,抱过小孩,要亲自喂,没想还没有喂上一口,小孩一大泡尿,洒了老头一身。袁敏尴尬至极,而汪老头哈哈大笑:“好!男子汉大丈夫,想尿就尿!”

香港的舒非与汪先生有较多交往。有一年舒非到北京,要去先生家。可舒非是坐的巴士,七转八转,到了之后发现汪先生正在院子里等她,此时天正下雨,汪先生没有带伞,舒非赶紧走上去,问等多久了,先生说:“一个多小时了。”

在先生家吃完晚饭已很晚,告别走上大街,才发现雨已下大了。汪师母送她到路边,等了很久,才来了一辆的士,打开车门时,汪师母忽然往她口袋里一塞,说:“这是老头叫给你的。”还没来得及看,车已动了起来。舒非打开一看,是四十元钱——汪老头担心她没零钱付车费。

车军认识汪先生非常偶然。1997年3月,车军在《北京日报》写了篇散文《爱是一束花》,写她妹妹乳腺癌开刀的事。手术前她特意上街买了一束鲜花放在妹妹的床头。妹妹是建筑工人,小学四年级赶上“文革”,结婚十二年没住房,却又得了乳腺癌。她就写了这么一个故事。汪先生看到大为感动,立即打电话给邵燕祥和林斤澜,让他们看看,之后又给两位“布置作业”,让每人写一篇读后感,自己也写一篇,一起给《北京日报》去发。报社当然高兴,十多天后发出,又通知车军开个小型座谈会,请来三位老作家,也请车军参加。这样车军便有机会认识了汪先生。见面时,汪先生送给车军两本签名著作和一幅画。——这里需要宕开一笔,汪先生对当时散文界一些矫揉造作之风深为反感,所以见到青年作者有真情实感的纯朴之文,非常感动,甚至有一种为之大声疾呼的迫切之态。

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汪先生忽然去世了。

车军后来说,得到汪先生去世的消息,一整天呆立窗前:看柳枝随风狂舞,听鸟鸣在枝头惊慌失措……

女作家高蓓算是汪先生的小同乡,时任《扬州日报》记者,赴京采访汪先生,赶到汪先生家楼下,见汪先生西装笔挺地站在楼下,以为先生是在等她呢。原来是先生犯糊涂记错了日子,以为当天要出外开会,正等车来接。见到家乡来人,汪先生也很高兴,于是上楼。采访,拍照,一两个小时过去,临别,先生说:“还得给你画幅画呢。”于是铺纸研墨,给高蓓写了一幅字:“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又在一幅已画好的《丁香图》上题了“高蓓饰壁”四字。

没承想当夜汪先生即发病,没有几天就去世了。

先生的书法和那幅《丁香图》,高蓓更是当宝贝,那可算是先生的绝笔呢。可是回扬州后,《丁香图》被一个同事借去,借出之后再也没有要回来。高蓓再要,那人说给别人买走了,一万块钱。要给高蓓一万块钱。画上有高蓓的名字呢,她怎么会同意,之后竟成了打不完的官司。

这些故事,现在都收在这本书里。这本《女作家笔下的汪曾祺》共收录七十七篇怀念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出自六十八位女作家之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这个老头儿呢?

我想不出原因。除汪先生有“巧思”,写一手美文外——汪先生去世后,他的师母张兆和说:“曾祺笔下如有神,这样的作家越来越少了。”——大约多是因为汪先生的为人,他的“人间送小温”吧。

作家赵大年在回忆汪先生的文章里说:“为什么许多女孩子喜欢汪老?我亲眼所见,开会也好,外出采风也好,所到之处都有女孩子围着他。在温州划小船,我的船上都是男性朋友,汪曾祺的船、林斤澜的船,挤满了女郎,白发红颜,一道令人嫉妒的风景线。”

汪先生自己也说他在美国时给夫人施松卿写信:“不知道为什么,女人都喜欢我。真是怪事。”聂华苓说:“老中青三代女人都喜欢你。”

汪先生信后还说:“我不致晕头转向。我会提醒我自己的。”(1987年10月20日家书)

哈哈!这个汪老头!

编辑此书的金实秋先生既是汪先生的同乡,又是一位资深的汪曾祺研究者。多年前他编著过一册《汪曾祺诗联品读》,今又费时费力,把散落在各种典籍中女作家回忆汪先生的文字辑为一集,以便喜欢、研究汪曾祺的读者、学者,阅读勘查。

一个小红本

少年时的东西几乎没有,青年的东西也微乎其微。因为从家乡到黄冈到北京再到合肥,我搬了无数次的家,可以留为纪念的东西都在搬家中丢失了。而手中的这个小红本,也是幸运,不知怎么一直就留在了身边。

这个本子是一个普通的工作笔记,窄窄的,红色塑料皮面,上有金色“1990年”字样,说明已经有三十五年历史了。打开这个本子,我的青春扑面而来。因为1990年我也才二十八岁,应该还是青年的时候。

这个本子之所以有点意思,是因为记录的内容还比较好玩。比如那年5月25日,我记:“中午到乡下找蚕沙子和浮萍,小浅身上痒。”“蚕沙子”即农村养蚕的蚕屎,浮萍都是知道的吧?蚕沙子和浮萍怎么配就可以治疗婴儿身上痒呢?又是谁教我的呢?一点不记得了。小浅是我女儿,那时才两岁。两岁的婴儿用浮萍和蚕沙子煮了水洗就可以止痒吗?还有:“下乡到湖滨。晚上住湖滨。早上起来草鱼下面,非常好吃。”那个时候从县里到镇上,晚上得住下来。草鱼是我们那里的土话,即鲫鱼。湖滨是天长的一个小镇,在高邮湖边上,因此得名。湖边鱼肯定多,而且都是活的湖鱼,极鲜,因此才有草鱼下面,也应该算是当时比较有名的一道早点了。不知今天的湖滨是否还有草鱼下面这个吃法。接着还有:“听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叫胡国太的人,是个‘老社会’,他的老婆特别贤惠。客人来了,家里没菜,把抱窝的老母鸡杀了待客;没草烧,拔菜园的篱笆。”这应该是当时我已经热爱上写作,于是记下了一个写作的素材。抱窝的鸡不同于下蛋的母鸡,而是孵小鸡的老母鸡,这算是够残忍的。没草烧,说明那时候每家还烧大锅。菜园的四围一般都用树棍子扎一个篱笆围上,去拔菜园的篱笆烧火,这个老婆真是可以的。

以上的细节都是与时代相对应的,现在如果写那个时代,没有这些细节,你凭想象能写好吗?

在6月份又写道:“今天六一节,晚上为儿童准备了一台晚会,基本成功。妻子和小浅也来参加了晚会。”我还策划了“晚会”?都是些什么节目?后几日还有“下午某某同事到我办公室玩了一套醉拳”。6月4日还有“到防疫站,见到司马贵梅,会跳舞”。隔一日,又记:“与司马学跳舞,教我跳花四步。”这个事情我记得,那个时候文化宫每天晚上也有舞会。单位周末也会在会议室举办,装上彩灯,扎一点彩球,朦胧灯光下就可以跳起来了。我到体委去学跳舞是单位派的,其他单位也有人来,跟着老师学,学会了再回单位教。

那个时候真是流行舞会呀。我家边上的灯光球场,每天晚上都是大喇叭吵到半夜,男男女女有上百人,大多为青年,在那里跳慢四和华尔兹。其中一个姓邵的女的,舞跳得特别好。不久前回家乡,饭桌上一个朋友还说,那个时候在球场见到小邵跳舞都不敢看,太美了。其实内心有强烈的渴望,可是自卑,被美镇住了。

早在4月记了一条,还是比较大的事。12日:“阴。有风。写了一个短稿《玩笑》

。女儿小浅闹得厉害,不知怎么了。晚上与秀妻溜冰(是灯光球场上的旱冰,那时非常流行),秀跌了一个大跟头。”

紧接着第二天,又记:“早晨风很大,有七八级。上班后正与同事聊昨晚舞会事,忽然一个妇女来报告,说‘你老婆忽然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立即跟去,秀妻坐在一辆三轮车上,脸色惨白,嘴唇亦无血色。后找车送妻回家。估计是昨晚溜冰累的,早晨又没有吃早饭,骑了那么远的单车去上班(其中有一个大上坡),低血糖犯了。回到家,小浅非常听话。”

这事我也是记得的。那天正在对面办公室聊天,忽然一个女的跑来,说:“你老婆晕过去了!”当时给吓得不轻。还有句话比较有意思:“回到家,小浅非常听话。”说明人即使是“小不点”,也是极有灵性的。女儿虽才两岁,也已经会察言观色,知道妈妈生病了,所以“非常听话”。

在7月又记了一些:“吃西瓜。小浅左手大拇指因她推大板凳砸肿了。”7日 :“吴汝雨来。中午在饭店吃饭。吃西瓜。天气炎热,三十六度。下午政治学习。”26日:“上午正常上班。下午到广播站结算稿费。中午大雨。雨后空气清新。一个新鲜的世界。”

一个新鲜的世界!看到这些,我心中顿时涌起一股热来。

这是真的那时的我呀,那个嘴上有着柔软的青春的胡须的我呀!

重读《名士与狐仙》

1996年9月的一天,我将汪曾祺先生刚写的小说《名士与狐仙》带回,几天后发在《中国城乡金融报》的副刊上。这是一家金融单位办的报纸,但那是报纸最好的时代,每家报社都想把自家的副刊办得全国有名。当时我负责副刊部,也想顺应形势约名人稿件。我们领导十分支持我的想法,每篇名家稿给一到两百元的特别稿酬,在此之前我曾向汪先生要过林斤澜和王蒙的电话,给林斤澜电话号码时汪先生很痛快;要王蒙的时候,汪先生犹豫了一下,有一点点为难,可还是很快地抄给我了。给林斤澜打电话,林先生真是好,听说是汪先生介绍的,非常热情,问我们报纸是什么风格,让寄样报给他看看。我立即寄了几张,有一张上面正好有我写自己女儿的一篇散文(那时我孩子七岁)。林先生看后,就给我也寄来一篇写儿童的,并附一信,说见到你们报上有写孩子的文章,我手头正好也有一篇,看可适合。并附言说:这一篇在香港发过,按惯例香港内地同时发不算一稿两投。——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惯例,到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个惯例。

汪先生除这一篇外,还有一篇《不朽》,也是我去他家看到他刚写好即要过来(汪老头还真是“随遇而安”啊)。回来没两天也给发出来了,我即用信封装上两百块钱稿费和几张报纸,打车给先生送过去,同时将手稿原件奉还,只留了一个复印件。那时我们没有什么手稿意识,只是觉得他的字好看,又能看到涂改的地方,可一窥像他这样的大作家是如何遣词造句,又是怎么修改的,好学习一点创作的方法来提高自己。

除这两篇外,我还编过汪先生的《“诗人”韩复榘》,还请汪先生给我们的副刊《文苑风》题写过刊名。有年春节,我还请先生给我们作过一幅墨菊,并题下“为中国城乡金融报副刊作”。可惜那时我大大咧咧的,他写下的刊名和为我们作的画交给编辑照排后,再也没有要回来,我估计编辑、校对们也不会珍惜,塞在大信封里,过一些年就送了废品站了。

为什么写下上面这些呢?是因为这两天在书房里整理书,翻出一本浙江文艺的《汪曾祺小说》,翻到《名士与狐仙》一篇,看见文后赫然印着“载一九九六年九月六日《中国城乡金融报》”。这册书是2003年6月印的,我在扉页上写了:2003年11月30日购于安徽图书城。这个书出了已经二十二年了,我买此书时是四十一岁,如今已经六十三啦。于是我坐下来,把这篇小说又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读后感慨良多:当年编发的时候,我对汪先生的人生经历并无多少了解,只是喜欢他的小说。他去世几十年来,我反复研究,对他的学养、身世等有了更多的了解,再看这篇小说,便有了许多新的理解,也有许多会心的地方,知道这样的小说是如何写出的。

可说的很多,我拣重要的说个一二吧。

小说的主人公杨渔隐其实是有原型的(汪先生自己说过:“我的小说都是有原型的,让我沙上建塔,我办不到。”)汪先生的生母就姓杨,杨家是高邮大户,汪先生小说中说“有八房”,应该是真的。杨家在高邮现在还有一爿老房子,在老城的北门,我后来去过多次杨家,那个院子里也是有一大棚的木香花的。汪先生曾有诗:“高坡深井杨家巷,是处君家有老家。雨洗门前石鼓子,风吹后院木香花。”写的就是当年杨家的情境。

小说中写道——

杨渔隐很爱小莲子,毫不避讳。他时常搀着小莲子的手,到文游台凭栏远眺。文游台是县中古迹,苏东坡、秦少游诗酒留连的地方,西望可见运河的白帆从柳树梢头缓缓移过。这地方离大淖很近,几步就到了。若遇到天气晴和,就到西湖泛舟。

看到这里,我立马就想到这是汪先生借用了《儒林外史》中杜少卿在南京清凉山与娘子看梅花的桥段,可是目光刚下移两行,就看见汪先生自己也写道:“有人说:‘这哪里是杨渔隐,这是《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

《儒林外史》这本书我是后来才读熟的。其中的杜少卿,因为是我家乡天长县人,感觉格外亲切,也记得更牢。杜少卿为人豪爽,视钱财如粪土,出手义气,有“千秋快士”之称号。他在南京清凉山,一手持盅,一手牵着娘子,这是一个极风雅的事件。作者吴敬梓对他这个人物也是饱含深情的。

至于《名士与狐仙》提到的“田黄鸡血图章”,汪先生自己就有一块。文尾张汉轩聊天的保全堂药铺,本来也是汪家的祖产,汪先生童年经常在店里玩耍。什么小莲子、琵琶闸也是熟悉至极。现在开车经常从琵琶闸那儿过,每每看到蓝色的路牌上三个白色的字,便会想到这篇小说。

以上这些文外的细节,在我初读这篇小说时是一点也不知道的。这是读汪近四十年才积累起的一点经验。知道这些有什么好处吗?当然有。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至少可以在阅读时为你提供一种别样的亲切。

唉,要是早年能知道这些,就好了。

【苏北,安徽天长人,著名作家、汪曾祺研究专家,安徽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散文》《十月》《大家》《文汇报》等发表作品一百五十多万字。作品入选多种选本。著有散文集《城市的气味》《呼吸的墨迹》,回忆性著述《汪曾祺闲话》《忆·读汪曾祺》等。】